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水浒传》,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于盗匪,也是够有想像力的。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写剧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水浒传》,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水浒传》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嗝嚓”一声杀掉。《水浒传》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水浒传》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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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人丰坊
丰坊字存礼,是浙江鄞县人,后来改名道生,字人翁,一字人叔,别号是南禺外史。他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做过几种不大的官儿。关于他的事情,最为人道的有三种。第一,是他以书画名世,特别是书名,生前身后都很大;第二件是他在嘉靖十七年上疏“请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为世所讥;第三件是他伪造多种古书。
这第三件上,我以前讲过他伪造石经本《大学》的事。除此以外,世传的《子贡诗传》,一般认为,也是他伪造的;还有几种经书,他也分别撰造“古本”。有趣的是,他把自己改编的“古书”称为“世学”,如《古书世学》、《鲁诗世学》之类,或者说是传自远祖丰稷,或者说是他曾祖丰庆从朝鲜、日本使臣那里见来的(黄宗羲《丰南禺别传》说丰庆是丰坊爷爷,错了一辈儿)。这有一点贻先人羞,不过我们知道他的为人后,便会觉得这对他实在算不得什么。
第一件不必多说,他的字今天还可以见到,写的一本《书诀》也传了下来,在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书法的见解。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件。说来话长,正德皇帝没有子嗣,杨廷和主持立储,选的是兴献王(宪宗次子)的世子朱厚,便是嘉靖帝了。嘉靖登基不久,便为了皇统和家系继承问题,在朝中发生了“大议礼”之争,简单说来,就是群臣要依古礼行事,要嘉靖以孝宗为皇考,把自己的爸爸兴献王作“皇叔”。嘉靖不肯,君臣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暂听了群臣的意见,只是把兴献王改称为本生父母,没有叫“叔叔”。但此事不过搁了起来,并未解决,更总有人顺着皇帝的意思,重提此事,以为进身之阶。嘉靖得了支持,便改了前议,遂至大起风波,二百多大臣跪在左顺门前呼天抢地,大哭孝宗皇帝,算是一种示威行动。最后的解决,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廷杖,十六人被打死。在被廷杖的名单里,头一位便是翰林学士丰熙,他幸免于死,给谪到福建镇海卫,死在那里(漳州云洞岩有他当时写的《鹤峰云洞记》石刻,很有名)。丰坊是丰熙的儿子,自己也因为议礼被贬,却又违背父志,上这样的疏,所以人们要看不起他。他大概是揣附帝意以干进的意思,嘉靖看了他的上疏,确实也很高兴,由严嵩主持讨论,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却没有让他做官,估计丰坊一定很失望。
丰坊是个怪人。有许多故事,听来像是笑话,却可能是真的。有一个叫方仕的人,从他学过写字,后来常冒他的名,丰坊气得不得了,恨恨地说要挖出他的眼睛来。便有人拿了一对什么动物的眼睛来骗丰坊,说是方仕的,丰坊居然信之不疑,大大地报酬了一番。第二天便见到双睛完好的方仕,丰坊吓了一跳,方仕说被抉去眼睛,有鬼可怜他,取死人眼放在他眼眶里。丰坊也信了,置酒为他庆贺。
丰坊曾设醮三坛,祈请一灭倭寇,二灭伪禅伪学,三灭跳蚤虱子。他把蚤虱恨得无以复加,尤在倭寇之上,每年都要请道士来驱虱,他们便串通仆人来骗他钱。又一事,丰坊要下乡收账,仆人和债户串通,拿来农人簸谷用的大扇子,说乡下各家造了这东西,要等他下乡时来偷偷扇他,要他中寒。丰坊说,这些乡下人真鬼,那我就六月间再下乡,他们就拿我没办法了。仆人又骗他梅雨期应该把钱拿出来晒晒,他便晒,仆人趁机偷去一件,丰坊一数不对,仆人便再偷一件,要他重数,这回却对了,因为他只会数单双。——这样的人,果然败了家,没有保住先人留下的万卷楼。他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曾和别人闲聊,说起几十年前曾在正阳门上见着凤凰,别人不信,他就指着十三四岁的书童说:“他也见着了。”小书童说:“是。”又对一个和尚说他曾在通州见到屋子那么大的西瓜,钻到里面去喝浆,也请那书童来作证。所以他其实是个滑稽玩世的人,对世俗的一套很烦。有人要他留宿,他先是说非自己的床睡不着,那人居然把床从他家里搬了来,他见计不成,又说肚子疼,还是溜走了。——因为他讨厌那人求他写字。
他这类的故事还很多,不一一讲了。明代理学很盛,丰坊的性格,便是压抑下的怪胎。他的先人以理学名家,他自幼也浸在里面,后来造作伪经也罢,写注疏论文也罢,都摆不脱那些道道。但他心里可能是厌恶的,我们看他骂朱熹的话,十分难听,又骂杨荣只因为老婆姓朱,便采用朱子的学说等等,虽然都是信口开河,也可见出他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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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清初流放罪人到荒徼之地,最有名一处是黑龙江的宁古塔。传说中舜流共工于幽州,不过是如今的河北辽宁一带;须到得宁古塔,才知祖国之地大物博。从北京出发,要走上几个月,沿途人烟绝灭,白骨暴野。活着走完这长路的人,见到目的地,本该油然而生幸存之感,但面前的景色又会让他心中一凉:几个零落的村屯散布在海浪河边的平野,而那个被一种像是栅栏的东西围着的大村子,就是声名响亮的宁古塔城,黑松流域第一要镇,满洲发祥地,宁古塔昂邦章京和两位副都统的驻所,流放者中的大多数从此将要度过余生的地方。
清政残暴,流人极多。曾有那么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说的是塞外流人之众,成千累万。另一种说法是“居民共道天气暖,迁客来多天意转”——流人一多,气候也跟着转暖了。在宁古塔,十三省无省无人,倒像个代表会议;名卿硕彦至者接踵,相嘘相濡,翻将边外绝域,化成避世桃源。
宁古塔的第一位士人领袖,便是今天要说的张缙彦。
此人颇有些不倒翁的气味,走到哪里,也是兴致勃勃。——其实,他一生中,在宁古塔这最后几年,或是最兴致勃勃的一段时光。当初来宁古塔时,便浩浩荡荡地带着大批图书,十来名歌姬,一副要扎根边疆,从此乐不思蜀的架势。到了宁古塔,便呼朋引类,送往迎来,主持起事务来。
谪戍到宁古塔的诗人很多。这些人大抵敏感而脆弱,从妩媚的江南,落到这举目无非荒山古碛、白草黄云的地方,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张缙彦便要出场,请他们聚会,帮他们安排生活,或许还将随遇而安的享乐哲学传输给他们。比如有一位祁班孙,初到时极其苦闷,慢慢就高兴起来,学着张缙彦的样,置办女乐,还娶了一妾,给自己煮蘑菇吃。不过此人最终未能安心于边疆建设,日夜谋归,后来以贿得脱,逃回浙江,做了和尚,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名诗人吴兆骞说张缙彦虽是“河朔英灵(张是河南新乡人),而有江左风味”。张缙彦在宁古塔发起七子之社,约了一班吴兆骞这样的人,重新玩起过去的一套,载酒征歌,竟无虚日,看来是要将这烟瘴之地,认作山阳竹林了。他性喜山水,遍访当地风景——名山大川自然是没有的,但小山小水还是颇可登临,其中多数连名字也没有,他便一一给取上名字,记载下来。
他(以及流人杨越)的另一件功德之事是教授当地土人以中原的耕种之术。
在这些活动中,意外地展现出一种享受生活的独立姿态。——之所以说意外,因为这些性格,在从前的张缙彦身上,简直是找不到。
在到宁古塔之前,他的大半生可以用“游移”二字概括。在正史中,他是入“贰臣传”的。先是,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他从兵科给事中给超擢为兵部尚书。此时此职,乃是俗话所谓的“别人偷驴你拔橛”。转眼间大顺军进城,他便投降,后来又逃走,到家乡治兵,和南京的福王搭上关系,仍得授原官。顺治三年,走投无路的张缙彦又向洪承畴投降,从此改做大清的官。最后因党争和文字狱的缘故,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人,气节二字是绝谈不上的。但明末士人的遭遇,实在凄苦。不唯政局早已崩溃(在汉人建立的百年以上政权中,明朝肯定是最坏的一个),信仰也发生危机。贰臣如此之多,而坚守大义的那一班人的抗争又如此激烈,都说明着一些情况。生死事大,不能以责人。只好说儒家建立的两大评价体系,一曰忠信,一曰仁义,内在便是冲突的。至于低贱的戍卒或土人,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然张缙彦死后,宁古塔不会满城皆哭。
张缙彦给自己做过不少辩解,今日读来无趣。他晚年在宁古塔时,不知心里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但我们看到的是,徙宁的士人,有各种立场,各种身份,有顺民,有遗民,有曾当政的大员,有民间的反对派,都相处得极好。在宁古塔,政治消失了,生活并没随之破碎,反倒恢复了些自治,甚至——虽然身为罪人——比关内的人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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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人人都爱陶渊明,因为他确实是个浑然的人,借用苏轼的评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不像后代许多人,先要喧之再三,“我要隐居了”,等大家都听到,才找个地方隐起来。——如藏猫猫游戏,虽说藏,还是希望被人找到的。曾经假装隐遁的李白有名句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白笑什么呢?他以处为出,曲线求仕,佩服自己的精明,所以要偷笑。
严格说来,只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才有隐士。另外,只有“士”,才能成隐士,普通人不做事,顶多算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身为士,不去治人或候补治人,也不愿被人治,不事天子,不友王侯,便成化外之民。皇帝必然痛恨隐士的废君臣之义,但隐忍不发,因为要给儒士面子。——自称孔孟之徒的儒士与皇帝合作,心里多少有一点不好意思,需要高抬隐士之德,作为幻想中的价值平衡,良心的后路。
陶渊明归隐后做什么呢?种种地,看看山,喝喝酒,写写诗。这样的生活,听上去高妙,认真过起来,是有些单调的。散淡如陶渊明者,也未必满足。我们看他的诗文,时有郁气和寂气流露。平日闲居寡欢,慷慨独歌,一听到有访客,就很高兴。他的心情比做官时要好很多,但还是有些闷。《易》里说,遁世无闷。但事情哪里有那么容易。
在有所不为这一方面,陶渊明做到了,做得非常好;但在有所为的另一方面,则未知何所止泊。宋儒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就真德秀的原意而言,本是再可笑不过的痴人妄语,但细想起来,居然说到了悲剧的主题。不是陶渊明的个人悲剧,他归隐后虽然穷一点,寂寞一点,大多时候还是快活的,比真德秀辈所能想像的快活得多;但几千年中的所有隐士呢?
在陶渊明,无可指责。就算任何事也不做,也无可指责,何况他还写下了不起的诗呢。就个人而言,任何一位隐士都无可指责。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