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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纾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鞮侯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所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也至少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国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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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惟危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在普通的时代，在普通的性格中间，它多半无伤大雅，只要机智的成分，远超愤怒或仇恨。
但对有些人来说，什么事情都会演成让人诧异的形态。明代中叶的大臣焦芳，对江西人的愤怒，几至常情难以测度。焦芳因为党附太监刘瑾，在明代的名声很不好。其实，他的劣迹并不丰富，只是性格褊急狭隘，每生一点恨意，便存在心里任其酝酿。他日常专以说江西人的坏话为乐，曾裁减江西的乡试名额，主修孝宗实录，则对江西籍的大臣任意丑诋，还举前朝名臣如王安石、吴澄的例子，说他们败乱国政，结论是不能“滥用江西人”。
通常以为，焦芳受过江西籍阁臣的气，故移怒于全省。但官场中的摩擦，本是顶普通的事情，何至如此？此人大概与人交往有一点障碍，积累下许多怨恨，江西云云，不过适得其会，易于发泄耳。明代人原本喜欢说江西人的坏话，《金瓶梅》中有段对话，一位说，那人这么蹊跷，肯定是江西人；另一位说，他虽然确是江西人，但并不蹊跷，——可见江西人常给戴上“蹊跷”的帽子。
那时江西人善做生意，在农业社会，这已足够成为嫉恨的理由了。远在更古的时候，齐地的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楚王曾当着晏子的面讽刺齐人善盗，悻悻之意，溢于言外；直到南北朝的时候，仍有人詈骂齐地风俗浅薄，专慕荣利，给齐地士子起外号叫“慕势诸郎”，甚至流传一个“怀砖”的故事，说太守初上任，齐地的百姓怀里揣着一块砖来磕头奉承（砖触地会很响），等到太守卸任，又怀砖而来，这次是来砸他。这种故事，一听就是编排的。
明代一位首辅李贤，说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钱都弄光了。另一个叫王士性的人，说江西商人善做无本生意，“张空拳以笼百物，虚往实归”，意思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空手套白狼”。农业社会对商人的最初反应，便是如此。焦芳敢和江西全省的人作对，因时乘便罢了。只是他的心理实在问题不小，余怒未了，又把整体的南方人骂在一起。在朝中每次罢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兴上老半天。
南北之争是老话头。元明之后，这一争论本来已近平复。热闹的时候是在北宋，太祖赵匡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令不得用南人为宰相。这一离奇的政策施行了两朝，直到宋真宗时王钦若入相，才告终结。但那时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准，便一直排挤南人。他试图压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边鼓，挤掉了一位南方人当状元的机会，下朝后洋洋得意地说：“又为北方人争得一状元。”北宋前期，北方状元二十四人，南方状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在，而不能据此认为那时北方人的书念得更好。
寇准的洋洋得意，与焦芳的欣欣自喜，是很不一样的笑容。宋人平和，南北之纷纭从未构成祸端，或引出激烈可骇的言论。后来，大家一古脑儿跑到江南避难，更是不要提了。真正的南北之争，出在东晋至隋这么一个长长的时代里，因其牵扯了政权、文化、士族、民族诸多方面，利益相涉，表现得格外激烈。
一次著名的辩论，发生在公元五二九年。主辩的双方，一是南梁的使臣陈庆之，一是北魏的大夫杨元慎。陈庆之在酒席间说到北方是蛮夷猾夏，正统还是在南方政权，引出杨元慎一大篇演说。杨元慎第一攻击南方的风土，说那里气候潮湿，多生虫蚊，人皆断发文身，舟行水息；第二攻击南方的口音；第三攻击南方的政治，举刘劭、山阴公主等为例，以证其荒暴。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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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的权利：夏姬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像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也许春秋时代是个选择。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不会想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很少有偷袭的事，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实在是没办法，抱歉得很。
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如雷般地过敏。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
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做罢。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
“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天下美妇人多得多，为什么非得娶她呢？”
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大大地改变了心意。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
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屈巫在楚国心不自安，索性携夏姬逃到晋国，在那里给楚国捣了许多乱。夏姬的故事到此总算结束，她和屈巫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晋国的名臣叔向。
史籍不曾描述夏姬颠倒众生的容色，人们只好去想像。后世的正人君子，想像之后吁一口气，着手攻击夏姬。刘向《列女传》说她“殆误楚庄，败乱巫臣”，不过是祸水论的老调。而在春秋时期，夏姬的名声虽然不好，也绝不曾坏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负责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个多情而放纵的美丽女人，如此而已。
春秋人对许多后世视为比天还大的事情，都持松弛的态度。战国时还有这样的遗风。楚攻韩，韩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向韩国的使者解释秦国无力救援，是这样说的：“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脸皮薄的也有。孔子见南子便是有名的故事。其实，逾礼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南子虽然名声不好，但求见孔子，也只是致敬之意，当时，君夫人会见外臣，是常见的事。但子路竟然生疑，而孔子也指天划日地发誓。——所以说春秋时代包含着各种观念的苗头。到了后儒那里，对此事看得比孔子还重，腾口辩说不甘人后，本来挺干净的一件事，让他们越描越黑。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地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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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荀粲字奉倩，魏晋时的名士。他的父亲是荀彧，岳父是曹洪，都是《三国演义》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荀粲以玄学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