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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最表面的例子。隐士都喜欢渔弋山水，喜欢写山水诗，画山水画。陶渊明是这样，后来的人也是这样。没钱的，要找一处风景美好的地方，山居岩栖起来；有钱的，会盖园子，装点山林，虽只是片山数石，也以为野趣盎然。人都欣赏自然之美，为什么隐士为甚呢？也许是简单的象征，也许是面对山峦，更觉得自己体玄识远，萧然远寄吧。
但是，如此爱山，如此爱水，止于观赏，对满目的松师石友，竟从不曾发生知识的兴趣，是件奇怪的事。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实的考索，没有一个人去建立新知的体系。天天混迹在自然界中，对自然的运行，毫无体察，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人人如此，代代如此，一直到两千年后，才出了一位徐霞客。
在人皆入彀的时代，隐士是最当被寄予希望的一批人，难得的独立群体。可惜一直没有独立地发展，像镜中人，虽然相反，却仍是主流的影像。没有新的价值观，所以屈原会自杀；没有新的思想，所以陆羽要大哭。从道不从君，但道又在哪里呢？隐居求其志，但何为其志呢？这不是他们的遗憾，这是我们的遗憾。
在陶渊明，已经觉到精神的孤云无依。天道幽远，鬼神昧然，他就像没有信仰的苦行僧，虽可屡空晏如，终究顾影自怜。他的喝酒，大概也是想摆脱灰暗念头的纠缠。鲁迅说陶渊明“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这抚慰就是酒了。“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其实天运并非仅此，只是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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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非天下式：卜式
想当年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烦费巨亿，天下虚耗。弄钱的办法，也都想遍了，直到连打鱼也要收归官营。只是国用未见丰足，贫者反而益贫。那时毕竟是古代，富人还没什么觉悟，不要说不肯捐输以佐公家之急，有一回山东发水，向他们借，都借不出钱来。
忽有河南养羊大户卜式上书，愿意捐出家财的半数，以助军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呢？汉武帝又喜又疑，派使者去问他有什么要求。卜式说：没什么个人要求，只是觉得县官和匈奴打仗，有官爵的应该出命，有财产的应该出钱。话说得如此朴实，在武帝耳中，不啻时代的最强音。汉武把这话和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却说：此非人情，不可以为“化”以乱法。此事便搁下。几年后，招赏降人花费太多，迁徙贫民的钱告缺，卜式再次提出捐输二十万钱。当时富人争相匿财，一捐就是这么多的，普天下不多不少，只有卜式一位。这一回武帝感动得再也受不了，立拜卜式为中郎，另有赏赐，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这里提到风和化。风就是教，如风行草上，化则是从风而服，随风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风化是主要手段，后来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属此列。在林立于古代的种种榜样中，卜式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位。有意思的是，对道德榜样的褒扬，是许以名利，想让人知道做好人可能得“好报”——即有利可图，一方面宣扬反功利即为道德，一方面又以功利劝善，只能令道德的涵义本身发生堕落，执行长久，后果不问可知。
数年后吕嘉造反，已经官为齐相的卜式又上书“愿死之”，即报名从军。他养羊的本领了得（曾传有《卜式养羊法》，虽是伪托，可见他在古代畜牧业的声望），打仗是不行的，年纪又老，确实和送死一样。武帝不让他去，下诏表彰说：今天下有事，各方官员贵显没一个挺身而出的，只有卜式一个好人，“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百姓学习，“天下莫应”。
武帝一手颁告缗令，一手褒扬卜式，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而百姓仍然不肯分财给天子。于是大棒上场，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抵破家。结果怎么着？“民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挣点钱都花了，也不肯留给官家。每回读《汉书》至此，我都要叹气：怎么汉朝人的觉悟这么低呀？
从卜式前后的作为看，这个人确实是老实的好人，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问题出在武帝身上。古代政治理论，一大核心是要与人类趋利的本性作斗争。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率天下为善，倒是率天下为伪。
至于如何富国，既充实中央财政，又不使民间经济失去活力，说老实话，在抑商扼巧、天下以贫的古代，是条死胡同，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通常的情况是，对富人，无事任其胡为，有事力加搜刮。明末崇祯年间，财政崩溃，亡国在即，这时有一位李琎想出主意，请搜刮江南富户，以实军饷（郭沫若曾夸赞此议为“相当合理的办法”）。大学士钱学升疏论曰：
“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
这自然是典型的富人立场；历代也多批评此论代表着富贵阶层的自私、不与国家共患难。是的，确实如此。但自私毕竟根于人性，是通过制度来利用亦即限制，或通过制度来抵制亦即纵容，那也是古今之分野了。
“秦皇不行于巴清”，说的是巴寡妇清（据说近年已被封为“中国的首位女企业家”），采矿致富，用财自卫，不受强秦的侵犯。至于“汉武不行于卜式”，自是指汉武大力树立卜式，终于无补于事。当然，所有这些都怪不到卜式头上，他的本色是牧羊，爱国，做好人，哪里能够对后面的事负责？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王莽
王莽篡汉，几乎开创“恶劣的先例”。本来，士人也罢，儒生也罢，在权力中的角色，至多为辅弼，为师保，大如孔子，也不过人称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强仕而死，或另投贤君，或退守其身，哪有图穷匕现，自己要做皇帝的，岂不破坏了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说，后儒之喜欢骂王莽，也不无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轻时，时人有个评价，说此人“敢为激发之行”。什么是激发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务活动中人家宴请，虽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旧例，鱼贯而往；偏偏有一个人不肯去，弄得别人不舒服，他也不管，这便是敢为激发之行了。这类人，按古代的说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诈大伪之徒。王莽呢？哪样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俭，和家族的风气太不一致，似乎巧伪，但在他而言，既非发乎性情，也不是从小立志骗人，只是读经走火入魔，真想以身为天下率。
虽然出身权势之家，但在政治活动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当皇帝，一半是迷醉权力，一半还是因为攒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负，施展不开，看着刘家的政治不耐烦，忍不住赤膊上阵，先是想当周公，后来就要当尧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当时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着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众望所归。
汉武帝与儒生立约，共享天下，但儒生不是铁板一块，有得意的，有失意的，有持此论的，有持彼论的。汉昭帝的时候，有一个叫睦弘的儒生，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上书称汉运将终，劝皇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顺天命。又有一个名儒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封事中议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被定为意指禅代，和睦弘一样，下吏而死。
官天下就是把帝位传给贤人，家天下就是传给儿子。五帝在三王之前，按越古越好的理论，自然优越于夏商周，而为儒家的理想社会。这种禅代理论，后世是不大有人提的，而在西汉，还是儒学中的普遍观念。王莽当皇帝，在西汉儒生看来，也算不上怎么大逆不道。
王莽初掌大权，给儒生大做好事，广修学校，增加儒生做官的机会，还在长安“为学者筑舍万区”。很快天下的儒生骚动起来，以为于私则高官立至，于公则大同可期。几次征召之下，各地的学者成千成千地奔赴长安，还有更多自费前来的，共襄盛举，唯恐人后。尤其弹冠相庆的，是古文学派的儒生。西汉后期今文学派得势，古文学派在野；王莽兼学今古，但后来遵奉古文经学。古文学者果然给他贡献了许多方略，大者如按《周礼》对社会大动干戈，小者如修明堂，也按《考工记》的说法，修成四室五向。
王莽筑明堂、辟雍，本是工匠役夫的事，偏有太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他平毁傅丁二后的陵墓，又有许多读书人亲执畚锸。两件大工程，都是二十天便成。王莽拒受新野县封田，全国有四五十万人上书请愿，要加封王莽，宫门前连着好几天都有众人聚集，有点像静坐示威，直到王莽得到九锡之赏。这些事情，固然有出于王莽的布置，但与后世如魏忠贤事等大不一样，舆论确实站在王莽一边，而舆论从来是由士人控制的。
当时的名儒，多和王莽交好，著名的有刘歆、扬雄、桓潭，还有平晏、马宫、唐林、薛方等辈。他能当上皇帝，内靠家族势力，外靠的便是儒士。当皇帝后，他一板一眼，按照儒家思想，托古改制。他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大多荒唐，但没一样是他的发明，而都来自经书。有些举措（如改官名，地名，人名，甚至匈奴名），只是让人笑话，有些如公田口井（土地国有），五均六管（工商国营），望似不那么可笑，恰弄得天下沸腾。而做这一切，本来是要直奔大同的，那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旨归。
新莽末，起来造反的，是农民、商人、吏员和刘氏宗族，儒生只是在大势已去后才投奔新主。东汉以下，王莽的名声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王莽篡汉和改制，对儒家是尴尬事。大家痛骂新莽，而对理想的破产，缄口不提。此后的儒学，转为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个人理想为补充的看守主义，不再有什么社会理想，故得以从这次破产中存活下来，当然，从此也脱却了激进的色彩，不再有什么高调可唱。王莽没有背叛儒学，不知可不可以说儒学背叛了王莽？把他一个人扔在道上，独领千年骂名，自是丢卒保车之意。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试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