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待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①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陇东钓鱼，西安拉线（1）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
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此人能力太强，与军统的联络都是独自进行，虽然组织上提供的假情报经过审查，但是，焉知此人有无私相夹带？
赵苍璧设计一个局，派治安股长涂占奎执行。
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这一份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从天而降，截住张凌汉！可是，反复搜查，连驮子底下都翻到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
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凌汉怎么回事，张凌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塬、沟交错，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登到塬上的挑担人。张凌汉以前就认识这个人是保安队的，赶紧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赵苍璧，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审讯得知，这个张凌汉只是复兴社成员，并未受过特务训练。赵苍璧又设计反用张凌汉，可是，这个家伙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峰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是不干了。①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凌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没有多大油水。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要求派个正式交通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金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合水县剧团的刘某。这下，又新发现个特务，而且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但是，高巍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监控范围。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①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颐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六十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升任教官。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陇东钓鱼，西安拉线（2）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二百元，其他每人二十元至五十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六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
1941年的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
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
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
这下祁三益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
吴南山灵机一动：“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祁三益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一路侍候。眼看邻近延安，祁三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