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记长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
第四章 拔除钉子
“东方福尔摩斯”出招（2）
原来，布鲁向周兴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装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就是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兄弟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黎竟民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被捕，布鲁也流亡海外。
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秘密党组织，在巨港的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特支，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
布鲁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工友。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遣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员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李锦标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击中。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布鲁，布鲁设计用炸弹将二人一齐炸死。
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哩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星洲日报还刊登现场照片。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受伤的左手，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
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
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
至于布鲁为何被任用搞保卫，《陈龙传》说布鲁在上海时属于特科系统，当时的领导人邱瑾后来就调到延安中社部工作。也有人说布鲁只是工会系统，并未参加特科。这段历史，就连布鲁的妻子吕璜和战友都说不清楚。作者曾找到布鲁在上海海员工会时的上级，但老人已经脑软化，记不得过去的情况了。无论如何，布鲁在南洋从事过保卫工作，又有上海地下活动经验，搞保卫工作还是颇有基础。
见过世面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装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察。周兴同意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之行。
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却也风度翩翩。那单手使用打火机的功夫十分帅气，更使党部刘书记长相信这个特派员是个大地方来的人。
“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一点儿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优瑜。这一对走了延长，走了延川，每到一处，国民党县党部都恭恭敬敬汇报，奉上特工报告。
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特务手段！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开展斗争就有理有据。
可是，布鲁的行动大胆奇特，也引起内部同事的疑虑。中社部部长康生得知此事，把布鲁叫去狠批一顿：你这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国共合作时期，你对友党搞化装侦察，不考虑政治影响？
康老板批评得是否正确，保安处的干部也是各有看法。对于布鲁的敢想敢干，倒是都有共识。布鲁这个“东方福尔摩斯”却并未因为领导的批评而改变作风，反正我把情报搞到了！①
第四章 拔除钉子
延安城里有个双重身份的县长
延安的双重政权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些人物早就有着双重身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部还是由共产党员创建的。后来国共分裂，有些共产党员背叛组织投向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也有些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中秘密为共产党服务。陕西省政府派驻边区的国民党县长们也是身份复杂，既有共产党的叛徒，也有潜入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
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叫做肤施县政府，县长马豫章与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都是中统要员。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②
马豫章县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属于陕西省政府地下共产党员杜斌丞的关系，此时就主动报名，来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这个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文革期间，陈伯达还说陕北米脂马家是地主篡党，导致马豫章的后代挨整。现在还有文章说这个马县长是通过统战工作争取过来的。①
肤施县政府并非空架子，马豫章手下还有一支武装——县保安大队。这支国民党武装就驻扎在共产党的首府，时刻威胁党中央的安全。马豫章如果不能控制这支武装，在县衙门里面也是孤掌难鸣。周兴又设计为马豫章发展关系。经查，这肤施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翼，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调动失掉组织关系，现在政治态度不明。
延安城里，崔翼租住的院落里面，添了一个邻居老杜。崔翼在延安人地两生，遇到一个性情随和的邻居，很快和老杜交上朋友。一来二去，两人都探明对方的实情，这老杜原来是边保副处长杜理卿！杜理卿为崔翼恢复组织关系，又让崔翼把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安插进保安大队任职，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对付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这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安排一个勤务员马英海。这马英海年纪虽小，却是红二十六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经过边保十里铺便衣训练班的培训。马英海的任务还有收集破纸卖废品，这样边保就可以从废纸中收集肤施县党部的情报。没想到，高仲谦对这个没有文化的陕北小伙儿也感兴趣，要发展马英海为中统的情报关系。于是，少年马英海就成了双重特务，在国共双方都合法。马英海在延安和西安之间跑交通，把高仲谦在延安搞到的情报都交给共产党的保安处审查，筛选之后送到西安中统。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掌中。②
第四章 拔除钉子
“磨擦专员”、“越境将军”、“联络参谋”
延安周围，边区境内还有几个专区，其中绥德的情况最为复杂。
绥德地区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本来就是陕北苏区的地盘，1936年红军东征，国民党趁机侵占这些地方，国共合作之后，这些地方又划归陕甘宁边区。还有几个县虽然原来不是苏区，但由西北军、东北军移交给红军，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八路军在绥德驻扎三个团，与山西日军隔黄河对峙。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掩护在司令部秘书处
，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绥德各县都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形同县长，与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分庭抗礼。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向来是反共专家，到任就积极争权。绥德的抗敌后援会本由共产党创建，出于团结抗日，将会长让给何绍南，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任副会长。可这何绍南并不安于虚位，千方百计夺取实权，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由，调来保安队400多人，又在当地收编土匪流氓，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绥德地区各县，这样，绥德地区又有了何绍南的第二武装。何绍南大搞“磨擦”，1939年5月授意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八路军官兵数十人；9月面谕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暗杀八路军副营长尹才生；10月指令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
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陕甘宁边区称之为“磨擦专员”。何绍南去西安开会路过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登门问罪，警告何绍南：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但也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肖劲光又带何绍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更不客气，指着何绍南的鼻子骂他是“磨擦专家”！
挨骂归挨骂，何绍南回到绥德还是照样磨擦。八路军驻扎绥德的兵力有限，一时奈何他不得。
不久，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开赴绥德。三五九旅是主力部队，旅长王震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震立马绥德，兼任绥德警备司令，共产党方面立即实力大振。国民党方面，则叫唤王震是“越境将军”。
“越境将军”斗“磨擦专家”，且看谁家得胜。
常人不会注意，王震手下，还有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
为了开展双重政权地区的情报工作，保安处委派的情报干部一般都掩护在驻军之中。最早有驻洛川的叶运高，还有驻绥德的刘子义、叶荫农。1938年8月，李启明带陆伦章（柳风）来到绥德工作。
初学情报的李启明，一下被推到独当一面的位置。七里铺一期训练班还没有结业，李启明就被派到瓦窑堡，不久又到绥德，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国民党搞情报常用金钱收买，李启明手中可没有钱，想起以前在白区发展地下组织的经验，决定从团结进步青年入手。绥德的“抗敌书店”本是情报密点，陆伦章就在这里当店员，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进步青年聚集。来这里看书的人有好有坏，有的表面进步实际生活乌七八糟。李启明到这里物色对象，最感兴趣的是坚决抗日并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人。
不久，李启明发现，有两个山东青年正派直率，不像其他国民党员那样追逐声色。一个叫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一个叫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鲁南稳重，龚震乐天，两人与李启明成了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常常一起弹琴鼓瑟，李启明唱京戏，那两个就唱鲁剧。初步交往消除隔阂，李启明开始对他们讲些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鲁南和龚震早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钦佩共产党坚决抗日，于是也向李启明介绍国民党内部情况。开始，这二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待到与李启明交情渐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两人就无话不说，直至接受李启明交待的情报收集任务。后来，李启明又发展保七团少校团副张振声。革命烈士后裔慕青在绥德国民党党部工作，也主动找李启明送情报。
不久，李启明又意外地见到七里铺一期的同学毛培春。1938年9月间，训练班尚未结业，毛培春就接受秘密任务，投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