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 第74部分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啊。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背后的红榉木门带来了穿淡绿色长裙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鸡翅木桌面上。我看不清楚淡绿色长裙的姑娘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姚主席的宽恕。

　　我不敢向姚辉云去提问。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点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想，他们是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

　　“这是一份工作聘用合同。”姚辉云发话了。“需要签上你的全名。请你签上丁仆。”

　　我刚签完字，他就站起身穿过一扇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你们会以为，我在那一式两份的合同第三页末端签完自己的大名后，就要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敢向毛主席保证，共产党手段再高明，我也绝不会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当我回到会客室，在淡绿色长裙的姑娘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丁仆的任务不用早九晚五的上班和下班，也不用把睡眠不足的时间在开会上补回来，而我必须像我目前这样每天写6000字，哪怕是日记；或者是出门去游山玩水、泡妞；或者是给文学爱好者们吹吹牛聊聊天，有可能的话争取捞个什么弘扬主旋律的奖回来。作家协会负责每月支付给我1500元创作经费，在我以“作家丁仆”的名义出书、发表作品之前，先要做一番宣传造势。

　　在做宣传造势的时期，作家协会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时也到电视台演播室当面回答女主持人很弱智的问题。你比如，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啦？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你认为你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打算改变文坛的现状吗？等等等等。说句实话，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又怎么能去管别人呢？但大幕既然没有拉下来，我们还是要生活，还要避免恐怖，还要解除注定的痛苦，还要战胜长久的黑暗，还要抗拒这非人的世界。也只有这个时候，文学倒是可以给予我一种力量，让我有所反抗，有所思考。至于我的写作能否改变世界，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我对此毫无奢望。因为我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这里真的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自从与作家协会签下那份合同后的种种成就。我记得，有一次，应省高校的邀请，我去给南昌市的一些文学发烧友作专题演讲。因前一天晚上和几个美女喝了太多的酒，所以第二天起得比较晚。当我从学校礼堂主席台的右侧走到中央时，那里有一把椅子，我一个人来到中央，下面挤满了人，大约有两千多人，而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空空荡荡地站在那里，和椅子站在一起。我毕直地在站在台上，台下没有一丝声响，我都不敢呼吸了，睁大眼睛看着台下黑压的人群。这样，足足过了二十三分钟，我才开始十分疲倦，嗓音沙哑地说，“想不到在这里会有那么多热爱文学、热爱小说的朋友。”我说完这句话后，便微微仰起了脸，并挤下了几滴眼泪。只过了一会，我前面就出现了掌声，掌声一浪一浪地扑过来，立刻充满了整个大厅。我看见那些学生把手都拍疼了，这让我感到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趁着这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我大声宣布：先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掌声一下子就没有了，我把一只手放到了椅子上，另一只手使劲地向前一挥，并声音响亮地说道：

　　我将迟到，为这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这其实是茨维塔耶娃的声音。我本打算告诉他们，对于渴望的心灵来说，任何“相会”都显得太迟太迟……就在那些学生憋住吸呼，等待着我往下朗诵时，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主席台上强烈的光线照在我的脸上，我敢肯定，当时我的脸一定像那只通了电的灯泡一样，雪白明亮。就那样，我站了足足有十来分钟，还没有朗诵“变灰”之后的诗句。我就听见台下开始响起轻微的人声，这时我的手又一次习惯性的使劲向前一挥，大声说：“我……”再后来，我只好把自己摔到在地上，因为我把下面的诗句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句都想不起来……我只好摔倒在地。姚辉云和淡绿色长裙的女秘书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姚主席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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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与作家协会签下那份合同后，我几年前写的那些小说不仅一一得已发表，而且像热乎乎的盒饭那样畅销。有几家电视台的导演还打算把其中的一部描写大学生下海经商题材的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丁仆发了，发得大红大紫。我因此就放弃了猫头鹰蔡胜利那洗涮台墙上挂着木边大圆镜、每月300元租金的套间了吗？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呢？为了小雪的缘故。

　　1984年的一场大风雪在元旦前一天降临。从九江开往杭州的火车迎着漫天飞雪缓缓行进在赣东北绵延的山脉中。车厢没有暖气，我裏着大衣蜷缩在结了霜的车窗旁边，瑟瑟发抖。车窗外所有景色都笼罩在一片灰白色里，缓缓向后退去，这个元旦前的黎明显得格外萧索。由于春运，返乡的人太多，我没买到卧铺票，只好夹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里。我感到浑身上下脏得难受，胳膊和腿全都冻僵了。

　　火车每前进一步，我心中就多一分忐忑不安。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去见小雪的家人会是什么结果？在一个停车十五分钟的大站，看到开往九江的返程列车时，好几次我都想立刻跳下车去，登上返程车逃回九江了事。一路上天寒地冻，我已疲惫不堪。同车厢的旅客鼾声震天，几乎让我根本无法入眠。望着窗外那沉沉暮色里无边无际的群山，我不住地对自己说，小雪的父亲，还有她继母会接纳我吗？

　　小雪提前回家准备，已经到家两天了。她理应和父亲提过我要去她家见他们的事。我坐在脏兮兮的车厢里，一个劲儿劝自己要往好处想：应该很顺利，不然她会给我打电话的。既然没有通知我取消行程，就是顺利……

　　小雪很崇拜父亲。他是位中学校长，对教学死心塌地，一辈子顽强地固守在清贫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他的同意，小雪是不会带男朋友回家的。

　　还不到早晨五点钟，火车驶过钱塘江大桥后，就一头钻进了深卧在迷濛的灯光和烟雾云层之下的城站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原本在杭州的清泰门外东北侧，始建于1906年；1910年才从清泰门迁移至城内，改称“杭州站”。　据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被日本人轰炸过两次，所以当时大部分站房都被炸毁。后于1941年重建。新建的杭州站采用日本奈良时期的古建筑风格，砖木混凝土结构、大屋顶、绿色琉璃瓦、清水墙体、斗拱飞檐，檐口角上有4个铁铃；其直线组合单纯的建筑形式，除了给人以一种质朴、潇洒的视觉冲击力外，也给了我更多的冥想的空间。

　　铁道旁住家炉灶清晨冒出的烟雾，远处新建工厂冒出的烟雾，空旷街道上出租车冒出的烟雾，与晚冬的新鲜空气一同升起，甚至还有雪松枝燃出的呛人黄烟，以及早餐的味道：牛肉煎包、小米粥、虾肉小笼、　粉丝、甜甜圈、喉口馒头。

　　一声汽笛长呜过后，火车停靠在一站台，透过眼前缓缓移动的玻璃窗，我寻找小雪的面孔。

　　小雪站在月台上。车还没有停稳，我就跳了下来，正踩在一小块冰上，脚下一滑。我赶紧伸出胳膊保持平衡，险些把手里的皮箱摔个稀烂。一个穿风衣的中年人不满地冲我大声嚷道：“你没长眼睛啊？走路也不看一下。”

　　小雪朝我跑过来，不安的脸上带着倦容。她没有上前拥抱我，却在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你真的来了呵，丁哥，”小雪娇嗔地喊了起来，“哦，天，你领口上有煤烟。”

　　“没买到卧铺。”我没好气地回答。

　　“路上还顺利吧？”小雪客套地问了一句。

　　“顺利。”我说。小雪裏着一件厚实的银灰色羽绒衣，头上戴着一顶枣红色圆顶帽，脖子上系着方格围巾，简直像陌生人。北风从冰雪覆盖的群山刮来，直穿过我的外套，钻进怀里。我顿时觉得身上好像只披了层薄薄的棉布。

　　“小雪，我们还在你家过春节吗？”

　　“丁哥……”小雪小声说，尽管努力克制，我听出那声音还是有些颤抖，“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我傻乎乎地问。

　　“我没有告诉他们。没说你要来，没说我有男朋友。”

　　我使劲咽下一口气，看看周围灰蒙蒙的街道一声不哼。此时的街道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两端高高竖起的电线架则给了我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忽然觉得自己真是傻到家了，既然还想到在这里同他们一家过春节。

　　于是，我没好气地说，“很好。”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冒出这句话来，眼看小雪一大早裏着围巾楚楚可怜地站在自己面前，脸蛋冻得通红。

　　“我本打算把你要来的事，”小雪呑呑吐吐地说，声音小得不时被风声淹没，“昨天晚上，我正打算提……”她甩甩头，“我们从外面吃完饭回家，我以为能和爸爸单独在房间待会儿。可哥哥带了女朋友进来了。然后他们就谈起表姐的事，我哥哥说跟着表姐一起出去做生意的女孩都给人骗了，外地男人是靠不住的，爸爸就坐在那儿点头。我不知道他是同意哥哥的说法，还是因为一到九点钟就犯困才点头，可我就是说不出口……”

　　“不说也好，小雪，”我告诉她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没关系。”我下意识地动了动手套里的手指，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几乎冻僵了。我心想我得去吃点早饭。

　　“我不能在这儿陪你，”小雪说，“我得回去。爸爸一会儿要出门去舟山开会。我希望在送爸爸上车之前能和他单独谈谈。”

　　“这太好了。”我高兴地说。

　　“街道对面有个旅馆，”小雪指着四五十米外的一栋*层楼建筑说，“你可以先去那儿，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七点钟过来找你，行吗？”她望着我，满怀期望。

　　“当然可以，”我一口答应，“等一住下来后我就去吃早餐。”

　　“哦，丁哥，亲爱的……”小雪走上前，两手托住我的脸，“我是不是太没用了？真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别这么说，小雪，”我告诉她，“能在这里见到你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然而我心里却十分清楚小雪是对的，她的确让我失望，甚至有些吃惊。小雪一向敢作敢为，真诚坦率，办事向来不用操心。尽管这消息令我失望，这元旦的早晨又天寒地冻，但我心里反倒有几份欣喜，她终于失败了一次。我曾无数次让小雪的期待落空，未来的日子里恐怕依旧如此，现在我们之间总算扯平了，我怎么会责怪小雪呢？

　　“没有，亲爱的。”我灰头土脸，疲惫地朝她笑了笑。“你不用担心，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一直都在那儿等你。”我指指旅馆，“去送爸爸上车吧，嗯……”我凄然一笑，“也替我向他问好。”

　　小雪苦笑着，眼里噙着泪花，猛一转身，迈开大步就走。穿着厚重的皮靴，脚下打着滑，不过她走起路来还是一样轻快。我目送着她，直到她拐了弯消失在车站广场星星点点的灯光里。一个满心疑虑的父亲，一个多嘴多舌的哥哥可能现在已经在屋里等她回去了。我提起行李包，穿过薄冰覆盖的马路来到歌德大酒店门前，花了一百三十元，开了一个标准间房间。打开房门的时候，我猛地想起，忘记祝她元旦快乐了。

　　酒店的房间陈设非常普通，墙垣粉白，窗明几净，而钉着仿皮面的橡木家具结结实实，显得特别整洁。我脱了衣服，进入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洗了个热水澡。还不到六点钟，我便下楼出门去吃早餐。街道上阒无一人，风已停止。沿着雪堆之间的街巷，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有家餐馆的门打开了，一个身材滚圆，个头不高的妇人出现在门口。这时，一个头戴红色羊绒帽的七岁小女孩背着书包，啍着歌儿，轻快地从她身旁走过。“我们的祖国像花朵，”孩子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