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 第39部分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但当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　”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害怕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了。我们是人；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我国处在威胁之下，正受到欺负……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那么就会极端危险，但是我国很贫穷。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中国人对我们有几个政策：侵略和占领我国；设法在经济上削弱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反对中国我们首先必须不仅仅打仗，也要使我们强大起来。依我看，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是一支耗费国家资源的力量，而应该也成为一支强大的生产力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战士们立刻拿起枪杆子。没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生产。他们将是生产的最好的和最高的象征，生产得比谁都多。当然，这并不是个新事物。

　　现在，我们的军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就保护了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和独立。如果中国反动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再贯彻执行，这将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越南能做到这一点。越南已经有5，000万人口。越南有老挝和柬埔寨朋友，有安全有利的地形。越南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人类的支持。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同志们听说过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谁担心我们会输给中国？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不想结下民族仇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觉。是他们要和我们打。今天我也想让同志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中国辩护过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六十国党起来反对中国，只有我替中国辩护。

　　我们越南人民就是这样。我要继续重申这一点：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坏，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没有恶感。然而几个中国领导人的阴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提他们是一个集团。我们不提他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坏的。我们说那是反动的北京集团。我再次严明地这样说一遍。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50年内，或者在100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现在，当然没有人再怀疑了。但是五年前我肯定没有同志会怀疑中国会攻击我们，但是还就有这样的同志。这些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件事。但是我们—黎笋和领导层就不这样。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在这篇讲话中，为了推卸中越战争的责任，黎笋不惜重提十几年前的旧帐，还以偏概全、编造谎言、避实就虚，算是挖空心思了。

　　但事实就是事实，黎笋的伎俩也瞒不了世界人民明亮的双眼。在中越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时代报》就中越战争由谁负责作过专题调查，采访很多当事人及大量的越南难民，结果认为责任在越方。天理毕竟昭昭，又岂是黎笋欺骗隐瞒得了的？

　　1979年对越之战对中国影响之大超过历次卫国战争，光就其惨烈程度就直逼朝鲜战争。尽管朝战中国军队伤亡将近60万人，对越只伤亡2万6千，但60万人多半伤亡于美军优良装备之手。中国军队对美步兵作战素质向来蔑视，对其战法也呈批判态度。事实上，志愿军当年赢得朝鲜战争胜利，一半靠志愿军优良的战斗素质、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半靠志愿军高对手一筹的战法，美军始终没有很好的应对战术，更不要说从战法上超过志愿军。但对越作战，使得中国军队首次面对一个与自己曾经如此相似，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军事作风还是战斗素养，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文思想。我们是在与自己的影子作战吗？

　　这场战争当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有认真的总结，有严肃的反思，还有不少胡说八道。

　　对于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有人曾经这样评价：

　　人民并不需要战争，但是战争使平民变成士兵，使士兵变成仇敌，他们相互厮杀，然后一起永远沉于尘土；历史牢记着巴顿、拿破仑的名字，却没有人记得士兵。

　　的确，看看中越边境两边如林的墓碑，看看两国充满争端的南海地图，那些盖满大地的死难者总是给生者太多太重的压力。站在烈士为你我、为祖国倒下的地方，很容易让人悲痛，很容易引人回忆。回忆不仅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过去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会生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结果。

　　黑子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的确想把自己所闻所见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出来；对此，我开始表示理解。我在下面转载的，就是黑子的亲身经历。他当时是43军129师387团二营四连的一个普通的战士。

　　这是一段被封存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刻骨铭心。战斗中每一天的生生死死，恐怖与黑暗，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将终生伴随着他们，直至死亡。

　　二十几年前的越战给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造成“战争综合症”；但是，中越战争却夺去了我们无数战友弟兄年轻的生命，同时给几十万中国军人造成的“越战综合症”，却少有人问津。这段历史，长时间地缠绕着黑子及他的战友们。即使到了今天，我作为黑子最要好的挚友，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段经历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会重新公正地审视那场战争。

　　由于不擅长写小说，黑子在他的日记中往往词不达意。加之仅仅是个人经历，难免以偏概全。不过，这又有何妨，因为我相信，千真万确那是他用生命所记载的历史。那怕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每一位官兵，并没有银幕上的豪言壮语，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大、伟岸；可以说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他亲爱的战友！不管他们表现如何，都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因为当时他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崇高信念就是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刀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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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军界以及政界高层都知道中国将要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黑子所在的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随时准备开赴广西。七十四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向仲华指挥的中国军队东线集结的部队由广州军区第41军、42军、55军；武汉军区第20军、　43军、54军和成都军区第50军组成。

　　许世友给东线部队下达的任务是：从念井、平益、孟麻、龙邦突破敌人阵地。主力沿通农向高平穿插迂回，以一部兵力歼灭河广越军独立营、道农独立营、851团3营、246团，然后向高平发起进攻，协同42军歼灭高平地区之敌346师主力。42军从那花、布局、水口、洞桂突破，首先攻占东溪，切断公路，防止敌人增援和逃跑，集中军主力在五天内歼灭高平之敌。以55军攻歼同登守敌。43军指挥127师攻歼支马、禄平之敌，保障战役翼侧安全。

　　战役发起前，又增调第54军为战役预备队。战中又增调20军58师，50军第148师、150师参战。空军引而不发，在中国边境线内巡逻。海军和海军航空兵，在中国领海内演习和游弋，以配合作战。　　

　　为了充分做好作战准备，各军在扩编、开进的同时，也以主要指挥员和军区作训部门已经先行到达凭祥、龙州、靖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制订作战计划。同时组成军区前方指挥所，进驻南宁展开工作。　　

　　各参战部队以火车输送、摩托行军、徒步行军快速向战区机动，于1979年1月8日前进至待机地域，包括四个军、三个地炮师和高炮师、三个铁道兵团、一个通信团、一个防化团完成部署和展开。航空兵十三个团另六个大队，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也同时进入前沿机场和阵地。海军南海舰队在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百余艘和作战飞机百余架。各部组织严密，在无空袭和无敌情顾虑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集结任务。

　　黑子回忆1978年冬天的情景时说，“这一年福建的冬天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常情况下，这是迎接新兵欢送老兵的时间。由于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因此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形势教育、战前准备以及应急训练。”

　　黑子和那些从福建部队抽调过来的第一批新兵被转给43军129师387团，因为这批新兵到部队时间晚，团领导决定首战先用他们。“由此我们知道43军是第一批开赴中越边境前线。”他说，“又过了十来天，我和那些新兵都到了广西桂林。新兵一到，各连开始忙了起来，主要是新兵的思想教育。因为难得有一当兵就碰上打仗这种事情。　

　　“那时，连队的黑板报内容都是有关对越作战的。比如，越南如何号称要当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越南如何驱赶华侨；越南如何在边境地区打死打伤我边民，等等。对连队的教育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越南实施惩罚性打击；山地作战特点、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等。”

　　“关于对越作战的名称问题，开始都是称‘中越自卫反击战’，感觉上好象是根据‘中印边界反击战’的称呼类推过来的。战后统一定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当时，在全团各连，大家都是积极的，从没有听说谁怕打仗而表现出退缩的意思。从我所在部队的情况看，团以上干部都是打过仗的。而且我们部队参加过1950年广西剿匪、1959年西藏平叛、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个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由于新兵来时有的家属陪送新兵到部队，因而当时随新兵到部队的有少量亲属。这些人到部队后，也知道了部队将要开赴前线的消息。而当时团里开会通报情况时，强调要做好这些新兵亲属的思想工作。但从实际情况看，并没有新兵亲属有不支持工作的情况。那个年代大家的思想都很正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渴望投身于一个为某种目标而奋斗的集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积极上进，意志顽强。”

　　“来自北京的丁顺茂就是干部子弟，他身高一米八三，高鼻梁，眼睛有点偏灰蓝色，说话卷舌音很重，据说他有满族八旗子弟的血统。他在团里画画，因为不够上进，班长都当了好几年，却一直得不到提干。丁顺茂本打算复员回北京。自从部队进入战备等级后，他对连长肖保国说：‘如果真打仗，我去，这没说的。但如果不打仗，我就等着复员了，你也别管我’。可以说，当时的干部子弟比起农村兵来更有勇敢上战场的心态和思想准备，毕竟父母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我们班里有个来自河南洛阳的新兵，是姐姐送弟弟到部队的，得知弟弟就要去打仗，她每天偷偷躲在屋里哭。丁顺茂也陪着人家掉眼泪。连队战前开会时，他就对那个新兵说‘我得感谢黎笋，是他给了我机会，要不我就复员了。当兵不打仗那才叫窝囊啊！你也用不着害怕，我们四连个个都是最优秀的。’可见他是敢想敢说敢做的性情中的人。他后来在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现在已经复员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