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五十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 波尔布特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
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
柬埔寨独立后，类似过去历史曾出现过的情形，被包围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北面的泰国和东面的南越。泰国和南越政府都声称拥有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但由于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而被搁置。而越南从1946年到1975年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西哈努克政府对外采取中立路线，对内则实行残酷统治，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
从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
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
1963年5月，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为了安全起见，他与同在黑名单上的英萨利和后来成为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宋成相继离开金边，避入位于金边东部的磅湛省的丛林地区，在一所被称作“100号办公室”的隐蔽地区开始了他们革命生涯的新阶段。
1965年，波尔布特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
同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
1970年3月，柬埔寨国内政局大变，右翼分子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国家政权，西哈努克被迫流亡。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境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
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
尽管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当美国对柬埔寨进行侵略打击时，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波尔布特审时度势，立即调整了斗争策略，与西哈努克结成了同盟，参加了由西哈努克任领导人的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
1975年元旦，民阵在全国发起总攻。4月17日，金边傀儡政权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当1975 年和平降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进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边时，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都已被炸得粉碎。这个国家看上去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带着疟疾病毒的蚊子在弹坑里兴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4月19日，柬埔寨全国解放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波尔布特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波尔布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就在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攻下金边的第二天，柬共就发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称为了应付美帝的入侵，需要进行全国性的大疏散。所有的金边市民被接到通知，要在一天内疏散到农村去，因为美帝要来轰炸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柬共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
下一步，红色高棉向罪恶的根源—货币开刀了。办法同样简单，就是直接废除货币，全国只能物物交易。柬埔寨就象穿过时光遂道一下子回到了史前文明，人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实行物物交易的原始方式。然后又建造合作社，把所有人仿军队编制划分在农庄里干活，夫妻不能同居；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年青男女不能自由恋爱，婚姻要靠上面指配。为防止反动势力串联，红色高棉取消了交通运输，取消了邮政电信，全国以步代行，鱼雁传书。
这就是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当然红色高棉还有很宏伟的共产主义前景规划：“今年（1977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不过直到民柬寿终正寝时，这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是没有实现。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
由于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从而成为柬埔寨国内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源。
对于由波尔布特亲手导演的这次大迁徙，一个来自金边叫MR．CHUM MEI的是这样口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两天后，全城就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 ’ 那些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MR．CHUM MEI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
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而对那段尘封的历史，曾担任过*中联部副部长的蒋光化，1977年访问柬埔寨，后来他写过一篇《纪实》的文章，其中记载：“仅三天时间，金边200万市民全部撤到了农村，其他城镇也是如此。200多万人毫无思想准备，一声令下，男女老少丶老弱病残都在惊恐中弃城而去，有的没吃没喝，病者缺医少药，在整个撤民过程中伤亡离散者甚多。我们参观访问，从金边到经过的全国城镇都是空的。这是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奇异现象。”—见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第13页。
法国的《巴黎竞赛画报》2003年7月9日登载了一篇《神秘的红色高棉》的文章，对波尔布特驱赶金边市民也有记载：“庞大的迁移人群中还包括躺在担架上输液的病人，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因此而丧生。接下来的事情不太为人所知，却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柬埔寨突然悄无声息，对外部世界完全封闭。几十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柬埔寨人在稻田和森林里倒地身亡，他们有的是被抢击中后脑，有的是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也有的是遭受酷刑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疾病或体力不支。”
1975年6月21日，波尔布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见到心目中的偶象，波尔布特一进门就激动地说，“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毛泽东被波尔布特的虔诚感动了。波尔布特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柬埔寨共产主义规划：“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这是一幅多么宏伟壮阔的共产主义蓝图啊，毛泽东兴奋而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学生，激情难捺，久久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