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几个月前分居后在沃尔多夫居住的住所，飞往拉斯韦加斯完成居住期。
吉尔伯特采取了严密的安全防范，防止他的离开可能导致的布鲁斯公司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任何市场恐慌。布鲁斯公司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去向，他们被要求发誓保密。他使用了假名—爱德华·西顿（Edward Heaton）。（斗志昂扬的爱德华①，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吉尔伯特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安装了私人电话线路，可以直拨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总机，这样，来电者可以立即转接给他，就好像他仍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一样。他的对外信件首先发到纽约或者布鲁斯公司在孟菲斯的总部，然后转发给相应的收件人。
吉尔伯特的个人习惯和地球的转动使他在拉斯韦加斯陷入奇怪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时间表。3小时的时差意味着纽约股市在内华达时间早上7点开盘。因此，每天早上，吉尔伯特必须在沙漠拂晓时分起床，接通电话线，从经纪商那里获得纽约的早间报价。股市开盘时，他打电话的频率不得不加强，一直到拉斯韦加斯中午时分，东部股市收盘的时候，他的电话线都无法停歇。下午，他会去赌场逛一逛，一直玩到晚上。他梦到过完美赌局吗，让他赢得一大笔钱从而将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的赌局？即使有，也是徒劳的。后来他承认，他在拉斯韦加斯赌博确实输了很多钱。
有时，他像一只机警的蜘蛛，在真实世界中展开迅速的掠夺，然后快速退守。内华达州离婚法规的苛刻性使得他必须这样做。要想成为内华达州居民，他必须证明自己在6周的时间内在每天的某一时刻待在州边境以内。他请一名内华达州永久居民做他的证人，恰巧他的保镖符合这一条件。这名证人会在下午陪他去机场，并在第二天下午去机场接他，正式记录他的存在。5月初，他以这种方式去了两次纽约，去寻找更多的资金。但股票市场此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下滑，使吉尔伯特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他的债权人不愿再借钱给他。实际上，他从内华达赶来不但没有任何用处，还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谣言很快在放款人当中传开，说吉尔伯特遇到麻烦，处境艰难。5月中旬，他去芝加哥会见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午夜起飞，翌日在内华达的土地上留下脚印，穿过去机场的路上沿路店铺闪烁的灯光，凌晨1点30分再次起飞）。在芝加哥，柯林斯现在同意在赛璐特克斯公司给吉尔伯特一个董事会席位以及另选一名董事的权利。吉尔伯特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信誉状况，必须立刻得到董事会席位，但柯林斯坚持等到赛璐特克斯公司6月20日召开下一次董事会议时再宣布，因此，吉尔伯特带回他在沙漠中的藏身之所的胜利是虚有其表的。
吉尔伯特持有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已达15万股，股市每跌一点，他就必须再找15万美元增加保证金，或者冒被经纪商卖掉股票的危险。遵照他的建议而持有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现在有差不多50人，由于他们大多数也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随着股票的不断下跌，他们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中的许多还持有布鲁斯公司的股票。他们有三个选择：卖掉赛璐特克斯的股票；卖掉布鲁斯的股票来支撑赛璐特克斯股票的头寸，这会进一步压低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价格，对吉尔伯特同样不利；或者找来更多的现金支付保证金。吉尔伯特的购买力已经枯竭了。他欠经纪商、朋友、瑞士的银行以及纽约黑社会放高利贷者的钱，这些债务现在通通压向他，而股票市场仍在不停地下跌，每天把他越抛越远。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6）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成了吉尔伯特的噩梦，他不停地打电话求助，求债主借给他新的钱，求经纪商保持耐心不卖掉他的股票，求朋友再坚持一下与他同舟共济。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不停地被拒绝。绝望中，吉尔伯特重操旧业，赌了最后一把—为了避免必然的破产，他不惜冒犯罪的危险。吉尔伯特命令布鲁斯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分别向名为罗德斯实业公司（Rhodes Enterprises）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Empire Hardwood Flooring）的两家公司开具由布鲁斯公司账户负责支付的支票，它们实为吉尔伯特制造的假公司，他用这些钱支付了保证金。支票金额高达200万美元，这一举动已构成重大盗窃罪。
这是冒险的一击，当然，它是基于吉尔伯特的渺茫希望，那就是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能够突然上涨，从而减少吉尔伯特必须缴纳的保证金数目，让他能够抽回盗用的支票金额，偿还给布鲁斯公司。按他自己的计算—当然没有考虑欠他父亲的巨额债务—如果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高于31美元而布鲁斯公司股票高于32美元，他就有能力偿还债务。5月25日星期五，两只股票均出现上涨，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以31美元收盘，布鲁斯股票则收于323/8美元。这让他有了一线生机。但吉尔伯特第一次表现出了悲观。那一天，他曾对一名兼职秘书说：“按照今天的形势，星期一将有一场杀戮。”后来，他对《纽约时报》的M·J·罗森特（M。 J。 Rossant）说：“我突然感到不可能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一次吉尔伯特对市场的预感如此正确，但是由于欠下了累累债务并盗用了资金，他将自己紧紧地套在了网中，使他徒然拥有先知而束手无策。读者可能还记得，他所说的将有一场“杀戮”的星期一就是“蓝色星期一”，20世纪截至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跌幅第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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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致命的星期一的早上，吉尔伯特蜷缩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不停地打电话，一刻不停地盯着远在3 000英里之外的华尔街的下跌态势。整个上午，布鲁斯公司股票在30美元上下摇摆不定。打击于纽约时间正午时分到来，一名经纪商告诉吉尔伯特，布鲁斯公司股票现在是23美元一股。他无法相信，挂了电话又打给另一名经纪商，后者确认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顷刻间，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都是他的惊惶的债权人从纽约和瑞士打来的。
吉尔伯特现在对自己承认失败了。他后来说，星期一余下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手”。布鲁斯公司股票这天收于23美元，下跌了93/8美元，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收于25美元，下跌6美元。吉尔伯特这个星期一的个人损失达到500万美元。除了应付债权人以外，他整个下午还要应付那些听从他的建议购买了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他们也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星期二形势出现了大的好转，布鲁斯公司股票涨了53/8美元，但上涨幅度太小也太短暂，根本救不了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完全没有好转，而他还有其他无法偿还的债务，包括从毫无防备的布鲁斯公司那里盗用的200万美元。
星期二晚上，吉尔伯特尽可能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很明显，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美梦完结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建立或者保住一个帝国，而是避免破产，并且有可能的话，避免牢狱之灾。他认为，他的希望在于找到一个能够一次买下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买家，用所得的钱偿还他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他记起一家名叫路宝来（Ruberoid）的建筑材料公司曾经表达过持股赛璐特克斯公司的兴趣。不论达成这笔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他必须能够在纽约待一天以上。于是，尽管离他在内华达州的居住期满只有一两个星期，他还是放弃了离婚的梦想，于星期三阵亡将士纪念日飞到纽约，回到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
星期四，他陷入更大的风暴。吉尔伯特发现他能获得的与路宝来管理层见面的最早时间是下个星期一，6月4日。整个星期四白天，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围满了他的债权人，有些人甚至从瑞士远道而来。他无法满足他们，只希望能够卖掉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星期五，知道他的处境以及他不得以采取的犯罪行为的朋友们劝他立即宣告破产。悔恨交加却顽固的他拒绝了。
实际上，吉尔伯特还有一点时间—准确地说，是6个工作日。6月12日，星期二，是预先定好举行布鲁斯公司下一次董事会议的日子，到时候向罗德斯实业公司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贷款200万美元一事一定躲不过。因此他必须在那之前拿出解决办法，不然事情就要败露。他最后能够争取到的贷款只是6天的时间—这一次贷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6月4日星期一—第一天—他按计划与路宝来公司的管理层见面，坦率地向他们承认自己处于危机，并建议，既然无论如何他们都想购买大量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那么还不如利用他此时的困境接手他持有的股票。路宝来公司的人看上去很感兴趣，但还没有给他明确的承诺就结束了会谈。第二天，处境仍然绝望的他将整个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在谢尔曼斯特林律师事务所（Shearman and Sterling）的律师。可以理解地，他们感到吃惊，并着手采取可能的防御措施。为了避免吉尔伯特在恐慌中加重罪行，他们告知布鲁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要再在任何情况下照他的指示签署支票。作为弥补他承认所犯罪行的第一步，他们要求他向公司出具个人借据，并以个人财产做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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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7）
第三天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但在第四天—6月7日星期四—突然出现了希望之光，路宝来的执行副总裁告诉吉尔伯特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那就是他的公司愿意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购买30万股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这笔交易即使完成，也不会让他免于破产，但他将能够挽救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且摆脱盗用布鲁斯公司款项的罪名。
吉尔伯特用星期四余下的全部时间和星期五从朋友那里收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准备好交割。6月11日星期一，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之前的最后一天，由于股票已稳稳地拿在手里，他花了几个小时享受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可能在一切结束之后仍保留某种荣耀，他或许不会失去一切—他的别墅、他的追随者以及他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布鲁斯公司的董事会在星期二早上10点30分召开。吉尔伯特抽着雪茄，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和黑色矮帮休闲鞋出现在那里。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其他董事讲述—有人已经知道或差不多知道了—他从事的疯狂而复杂的交易，以及它们如何最终导致他未经批准动用了在座的所有人受托共同看管的资金。接下来是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希望吉尔伯特立即辞职，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或者至少等当天股市收盘后再辞职，以防止再次出现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紧张而压抑的讨论当中，路宝来公司向吉尔伯特传来消息，说该公司撤回向他购买大笔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这是对吉尔伯特致命的一击。午饭时会议中断，他没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到他的银行保险箱取了8 000美元现金，订了晚上7点30分飞往巴西的机票。既然他最后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决定开始真正的流亡。巴西当时已经成为走入歧途的美国金融家们的长期避难所。已经来到这里浪费时间、吹嘘过去、玩纸牌和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买卖的有：出身富贵的公司窃贼洛厄尔·比勒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大盗窃犯本杰克·凯奇（BenJack Cage）；出身贫寒、专门贩卖虚发银行股的年轻股票经纪人厄尔·贝尔（Earle Belle）。吉尔伯特肯定不愿意与这些滑稽透顶的无耻之徒混在一起，后来他一直骄傲于一点，那就是他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还是与他们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让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与巴西这样与美国没有有效引渡协议的国家建立司法关系。
下午2点30分，布鲁斯公司董事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吉尔伯特又回来了，冷静而自信。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说服董事会推迟公开宣布他的辞职，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离开美国。只要推迟到7点半！他乞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他解释说他正好需要5个小时联系最后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经过另一轮冗长而激烈的争论后，董事会同意了，吉尔伯特又松了一口气。当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虚构的。他大约5点30分离开他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假装去见作为他最后希望的放款人，并说将在7点左右带着最后消息回来。在其他董事紧张地等待时，吉尔伯特雇了一辆豪华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