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的新朋友提供很多东西。他此时30岁出头，身材矮小精瘦，长着黯淡的蓝色眼睛，稀少的头发下是一张精明的脸，一种直接的个人魅力遮掩了他的虚荣和极端的好胜心。有时候他的新朋友会在背后嘲笑他爱在社交中装腔作势和卖弄，不过他们仍然参加他的派对，并且利用他的市场消息。有人指责他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他们原谅他是因为他看上去真的相信自己的谎话，尤其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过去的谎话。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赌徒，好笑的是，却是一个糟糕的赌徒。运气好的时候，他会将赌注翻番，直到将赢来的钱输光，或者玩赌注更大的纸牌游戏，运气差的时候他往往会孤注一掷。不过，他似乎总能非常轻松地接受大笔损失，仿佛这样能够显示他是个输得起的人，而金钱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人们提到他时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为那些喜欢追逐和传播闲话的人提供了谈资。
在他的不断怂恿下，他的新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姐妹、表亲、姑妈以及所有禁不起他说服的人，纷纷购买了布鲁斯公司的股票。1958年3月，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收购进入高潮阶段，当时这只股票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卖到大约25美元一股。整个春季，吉尔伯特父子和他们的亲戚以及埃迪的朋友都在买进这只股票，直到6月，它涨到70多美元，并开始了每时每刻的剧烈波动。布鲁斯公司的股票此时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囤积，这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随着价格的上涨，布鲁斯公司的家族管理层终于迟钝地认识到股票正面临偷袭。他们的防御措施就是自己买进股票，从而加大股票上涨的压力。与此同时，主要由投机者构成的第三方一直关注着股票剧烈而且明显不合理的上涨，并且看到了卖空的机会—即先借入股票用来出售，待泡沫破裂后，再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交割给借出方。于是，到了5月和6月初，布鲁斯公司一方和吉尔伯特一方购买的大部分股票都是来自那些手里根本没有这只股票的人。这些股票来自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的“虚拟供给”，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6月，股票涨到77美元，敌对的双方总共拥有的股票，或者说有文件表明他们拥有的股票，超过了该股票的实际发行量。卖空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股票借出方要求他们交割那些他们一借入即卖出的股票，他们是办不到的，而股票的拥有者有可能逼迫他们以此时奇高的价格买入所欠的股票。
囤积在华尔街有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老“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在19世纪60年代就发起过三次，让那些中了他的圈套的卖空者和股票被他操纵的公司都遭遇了灭顶之灾。1901年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崩盘，正是因为遭遇了布鲁斯公司所遭遇的囤积—对控制权的争夺。其结果是全国性的恐慌，以及世界股市的震荡。纽约股票交易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囤积发生在1922年，是针对皮格利威格利公司（Piggly Wiggly Stores）股票的。就布鲁斯公司事件而言，恐怕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都没想过囤积，它只是控制权争夺的意外副产品。而且，由于布鲁斯公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造成全国性恐慌的危险。不过，那些没有卷入这场争斗的布鲁斯公司股东却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而且，在华尔街，包括1958年的美国股票交易所，“囤积”一词代表着不光彩的过去，令人提之而色变。于是，6月中旬，美国股票交易所采取行动，中止了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交易，以保护无辜者。人们立即开始在场外市场交易这只股票，那些慌忙争夺其少得可怜的供应量以完成交割的卖空者，让股票疯狂涨至188美元。（股票供给来自无辜的股票持有者，有些也可能来自吉尔伯特言而无信的朋友，他们出卖自己的忠诚以换取迅速的利润。）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介入，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开始谈判和相互指责，你来我往，最后终于达成相互妥协。9月尘埃落定之时，吉尔伯特持有布鲁斯公司50％的股票，并成为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主席。帝国改名为国家帝国（Empire National），作为对其地位提升的彰显。1961年，国家帝国与布鲁斯公司正式合并，取名为E·L·布鲁斯公司（E。 L。 Bruce and pany）。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4）
1958年秋，从混战中走出来的埃迪·吉尔伯特终于获得了成功。很明显，凭借他所拥有的布鲁斯公司高价股票，他在账面上已经是个富人，同时，他也赢得了社交圈中的支持者的尊重，并且，由于参与了由他所引起的囤积，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由于此次囤积事件与1901年那一次相似，他被媒体拿来与昔日的巨人J·P·摩根和E·H·哈里曼（E。 H。 Harriman）相提并论。这名新晋巨头的真正目标可能会遭到老派贵族人士的嘲笑：成为实际上由寄生虫组成的上流社会的领导人。这个上流社会是个国际性的偏激而鼓吹艺术的社交圈子，当时已经开始被人们戏称为“喷气机富豪”。但吉尔伯特不这么看这个圈子。他喜欢把布鲁斯公司称为建筑材料工业中的蒂凡尼（Tiffany），这个他在与布鲁斯公司的长期争夺中所使用的戏称显示了他的雄心。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他开始宣传自己的形象。他在大都会歌剧院长期定下一个星期一的包厢。虽然并非所有的包厢拥有者都是音乐爱好者，他却是一个，而且，他也喜欢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结识了咖啡馆上流社会的两大显赫人物，埃尔莎·麦克斯韦尔（Elsa Maxwell）和伊戈·卡西尼（Igor Cassini）。有时候吉尔伯特会自我陶醉地问卡西尼是否认识与他年纪相仿而又比他更有钱、更举足轻重的人，卡西尼会圆滑地一笑，然后摇头。他聘请卡西尼的马提雅尔公司（Martial and pany）担任布鲁斯公司的公共关系顾问。出现在卡西尼的报纸专栏上的、关于吉尔伯特近况的文章，是由卡西尼自己作为布鲁斯公司的媒体代理人提供的，而这实际意味着，对于卡西尼的专栏版面，卡西尼愿卖，吉尔伯特愿买。他让他的妻子罗达，一个漂亮的布鲁克林女孩，接受语言障碍治疗和仪态训练。最终，他把股票交易交给一个叫弗朗西斯·法尔（Francis Farr）的经纪商打理，后者也是一个经常出入俱乐部的人，他的兄弟在著名的怀特和卡斯律师事务所（White and Case）任职，还是圣詹姆斯主教教堂的教区会员。他为乐俱乐部（Le Club）提供地板装修，以换取特许会员资格，这是纽约一个邀请会员制的迪斯科精英俱乐部。他在第五大道买了一套大公寓，并用法国古董填满了它，其中大部分是一流画作，还请了四名佣人。有时候他住在位于棕榈滩的豪宅里，典型的20世纪初照片中的上流社会派头。他在法国蓝色海岸的马丁角买了一幢大别墅，一有空就与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① 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之类的人聚在一起，或者在奥运规格的游泳池边举办室外派对，旁边还有乐队伴奏。在派对上，埃迪总是用热情好客交换指挥的权利，他会充当乐队指挥，给出奇怪的指示。“大家都去打保龄球吧！”午饭过后，他会对他的宾客们大喊着说，于是四五十名有钱而时髦的或者准有钱和准时髦的宾客，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会老老实实地跳进他们的轿车或者由他安排等候一旁的豪华轿车，奔赴摩纳哥豪华的四道保龄球馆。他生活在梦想中，一步步实现它的细节，并且像盖茨比一样，等待在下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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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真正有钱。除1961年外，他大概都是入不敷出。据说他的账面净资产最高曾达到1 000万美元，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账面利润来自借款，他的资产抵押水平总是维持在极限状态。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资产抵押水平，完全是因为他签订了信贷条款。1959年，他在没有通知公司董事会的情况下从国家帝国公司账上借钱。这显然是不当行为，但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之前就连本带息偿还了借款，因而未被追究。他总是缺现金，每年1月1日他都会一次性地预支他在帝国全年的工资。到1960年夏天，他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国家帝国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吉尔伯特的经纪商要求他增加保证金①，而吉尔伯特在纽约已经处处举债了。他欠数十位艺术品经纪商一大笔钱。有消息说，把他欠他父亲的私人债务算在内，他那时至少身负100万美元的债务。但他还是挺住了。当朋友劝他卖掉一些艺术收藏品时，他拒绝了。他说，卖掉它们就等于丢脸。
在那个特殊时刻挽救他的是1961年的牛市，以及恰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的人们精神上的振奋。遵照朋友的建议，他打算聘请杰利·芬克尔斯坦（Jerry Finkelstein）为顾问，后者是商界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民主党主席），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最佳的金融公共关系人选。虽然不抱希望，吉尔伯特还是向芬克尔斯坦发出邀请，预备遭到拒绝。但令他惊喜的是，芬克尔斯坦接受了，条件是布鲁斯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期权。接下来的事就很奇怪了：仅仅由于芬克尔斯坦的同意加盟，吉尔伯特就重拾自信，变成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开始自己做他本来聘请芬克尔斯坦来做的事情。聘请大师的结果是解放了大师，芬克尔斯坦基本上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要在布鲁斯公司股票大涨的时候数钱就行了。现在，吉尔伯特与他父亲相比占了明显的先机。当布鲁斯公司与国家帝国公司合并时，埃迪·吉尔伯特成为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而哈里·吉尔伯特成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头衔的实际意思是—通常如此—“被踢出局的高层”。现在，他第一次成为商界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他在布鲁斯公司的成功，使得两年前几乎不会让他进门的投资银行家现在找上门来，希望他同意由他们帮助他为以后的投资提供融资。吉尔伯特在股票市场上的购买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手中的股票价值提高了，而且因为他的“朋友”数量在短时间内有了令人瞠目的增加，他们会非常高兴地把钱投向他指出的方向。这导致了危险的新一轮的乐观情绪。到1961年5月，吉尔伯特得意异常，扩张的欲望又一次抓住了他，他开始了为他招致毁灭的冒险。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5）
他想为他的名叫布鲁斯的帝国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Celotex Corporation），这是一家大型建筑绝缘材料制造企业，总部设在芝加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开始，他以大约30美元买进它的股票，后来趁它正好跌到24美元的时候，加大了买入力度，并一路追购，直到1962年初它涨至42美元。但他这一次的收购被迫中断，因为赛璐特克斯公司比布鲁斯公司大得多，其发行量是布鲁斯公司的三倍多，交易量则多一半。但此时的吉尔伯特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他持有差不多50万股布鲁斯公司股票，分别抵押给孟菲斯、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债权人，这让他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购买力。他开始动用这笔钱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让他的朋友（以及表亲和姑妈们）尽最大可能地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又从父亲那里借钱，同样投入了赛璐特克斯。就连他的宿敌，布鲁斯家族，也受到这个从他们手里夺走公司控制权的人的蛊惑。1962年初，他们批准他动用公司的40万美元用于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后来又增加了约100万美元的赌注。3月，吉尔伯特亮牌了。他宣布，他拥有赛璐特克斯公司10％的股票，要求进入董事会。赛璐特克斯公司总裁亨利·柯林斯（Henry Collins）起初拒绝了，但拒绝得犹疑不决，很明显他只是在使用缓兵之计。吉尔伯特眼看着就要大获成功了。
接着，连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公事一件私事，加速了他的命运进程。市场开始不满肯尼迪与钢铁业的对抗，而吉尔伯特的婚姻也在前一年11月出了岔子，他只得飞回拉斯韦加斯，因为在内华达州必须居住满6个星期才能提出离婚诉讼。毫无疑问，以他的赌徒本性，他以为赛璐特克斯一役胜利在望，他可以通过电话下达远程命令，来完成最后的进攻。或者，在这个看上去即将胜利的时刻，他或许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吓得逃离了恐慌的现场。不知为何，4月底，他突然离开自与妻子几个月前分居后在沃尔多夫居住的住所，飞往拉斯韦加斯完成居住期。
吉尔伯特采取了严密的安全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