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资本主义”已经到来，有数字为证。但在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的股票市场并不比1929年更贴近美国人的生活；事实正相反。1929年，美国—历史上的美国，书籍、报纸、大众杂志以及学术刊物里描述的美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国家，人民的财产只有土地和金钱。人们根本不去关心他人。正如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在民主古希腊充满田园气息的历史上被忽视一样，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在临近1929年的美国社会史上同样被忽视。而到了1970年，社会各阶层在对自身的注解中都加入了民主；少数民族、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知道自己拥有进入社会生活、获得关注的权利，同时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像早先的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那样，把自己改造成白人新教徒的模样。即使在富人当中，在社交场合谈论股市已变得无聊和土气，而这在1929年是广受欢迎和赞许的风气。从全美来看，1929年的400万~500万股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1970年的3 000万股民。而在1970年，人民社会主义仍然只是一个神话，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亚的穷苦白人、失业的劳动者和挣扎谋生的农民会告诉你这一点。
华尔街—有时候如此美丽，如此富有诗意，直可叫诗人心痛—既是迫切需要物质和精神“绿化”的地方，却又几乎是美国最先被污染的地方。在富尔顿街著名的老斯威茨餐厅（Sweets）内挂着一幅1847年的相片，那时大规模的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到来。照片几乎完整地展示了600码长的华尔街，直通向三一教堂，整幅照片中只出现了一棵树。伴随物质污染的，并且至今仍在继续着的是精神污染，即非人性化。几代人以来，华尔街的氛围就是要展现美国最无情、最冷酷、最卑鄙的东西。狡猾、吝啬、伪善的老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成为华尔街传奇的，这并不是说华尔街过去（以及现在）完全是丑恶无情的。在华尔街，除了德鲁身上令人厌恶的品质以外，非凡的进取精神、慷慨大度、勇气与大奸大恶并存，成功与失败并存，有时甚至还有一种高尚气息。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仍然有一种令人鼓舞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那就是在比生活更宽阔的屏幕上凸显人性（尤其是美国式的人性）；充当舞台，这或许是以占有、统治、归属为主题的高尚、纯粹的道德剧的最后舞台。
但这是有代价的。只有很少的植物在那里生长，人也一样。当华尔街的国王们在高高的窗户后面经过过滤的空气里表演他们的经典戏剧时，华尔街的陪臣、奴仆和侍女们却连能够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微小满足感都没有。他们不能理解的数字和机器把他们变成了傻子。当人们从通往百老汇和华尔街的地铁上下来时，已经精神沮丧。男人们面部紧绷，显得全神贯注。漂亮的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胖。冬天，狂风在狭窄街道的角落回旋；夏天，这里空气沉闷、潮湿而又阴暗。聚集在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外面的神学辩论者仿佛精神病患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不是像滑稽戏小丑那样令人愉快。毫无意义的怒气，而不是贪婪，才是这里盛行的情绪。
在1970年那样的革命性年代，华尔街，这个浓缩了美国诸多传统的地方，有可能在此时此刻置身事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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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斯·佩罗来说不可能。对他而言，华尔街是清教徒的地狱，一个危险而令人着迷的地方，并且他很清楚，是他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源泉。他来到地狱，征服了它，仍然保持清白。从环境和性格来讲，他是不折不扣的西部民粹主义者，对“城里人”，包括那些华尔街人，抱有恐惧和怀疑，以及嫉妒和鄙视。他的童年在得克萨斯东部度过，父亲在一个遭受经济萧条的小城镇做棉花经纪商和马贩子，这样的生活确定了他的生活方式：10岁之前他就靠驯马来赚钱（其间多次摔断自己的鼻子），成为鹰级童子军①，学会自力更生，并信奉用诚实劳动换取诚实财富的加尔文主义信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不符合时代的人。他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相信美国不但仍存在未开发的边疆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仍是美国生活的主要部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已消失的东西，倒可以作为他精神状态的总结。他认为，在美国，对有雄心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有雄心的人的自然栖息地就是“边疆”。此时，即使他已经时来运转，在华尔街受到钦佩、羡慕或者憎恨，他仍然本能地将“西部”等同于“好”，而将“东部”等同于“坏”；坐飞机时—1970年底我曾陪同他乘坐了三天的飞机—他发现，当飞机向东飞行时，同行的乘客越来越紧张、压抑、势利和少言寡语，当飞机向西飞行时，他们则越来越大方、开朗和无忧无虑。
第一章 戏剧高潮（5）
他的祖上便有拓荒精神。他的祖父是南北战争之前从法国迁到路易斯安那的移民的儿子。在那个真正的拓荒年代，老佩罗沿河而上来到得克萨斯州的新波士顿市，在这里开辟出一块空旷地，用伐来的木头修了一间商栈和零售店。罗斯·佩罗高中毕业后在台克斯卡纳附近上了两年大专，随后混到了海军军官学校的入学资格，1953年毕业，学习期间成绩平平，但通过竞选班长展露了他的领导才华。他还展现了成为超级推销员的潜质。在海军积极服役4年之后，他成为IBM在达拉斯的计算机代理推销员。他的推销业绩卓著，以至于他升至任何一个带薪职位都会遭到减薪，因为公司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控制他的收入。公司将他的销售提成降低了80％，并给他分配了年销售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销售将没有提成。1962年1月19日他就将配额用光了，也就是说，剩下的11个月又12天他无事可做了。考虑了一下这种尴尬的状况之后，他在这年6月离开了IBM，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从事设计、安装和运营计算机系统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Electronic Data Systems Corp。）—同时带走了他在IBM的两个极富才华的年轻同事，米利奇·A·哈特三世（Milledge A。 Hart，III）和托马斯·马库兹（Thomas Marquez）。他没有投资者，也没有后台；他的初始投资只有1 000美元，这是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的组建公司的最小投资额。除他自己以外，董事就只有他的妻子、母亲和姐姐。有一段时间很艰难。（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达拉斯建起自己的办公楼，并且将公司名称的缩写字母涂于其上的时候，一些当地人还以为是一家叫做“Ed誷”的餐馆。）但他的毅力和推销才华没有白费。1965年，机会来了，这一年通过了医疗保障立法，EDS很快占领了先机。佩罗曾有一段时间在得克萨斯蓝盾公司（Texas Blue Shield）兼职，该公司从社会安全管理局获得了一份为缴纳医疗保险金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的合约。通过这层关系，EDS从得克萨斯蓝盾公司获得了一份转包合同。这只是开始。最终，EDS获得了11个州的医疗保障或医疗补助管理系统的开发合同，包括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印第安纳。公司从这些合同赚取了大部分收入，并且如《壁垒》（Ramparts）杂志1971年所尖刻指出的，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福利业的亿万富翁”。合计起来，到1968年，EDS有23份计算机系统开发合约，323名全职员工，约1 000万美元的资产，150多万美元的年度净利润，以及令投资银行家垂涎的增长曲线。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凭借我们将很快见识的手段，在1970年初打败了所有的城里人，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成为亚当·斯密笔下的“金钱游戏”的最大赢家，名下资产的账面价值达到15亿美元。他本人与华尔街的关系始于1968年初，当时股票市场正在暴涨，饥渴的投资银行家们发现，从IBM舒适的陷阱里逃出来的佩罗这一伙人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了。17位投资银行家相继拜访了佩罗，鼓动他上市。起初，他同往常一样，表示绝不会上市。他不喜欢外部因素干预公司的事务，他只想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来拜访佩罗的第17位投资银行家不同。他是来自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R。 W。 Pressprich）的肯尼思·兰格恩（Kenneth Langone），这是华尔街一家备受尊敬的公司。兰格恩是一个年轻、和气的股票推销员，说话很快，有意大利城市血统。从性格、脾气和背景来讲，除了崇拜金钱这一点以外，他与佩罗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截然相反。别的投资银行家提出以目前年每股盈余30倍的价钱销售佩罗的股票，后来是50倍，再后来是70倍。而兰格恩提出100倍，甚至可能更高。佩罗犹豫了几个星期，其间，他在公司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空洞的关于像他们这样一个公司应不应该上市的讨论。可以想象，这些讨论会不过是对中层管理人员对公司将何去何从的猜想能力的一次奇异考验。但对于佩罗来说，这次精神检查真的只是自欺欺人吗？他的原则也和许多其他原则一样，是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吗？他下定决心了吗？不管怎样，他答应了兰格恩。
接下来，佩罗开始了骗术学习，而他确实是一名机敏的学生。首先，兰格恩想知道公司有哪些股东。妻子、母亲和姐姐，佩罗告诉他。兰格恩说，这是不行的。于是佩罗构造了一个更能为人接受的董事会，由哈特、马库兹和公司的其他几个主要员工组成。接下来，必须调整公司的投资结构，比方说，分成1 150万股。一家年收入仅150万美元的公司能分成这么多股么？当然可以，兰格恩解释道，前提是你想做出高市盈率，把股票卖个好价钱。也就是说，EDS将出售万股股票；佩罗本人也将出售万股。余下的股票由佩罗和EDS的员工持有—员工大约持有150万股（他曾以奖金的形式分给他们股份），佩罗自己持有950万股。只上市65万股是不是太危险了，因为价格的波动可能相当大，从而伤害小投资者的利益？兰格恩告诉佩罗，65万股足够了。他指出，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本身就能造市，而且肯定能够维持价格的公平和稳定。最后达成的发行价格是每股美元，是EDS每股盈余的118倍，当前股利的无穷倍，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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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戏剧高潮（6）
在所有的谈判中，佩罗都完完全全扮成赤脚小子，假装被华尔街纷繁复杂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实际上却在暗暗学习如何利用它们。他问兰格恩，这就是做生意的方式吗？任由一小撮大投资银行家愚弄市场？并不喜欢摩根和莱曼兄弟这类公司的兰格恩只是笑笑，耸了耸肩。佩罗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议，比如向股票的原始购买者做出90天的退款保证—当然，他也知道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上这都是不可能的—并试图模仿弗兰克·梅里威尔（Frank Merriwell）①的口吻亲自撰写招股书（“孤身一人，身处逆境，身无分文……”），但最终招股书还是被改写成常见的法律文书形式。他非常喜欢用传统拓荒者的方式对待承销商聘请的法律顾问，大名鼎鼎的文德律师事务所（Winthrop，Stimson，Putnam & Roberts）：在纽约时，一名律师邀请佩罗在华尔街一家高级俱乐部共进午餐，后来，当这位律师来到达拉斯后，佩罗坚持要在当地一家下等餐馆回请。1968年9月12日，EDS的股票刚一上市，就很快被认购一空，堪称那个鲁莽年代最成功的新股发行之一，这个土包子在一夜之间有500万美元的现金进腰包，还拥有市价总共2亿美元的股票。所有原先忍耐着这个乡巴佬的华尔街人突然间都笑不出来了。
这个乡下人真的一直都是个超级骗子吗？也许，但肯定不是故意的。实际上，佩罗完全可以称自己为一个心灵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的行为准则体现了早期美国人的品质—节俭、早起、勤奋、崇尚竞争、个人主义—而他确实从中受益。他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找到道德支持，这是非常有用的能力，尽管对别人来说这可能令人苦恼。华尔街让他成为富人，所以华尔街或许没那么糟糕，也许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头脑简单的纸老虎式的无赖。在股票上市后的几个月里，佩罗对华尔街的兴趣增加了。他每个工作日都要从达拉斯打电话给兰格恩，一有可能就亲自拜访。每次拜访时，他都要去普莱斯普里奇公司里负责交易EDS股票的那间交易室。股票价格飞涨。投资机构开始买进它，甚至还有从日内瓦和黎巴嫩发来的奇怪订单，这让有恐外情绪的佩罗很不安。有时他会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