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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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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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第10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唉!我还能回去”“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去做什么”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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