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马上辞职，并离开北京。现在政府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到北大，归罪于我一人。学生的情绪又过于激烈，我不走，学校必然遭殃，后果将不堪想象”
黄仲玉也感觉到危险的逼近，又担心他病恹恹的身体，愁苦地说：
“避一下也好，只是我分身无术。唉！不跟你去实在不放心，想陪着你两个孩子又放不下”
她悲哀地望着先生，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蔡元培有气无力地说：“我先去天津小住几天，待病好些再回杭州”
他又布置内弟，明天将校长室有关文件书籍整理一下。不能透露丝毫风声，到夜里再设法取回来。
其实他早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只是苦于学生没有救出不忍放手。他绝对不能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但想起两年半来整治北大付出的心血，又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这一夜，黄仲玉见他呓语不断，满身虚汗，到天亮时人才入静睡去。中午时，林长民先生也赶来看他又讲起马其昶可能要来的消息，蔡元培已恨不能立刻离京，否则自己和整个北大都将丢尽了面子。
待客人一走，他就伏案给徐世昌和傅增湘写了一份辞呈。想想又怕北大师生误会，引起激变，干脆再扶病写了一份《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然后，叫来极亲密的总务处职员段子均，向他透露了整个计划。并请他去办好明晨五点半去天津的火车票，由他陪同悄然离京。
第二天一早，总统府和教育部分别收到了蔡元培的《辞北大校长职呈》。傅增湘大惊，急忙赶去恳求徐世昌挽留。徐世昌却看着辞呈冷笑道：
“鹤卿倒还算识相，否则真令我为难拿去见报吧。”徐世昌说完，又冷冷瞪了一眼这位老给他惹是生非的总长，不悦地下了逐客令。
天津的《益世报》抢先刊登了这份辞呈，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关注。
而蔡元培悄然出走时留给北大师生的那份启事，却颇费猜测，误传出许多种解释。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
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
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幸亏报纸上很快登出了那篇《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师生们总算明白了蔡校长出走的真实原因。
本埠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
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
蔡君曰：我已辞职。
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
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
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
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
平日素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至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
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
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
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
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
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
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
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展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
无辜之学生。
蔡曰：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
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
下一个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
急于提出辞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助
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
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
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
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
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终于在青年学子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同学把他留下的条子油印散发到各大学校，开始有人因对引用的典故不解，望文生义说，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以为蔡先生有责怪学生之意。幸亏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及时回答了学生询问，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说贤者虽明哲保身，岂忍重责于学生？无非是说自己积劳成疾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而已。
就在他离京后的第三天，北大同学又接到他途中的一封来信：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
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
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
以为之尽力也。今幸存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
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
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
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
之去职，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这封信仅署姓名，未注明发信处，借以表明去志之坚。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出了他离京前的矛盾心情。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却又不得不在事后引咎辞职。
蔡元培被逼出走后的这些信函，犹如愤怒的火种，又一次点燃了北京大学这火药库。北京学界迅速兴起了“挽蔡斗争”，与那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起，汇聚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政府行动。
就在他出走的当天，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请政府多方挽留。如无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罢课后援。于是，北大学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声援。他们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蔡校长是受外界胁迫辞职而去的，现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北大的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齐总辞职。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团体也为挽蔡面积极活动。5月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津。他们抵津后因找不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也推举二人同往。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推举北大教授康宝忠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各校教职员签名上书要求挽蔡。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言辞恳切，一致要求大总统万勿批准辞呈。并请明令切实挽留，保存全国教育一线之曙光。
傅增湘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于接待学界的各种上访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正当要求，他于心不忍。但学界的要求又过于激烈，与他们站在一起，必将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与蔡元培一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图趁机控制教育部的计划。听说他们想推出参议院副院长田应璜来替代自己，见马其昶当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纠葛太深，又想改换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凭着一腔书生意气，已决定步蔡元培后尘豁出来所以当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八人来教育部时，他当场叫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命令他致电上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沉思孚，如蔡公抵沪，请沿途挽留。并希望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请帮助做好说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
“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
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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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他不止一次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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