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就是做‘帮闲’。我从此真正认识了北大，认识了中国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
蔡元培还在回味刚才的精辟议论，觉得这是对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的一次回顾。他终于面色舒缓地抬起了头，感慨地说：
“我不但非常钦佩二位的见解，还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破坏和建设，始终是我们发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整治北大的两大内容。至于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说实话我非常悲哀，但决不退却。我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觉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令我惭愧的是，我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像当年那样给他直接的帮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彼此常有书信往来，却从来没有布置我做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为将来那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这里，我又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呢！”
8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称之为西山。在那青山绿水间，处处可见古庙胜迹，景色以清幽见长。一年四季，山色变幻莫测。秋天这里是赏玩红叶的好去处，而一到冬日，积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雾雪”之美名。
暑假里，满山绿荫间，隐约可见一支打着“北大西山旅行队”旗号的队伍在山峦间闪烁。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议北京的六所大学一齐筹款，想在此处建造一座可供师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组织了这次活动。让那些整天埋头书海面壁苦读的学子们，如放归的群鸟呼吸起大自然里的活气。
对这次活动，他与李辛白可是精心筹划了很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师生们借宿在西山卧佛寺的僧舍里，既可通过集体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还安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活动，像今天一早，旅行队先来西山峡谷参观了摩崖刻石，然后集体围坐成一圈，听蔡校长在习习清风中给大家讲话。
蔡元培今天一反惯例，没有作长篇大论。他显得很轻松地朝同学们摆摆手，嘴角溜出一丝挺神秘的笑容：
“同学们！大家平时虽同在一校，但彼此并不十分相识。就算相识，也并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家境。阅历和志向。这次进山，我亲自撰写了一份《请参加西山旅行队的北大同学述生活经历启》，待会儿由李辛自主任发给大家。请诸位互相询问，认真填写，逐条作答。然后统一送鄙人处，我想将它编印一册，再发给大家。既可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也可启发心智，激励同学们更好地立志、立言、立德。”
他话刚说完，李辛白就和范文澜捧来一大叠油印的文稿，依次发给众人。
罗家伦接过一看先笑了，对傅斯年调侃道：
“这蔡先生不愧为留洋的，学西方民主搞起问卷调查来”
傅斯年却倚老卖老地说：“差矣！这是他组建光复会之遗风也。听说当年他就搞过一份绝密的会员名册，自己亲自保管。后来转给黄炎培”
张国焘却拿着这份油印启事，与罗家伦开起了玩笑：
“姓名，罗家伦。品性，喜欢追名逐利，甚至印名片沾罗斯福的便宜”
话还未说完，先被罗家伦一拳推倒在地。
顾颉刚却挺认真地摸出笔，觉得挺有新意，边轻声吟诵，边考虑该如何填写起来。他发现要填好这份东西，还挺费脑筋呢。
一、姓名字号：起名之义。如以一字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
取义等。字为尊长所命与？抑自命之与？别号何义？以有字、号为善与？
抑以省之为善与？
二、乡里：何省？何县？城与？乡与？故乡风景与北京，与西山比较
何如？故乡人情风俗与北京比较何如？
三、品性：刚与？柔与？敏捷与？精细与？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
能自知而自制之与？善善之念与恶恶之念，孰为偏胜？常以何事为消遣？
四、学业：以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为何种科学？平日所最
苦者为何种科学？毕业后愿任何种职业？
五、经济：家境如何？现在一年之费，皆家中所供给与？毕业以后，
有自费游学或留京研究之能力与？现在一年之费，作如何分配？
六、对于本校之关系：对于本校不满足之感何在？教员中所最佩服者
何人？同学中所最亲善者何人？以何故而亲善之与？入何种会？
七、入山以来之状况：卫生上、美学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定程如何？
于音乐、绘画及其他运动，以何者为最有兴趣？
蔡元培布置完后，又悠然回到一刻有“醇亲王到此”的悬崖下。此处凉气袭人，顽石上正端坐着一位清癯文静的长者。他就是蔡的同乡，当年的同科翰林，海盐人氏张元济。张元济在百日维新时可比蔡翰林风光多曾是帝党中死硬分子，官至四品行走，可以随便出入于光绪和康、梁之间，还参与筹办了京师大学堂。西太后反扑时，本应同谭嗣同等人一齐查办，还真多亏了李鸿章竭力死保，西太后总算刀下留人，以一纸“驱逐出京，永不任用”的旨谕放他一条生路。他现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可谓生死之交。蔡当年两次出国留学，都得到过商务印书馆的鼎力相助。这次他是专程来北大，与蔡元培商量合作出版学者丛书的事。这一年多来，北大的教授们潜心教学，许多讲稿本身就是一部颇有见解的学术专著。像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已在当时的学术界广为流传。还有周作人主讲的《欧洲文学史》，由于其兄长亲自帮助修订，反响也很不错。
张元济感叹一声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不解地问：
“鹤卿兄，今天我算大开眼界二十年来，我们这一辈人已多数落伍。为何你和你的思想却始终追随时代一起前进”
蔡元培是位谦谦君子，自然含笑不语。一旁那位李鸿章的孙子，却开始了插话。
他叫李平原，因是世家子弟，从小见多识广，口无禁忌。蔡元培这次特意请他来陪张元济聊聊天。
李平原歪起脑袋，神情可爱地望着蔡元培说：
“我总觉得蔡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那颗心却始终和年轻人一样充满好奇。也不管什么主义，只要是新东西，你都感兴趣，都想搞个明白，甚至都想参与进去。所以我说蔡先生不会老，因为你的心始终想望着新的世界。”
离这儿不远，就是西山八大处大悲寺。那里的十八罗汉一律用檀香木屑含沙精心塑造，芳香绕梁，慈目庄严。上山旅行的《新青年》同人们，也正围坐在寺庙外的石桌旁大发议论。
陈独秀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对这几个月的《新青年》非常满意，朗声说道：
“自改成同仁刊物后，我们向国粹派发起了全方位的进击。四月以来，树人兄接连给‘随感录’写了几篇杂文。他见适之写了《贞操问题》，觉得还不过瘾，马上送来了《我之节烈观》相呼应。也许他从旧营垒中走来，情形看得格外真切。也许他已绝望于那腐朽的一切，下笔起来就异常地勇猛和机警。尤其对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攻击起来真是丝毫不留情面哟。你们且看他如何比喻国粹？他说‘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哈！他的深刻，令我都有点儿胆颤呢。”
钱玄同也深有感触地说：“我知道他的性格，他是想做改造国民性的独立战士，而不是盲目追随的喽罗。他的文风既有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唐人小品的精练泼辣，还有太炎先生论辩时那种带点霸气的激烈。现在鲁迅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了，适之是提倡建设的，《新青年》同人中要冒出一位大作家”
胡适会意地一笑，至少是现在，他对这位鲁迅先生的文风也很佩服。他觉得对方悲愤的目光里还饱含着一种人道的哀矜，投向众多旧时代的牺牲品，投向妇女和儿童，渴望着能在将来看到血的蒸气，听到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也许大家过多地谈到了周树人，周作人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温和地坐着侧耳静听，远处隐隐飘来了一缕梵音。
胡适终于把话题引向了下一步的打算，也许快要轮到他编稿了，他关切地问周作人：
“听说树人兄又在酝酿新小说唉！我这人是翻译有功，创作无力。就在六月号上，我们总算搞了个‘易卜生专号’，还和罗家伦合译了《娜拉》。我打算在编十月的五卷四号时，集中发表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已约了傅斯年、欧阳予倩，还有一位据说是林琴南弟子的张厚载写稿。提倡个性解放和多写‘社会问题剧’，给暮气的国剧灌些西方的‘少年血性汤’。”
刘半农一听到林琴南的名字，就开始警觉起来。还有那位“黄门侍郎”傅斯年，也令他不快。最近黄侃和刘师培，都不同程度地在课堂上嘲讽过他的浅薄。他不满地提醒胡适：
“你别以为有人捧你就大包大揽起来，当心有细作混进来探底哟。”
沈尹默一直顾自己低着头，后来推托眼睛发痛，独自去树荫下散步他近来对胡适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不顺眼起来，觉得仲甫和他进校后，自己似乎一下子被贬了下去。
在一块铺满绿茵的草坪上，傅斯年正在为即将成立的北大第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开筹备会议。草地上挤满了一大群热血青年。几乎囊括了许多后来中国政坛和学界的名流。几天的自由相处，正好从容地商谈各种细节和具体计划。傅斯年一心想请胡适做顾问，但一见陈独秀那种正襟危坐的严肃劲，又不敢轻易过来邀请胡适去作指导。
9
新落成的北大红楼，终于像一位迎接新时代的斗士，顶着漫天的风雨，矗立在沙滩前沿。蔡元培很快对校区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文科各系和图书馆迁进新楼办公。
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九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