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 第36部分

　　亚果达还有一项任务，即负责为斯大林搜集足以使国家领导人名誉扫地的材料。无论哪个领导人，稍有不顺从的言行，斯大林马上就会把手伸向亚果达为他准备好了的材料袋。在这些袋子里，即有政治上的材料，例如，能证明某个国家领导人过去是沙皇警察局密探的证据，也有一些令人齿冷的小报告，例如，某个领导人的夫人曾打了家里的佣人，或是复活节时悄悄把面包拿到教堂去洒过圣水，等等。几乎所有跟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填党表时都为自己增加了几年党龄，对这一“罪过”，亚果达当然不会放过。　

　　至于“领袖们”在个人生活上的风流事，材料袋中装得更多。我就有幸看见过关于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古比雪夫的这类材料：他在一次宴会上把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的夫人给“偷到了手”，并在她的房间里“藏”了三天，以致于人民委员会议在这三天里不得不取消全部预定的例会。还有几份关于政治局委员卢祖塔克的小报告：一九三二年，他在一次招待会上把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年仅十三岁的女儿灌醉并强奸了；一九二七年，他去巴黎公干，竟邀约起苏联大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带着妻子去逛夜总会，还给了那里的妓女一大笔小费。不过，对这些有损名誉的材料，斯大林一般是不会轻易地抛出来的，除非在他认为有必要约束一下自己这些高级助手的时候。　

　　亚果达堪称斯大林的耳目。他几乎在每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公寓和别墅里都安装了十分隐蔽的窃听器，并将听得的情报及时密报给斯大林。正因如此，斯大林才能对自己那些“亲密战友”的底细了如指掌，甚至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小心向妻子、儿女、兄弟或朋友袒露的隐秘。这一切，使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免造了许多不测。　

　　顺便谈谈，斯大林“醋劲”很大，特别妒忌其亲信之间或政治局委员之间建立私交。如果这些人在闲暇时经常三个两个地在一块聚首，亚果达就得“竖起耳朵”，并向斯大林报告有关情况。斯大林认为，有私交的人相互间总是特别信任，而这种信任很可能导致反对他的集团或派别出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斯大林总要设法在这些刚建立起私交的人中间挑拨是非，如果此举无效，被对方识破，那就将他们分离开：将其中一两个人调离莫斯科，或采取其他“组织措施”。　

　　亚果达虽然为斯大林立下了各种各样很有份量的汗马功劳，但他的主要“价值”却在于：他曾残忍地迫害斯大林的政敌，一心要把残存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从地球上赶尽杀绝。　

　　亚果达虽然大权在手，却是唯一不会引起斯大林警惕的人。斯大林知道，亚果达即使想组织反对派来对付他斯大林，党内也没有人会跟他走，因为他跟其他政治局委员不一样：他在斯大林授意下杀害过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后者的尸骨早已永远地堵死了他与老近卫军联合的道路。即使在紧跟斯大林的政洽局委员和政府成员之间，亚果达也不能找到同盟者，因为这些人对他同样恨之入骨。　

　　眼见斯大林如此器重这个没有什么革命经历的亚果达，甚至授权他任意干涉各人民委员部的事务，分管这些部门的老革命们是不会没有看法的。伏罗希洛夫就特别讨厌亚果达为监视军队而在各部队里设置的内务机关，并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这些“特务”唱对台戏。交通道路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曾对亚果达大发雷霆，因为内务部交通局干涉他的工作。主管工业和商业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同样忿忿不平，因为内务部经济局的人经常跑到他们所管的企业中去调查贪污盗窃案件，闹得满城风雨，使他们名声狼籍。　

　　紧跟斯大林的大人物们之所以对亚果达咬牙切齿，还因为后者在他们主管的部门里安插了数以千计的秘密情报员，这样，亚果达要想使他们威信扫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搜集到足够的事实，而他们却感到自己始终处于一个玻璃罩之中，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离开亚果达为他们派的“私人保镖”，他们竟一步也动不了。　

　　然而，这一切却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果达绝不可能卷入政治局委员们的什么集团，而中央委员会中如果出现了图谋不轨的团体，亚果达及其强大的内务部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其摧毁。对于一个时刻担心丧失权力的独裁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象亚果达这样可靠的人来负责安全和保卫工作。　

　　总的来讲，斯大林和亚果达是互相利用的。这是个不容第三者涉足的联盟。惊人的秘密和可怕的犯罪，人民的仇恨，把这两个人死死地拴了在一起。亚果达是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他在为斯大林拼命的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九三O年，亚果达的一名副手——曾被沙是监禁过十年的老党员特里利谢尔，悄悄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的历史做了一番调查。他发现，亚果达在按中央组织部的要求填写党表时伪造了历史：亚果达说自己一九0　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后来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可是实际上，亚果达是一九一七年才入党，在此之前，他与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说，亚果达欺骗了党。特里利谢尔前去晋见斯大林，出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可是，因这一调查而倒霉的，不是亚果达，而是特里利谢尔；他被斯大林撵出了莫斯科，亚果达却继续飞黄腾达。但是，绝不能认为特里利谢尔此举就真的得罪了斯大林。恰恰相反，斯大林还为此感到十分满意和高兴，因为他捏住了亚果达的“把柄”，而且是后者从不打算装进自己的“材料袋”中的材料。斯大林从不喜欢自己身边的人是诚实而有主见的革命者，而只让一些有“疮疤”的人围着他转，以便在必要时利用这些“疮疤”来要挟他们。　

　　有一段时期，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对此应该记忆犹新）曾决心公开站出来整治亚果达。他们试图说服斯大林除掉亚果达，由某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例如，据我所知，卡冈诺维奇就曾于一九三二年表露过想担任此职的迫切愿望。但斯大林拒绝将这一位置交给政治局委员。要知道，这一职务是他走向独裁统治最有力的推进器。他想单独掌握这一机器，把它变成盲目地服从于他的武器，在关键时刻能够刺向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的刀子。　

　　为使斯大林厌恶亚果达，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曾极力让斯大林相信，亚果达是俄国革命的“富歇”。他们指的是约瑟夫·富歇，法国革命时期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此人曾连续为法国革命、执政内阁、拿破仑、路易十八服务，却并不忠实于其中任何一个制度。卡冈诺维奇以为，这种历史的比拟应能唤起斯大林对亚果达的反感，促使他下决心除掉亚果达。顺便括一句，卡冈诺维奇还给亚果达起了“富歇”这个绰号。当时，莫斯科正好出版了天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著名小说《约瑟夫·富歇》的俄译本。小说在克里姆林宫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亚果达知道卡冈诺维奇骂他是“富歇”，尽管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去讨好卡岗诺维奇，想改善一下自己同他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亚果达在被突然免去内务人民委员（调任邮电人民委员，但紧接着就被逮捕了）之前的三四个月中，脸上总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笑容。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丑态。当时，他不仅没预感到危险已经临近，反而象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样，格外得意。要知道，他那时刚刚向斯大林献上了一份不可估价的厚礼：结束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许多其他列宁亲密战友的预审。　

　　一九三六年，亚果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斯大林还给了他一项最高的荣誉：为他在克里姆林宫内拨了套房间。这意味着亚果达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　

　　克里姆林宫内有好几座宫殿、礼堂和行政大楼，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住宅。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里面占有一间面积很窄的，革命前供仆人居住的房间。尽管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回自己在郊外的官邸，但能在克里姆林宫中有一间房，哪怕又小又窄，“新贵们”也认为比住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外的花园洋房里更威风、更光彩。　

　　好象是害怕斯大林会收回成命，亚果达第二天就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当然，米柳京大街上那幢专门为他修的豪华官邸还是继续归他所有。亚果达在郊外奥泽尔基公园附近还有一幢别墅，但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每周只去一次，似乎市里的灰尘和闷热，比奥泽尔基公园的凉爽更合他的胃口。亚果达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住户这件事，仿佛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使得上层人物们议论纷纷。当然，任何人都不再怀疑，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出现了一颗新星。　

　　内务部里还出现了一个传闻：斯大林似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投降感到十分满意，从而对亚果达说：“政治局里应该有您的一个位置”。这就意味着，在下一次党代会上，亚果达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那位“富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意识到自己头上已经乌云密布，一场将在几个月后把他彻底淹没的暴风雨正在形成，但我非常清楚，亚果达虽然每天与斯大林见面，却没能从对方的眼里察觉出任何值得他警惕的微兆。相反，亚果达还认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已近在咫尺。过去，政治局委员们瞧不起他，视他为异端，现在，他们似乎该收敛一下，给他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现在，亚果达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来干劲之大，简直前所未有。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让它在外人眼里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由内务部动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完全出于他的那种非同一般的虚荣：他亚果达存心要同卡冈诺维奇手起平坐，因为莫斯科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几个月中，亚果达表现出来的轻狂，达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整天忙于为内务部人员换装，使他们穿上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并制定有关内务部人员的行为准则和礼节的条例。但当部里的人员刚穿上新制服，他又不满足了，决定为内务部高级官员定做高级服装；带金边饰的白色华达呢制服，天蓝色裤子和漆面皮鞋。由于国内不生产漆面皮鞋，亚果达就命令从国外进口。这套高级制服最主要的装饰物，应该是一把小巧玲拢的镀金短剑，类似于革命前沙俄海军军官的佩剑。　

　　亚果达接着又下令，内务部哨兵的换岗仪式要隆重，要鼓乐齐鸣，惹人注目，就象沙皇御林军换岗一样。亚果达对沙皇近卫军团的内务条例很感兴趣，为了仿而效之，他规定了一系列新的行为规则和礼节。由于这些繁琐的规定，使昨天还处于平等关系中的同志，今天见面就必须相互立正，敬礼，活象机械的小锡兵。鞋后跟的碰撞声、粗声粗气的问候声，毕恭毕敬的举手礼、上级提问时简洁而谦恭的回答声，这一切，都成了一个标准契卡所必须具备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内务部里一系列革新的开端。顺便一提，红军中也恢复了森严的等级制。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苏联人民宣布：革命，连同那些使老百姓为之兴奋的许愿，都已经成为过去；斯大林制度已完全控制了国家，其稳固程度只有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才能与之相比。　

　　不难想象，当那不忠实的命运将亚果达从权力顶峰上拉下来，扔进那阴森恐怖的，几年来折磨过成千上万名无事者的牢房中时，他有何感受。曾几何时，在卫护独裁政权和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时，在签署那些无事者的判决书时，他亚果达是何等得意，甚至连判决书的内容都不屑一顾。可如今，他自己也注定要象被他杀害的无数牺牲者一样，走向死亡之路。　

　　刚被捕时，亚果达活象一头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无休无止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警觉起来，派去了医生。　

　　叶若夫很担心亚果达失去理智，因为那样对即将开场的审判闹剧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