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卡林的女儿又回到了莫斯科。她来找我们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她完全变了，脸色苍白，枯瘦如柴。眼里充满痛苦。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丝毫的孩子气了。她对我说：‘我已向检察院送了申诉。要求他们让占我们家的那家人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这是一位在萨拉托夫收留她的人要她这样做的一“我还去过原来那所学校的少先队组织，’姑娘继续说。“领到了一份关于我两年前入过队的证明。但少先队辅导员硬要我先去参加少先队的会议，要我在会上表个态，声明自己完全拥护枪毙我父母亲的做法。我去了，我说。如果我父母亲真是间谍，那就应该被枪毙。可是队员们还要我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间谍和人民的敌人。我没法，只好说了但我非常清楚，这是谎言！我爸爸妈妈是最诚实的人。而枪毙他们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间谍！’她咬牙切齿地说完了这番话。姑娘拒绝在我们家吃饭，也不要我们给的钱。
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大会小会上，报刊广播里却在大肆赞颂“斯大林的人道主义时代”。谁能知道，在“斯大林最关心人民”和“斯大林无微不至地爱护儿童”等颂歌下面，有多少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哀号，在悲泣
要消灭驻国外的契卡干部，显然比逮捕国内的人员要困难得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先骗回苏联。
诱骗驻外的内务部人员回国，必须特别讲究策略。要知道。国内的清洗浪潮，国外的契卡人员早有所闻，他们不得不权衡自己的命运。再说，如果逼得这些人拒绝回国，他们就可能向西方各国揭发内务部在这些国家进行活动的秘密。这正是莫斯科最害怕的后果。
斯大林和叶若夫不得不考虑到这一切。为了不使内务部驻外人员产生自危感。他们推迟了清洗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内务部外事局的行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叶诺夫无情地消灭了其他各分局的领导人，唯独没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一根毫毛。
必须给还在国外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国内的血腥清洗与他们无关。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信任并密谋消灭内务部老战士的叶若夫就成立了一个直接归其管辖的特别行动局。这个局的任务，是到国外执行斯大林亲自下达的，不能让内务部基层干部知道的密令、该局有好几个行动小组，分别配有多名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经常出国，旅行，暗杀国外的托派领袖和叛逃的契卡人员。一九三七年一月，这个局分别在三个欧洲国家和墨西畜的首都建立了秘密活动据点。里面的“常驻代表”都持有假证件。
一九三七年夏天，召内务部驻外人员回国的计划开始实施，头几批被召回国的，都是家属留在国内的内务部驻外人员。召他们回国并不困难，因为在斯大林眼里，妻子儿女是最有威慑力的人质。这批干部回国后并没立即被捕。跟往常一样，斯卢茨基在听取过他们的工作汇报之同给了他们一至两个月的休假，放他们到南方的度假胜地或专为高级干部修的疗养院。在那里，他们高高兴兴地给那些还在国外的同志写信，通报“平安”。从南方回来后，他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去某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国家从事秘密活动。他们领到假证件。并在指定的时间出发前往新的工作地点。临走时，车站立自然会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送行。然而，他们的旅途终点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火车站：他们在那里被押下火车，押往秘密监狱。当然，他们没能到达预定国家的消息总会泄露出来，但那至少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斯米尔诺夫（他真实的姓氏为格林斯基）奉召回国述职。到达莫斯科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给留在法国的妻子写来一封信，称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去中国从事地下活动，要妻子立即带上全部东西回国。斯米尔诺夫在法国已经干了四年，所以，派他去其他国家纯属正常调动。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叶若夫之流不能预见的事，在巴黎的契卡人员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得知斯米尔诺夫后来的命运。
就在斯米尔诺夫回国两个星期之后，曾在法国工作过的内务部人员格罗卓夫斯基夫妇回到了巴黎。妻子悄悄告诉其他干部的家属，在离开莫斯科前夕，她曾前往斯米尔诺夫住的“莫斯科宾馆”，打算同他告别。她来到他家门前，正想敲门，房门突然大开，只见两名持枪便衣押着斯米尔诺夫走了出来。她没敢停留半步，赶紧走掉了。
不久，曾与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同车回莫斯科的苏联外交信使返回了巴黎。他们证实了斯米尔诺夫被捕的消息：列车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刚刚停稳，包厢里就出现了一名内务部的便衣，他请斯米尔诺娃跟他走。
“我丈夫在哪里？”她很惊奇，因为站台上没有她的丈夫。
“他在汽车里等您呢，”便衣回答。
她只好满腹疑惑地跟他下了车。走出车站后，他们来到一辆破旧的敞蓬嘎斯车前面。便衣推她上车，可是车里并不见斯米尔诺夫。可怜的女人顿时昏倒在地。一直跟在旁边的信使赶紧上前，帮助那便衣把斯米尔诺娃扶进汽车。打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叶若夫见斯米尔诺夫被逮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巴黎，便赶紧发出通报，宣布斯米尔诺夫是法国和波兰的双料间谍。说他是法国间谍，是因为他在法国工作过；定他为波兰特务，则是由于他出生在波兰。
在巴黎的内务部工作人员根本不相信叶若夫的鬼话，他们深信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苏维埃祖国是绝对忠诚的。退一万步说，假如他真是法国反间谍机关的特务，那就意味着他所掌握的全部机密，包括驻法国情报站同莫斯科联系用的密码，对法国人来讲已不再成其为秘密。因此，如果叶若夫真的认为斯米尔诺夫是双料间谍，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立即变换密码，中断同斯米尔诺夫在法期间向苏联提供法国机密的秘密情报员的全部联系。但叶若夫并没这么干，情报站继续使用着原来的密码，继续从过去的情报员手中获取情报。
一九三七年夏季，约有四十名在国外的契卡人员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其理由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五个拒绝回国并坚持留在国外的人以外，其他人全部落入了叶若夫的陷阱。在拒绝回国的人中，我知道的有四人：伊格纳季·莱斯——一位潜伏极深的侦察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内务部驻荷兰情报站站长，另外两名特工人员，我只知道他们化名为保罗和布鲁诺。
最早识破圈套的是伊格纳季·莱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他给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寄去一封致苏共中央的信，声明自己同斯大林的反革命路线决裂，并决定“回归自由”。从这封信中可以得出结论，他所谓的回归自由，是指“回到列宁主义、列宁的学说和事业上去”。
莱斯与内务部和党决裂，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可能导致其他驻外人员仿效的先例。那样一来，内务部的罪行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就会接二连三地暴露出去。
斯大林得知莱斯“叛逃”的消息后，立即下令追杀叛徒及其妻子和子女。他要杀一儆百，警告一切企图不回国的驻外人员。
特别行动局的行动小组立即从莫斯科出发，来到莱斯藏身的瑞士。叶诺夫的这些刺客很快就收买了一个名叫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的女人。这个人本是莱斯一家非常信赖的朋友，但她却把“叛徒”的行踪出卖给了叶若夫的刺客。九月四日凌晨，莱斯的尸体出现在洛桑市郊外的公路上，尸身上布满弹洞。
几名刺客带着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怆惶出逃，却把行李留在了旅店里。瑞士警察在希尔德巴赫的行李中找到一盒下了剧毒的巧克力糖。显然，这糖是为莱斯的孩子准备的。希尔德巴赫之所以没用这些糖去款待那些非常爱她的孩子，大概是时间来不及了，当然，也可能是良心受到了责备。
对伊格纳季·莱斯的暗杀来得相当快，使他没来得及向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尽管他非常想这么做。
莱斯虽然被消灭了，但不到两个月，又有一名内务部驻外情报站站长宣布与苏联决裂。这就是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一九三五年以前，他曾在红军侦察局工作过。他抛弃自己在海牙的职位，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来到了巴黎。
叶诺夫火速派了一个行动小组赶往巴黎。如果不是法国政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派武装警察将他保护起来，并向克里姆林宫提出了强硬的警告——克里维茨基连一个月都活不过去。法国外交部召见了苏联临时代办吉尔什菲尔德，要他转告苏联政府：法国公众对刚刚发生的绑架原沙俄将军米勒的事件感到无比震惊，在这种气氛下，如果苏联特工人员再在法国领土上实施类似的绑架或暗杀不受苏联欢迎的人，法国政府将不得不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米勒将军是全俄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他是大白天在巴黎市中心被绑架的。这一事件确实惹怒了法国人。因此，苏联间谍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实施的这一暴行，实际上救了克里维茨基的命。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斯大林的惩罚：一九四一年，人们在华盛顿某旅馆的～间客房里，发现了克里维茨基被枪杀后的尸体。
还有不少内务部驻外人员也失踪了。不过，他们的消失不象莱斯和充里维茨基那样引人注目。其中许多人被消灭，仅仅是由于被怀疑要背离斯大林制度和拒绝回国。
一九三八年初，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长阿加别科夫在比利时被暗杀。阿加别科夫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脱离了斯大林政权，也就是说，斯大林对他的追杀持续了整整十年。阿加别科夫的被杀几乎不为人知。他的神秘失踪，只引起了一个人，即常与他见面的俄国著名政治流亡者布尔采夫的不安。阿加别科夫事件说明，时间的流逝对内务部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哪个特工人员敢于不回苏联，无论过了多少年，斯大林的人迟早部会找到他的行踪，并尽力加以消灭。
绝大多数苏联驻外人员都规规矩矩地回到了苏联，尽管他们在国外就知道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对这种现象，许多不太了解斯大林及其“机关”的外国人都很难理解。其实，稍微了解底细的人，只要为内务部驻外人员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明白，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和恫吓手段不允许他们作出别的选择。
阻止他们决裂于斯大林政权的关键因素，是株连家属。他们谁都不敢忘记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颁布的那项特别法令。该法令规定，军人叛逃国外，其近亲属将被流放到最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不管他们是否预先知道其叛逃意图。而在内务部里，还宣布过一条秘密规定以作为对这条法令的补充：内务部工作人员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拒绝回国，或从苏联叛逃，其近亲将被判处十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刑；该人如出卖家机密，其近亲属将被处以极刑——死刑。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少有人敢于脱离斯大林政权：那样做等于是置自己的亲人于死地，而且自己也只能永远担惊受怕地流落异国他乡。
在国外的内务部人员都知道，几乎在每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中，都有内务部的情报网（在这方面，内务部是从不吝惜金钱的）。有些情报员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高级官员。通过他们的协助，叶若夫的行动组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叛徒”并予以消灭。
对于那些子女尚小的“叛逃者”来讲，处境就更严峻了：莫斯科可以下令将他们的孩子拐骗走。内务部的特工既然能够成功地在大白天把两名原沙皇将军（库捷波夫和米勒）从巴黎闹市绑架走，难道还无法哄骗或强行制服小孩子吗？
我认为，绝大部分内务部人员之所以在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就赶紧动身回同，还有一个原因：他们问心无愧，认为自己在斯大林及其政权面前是毫无过错的。他们糊里糊涂地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处罚，尽管他们也听说过，在别的许多人身上，公正原则早已遭到野蛮无情的践踏。不少人都暗情这样一种希望：他们明知自己的同志正在遭到逮捕和枪毙，仍然还自动地回到苏联，这恰恰证明自己对斯大林无限忠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得到不同的待遇。
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的内务部外事局的干部中，有个叫马利（化名马恩）的优秀侦察员。多年来，他一直作为情报站的负责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