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一瓦加尼扬很少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他特别热衷于钻研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当苏维埃政权在外高加索完全巩固之后，帕尔一瓦加尼扬就全力搞理论工作去了，并写了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创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并当了主编。当左倾反对派出现之后，帕尔一瓦加尼扬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后来，他因此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三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斯大林在准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突然想起了恰尔一瓦加尼扬这个人。于是决定利用他作为莫须有的“托一季联合总部”内托洛茨基的三名代表之一。帖尔一瓦加尼扬被解送到莫斯科，由别尔曼负责对他做工作。
我得知此事后，赶紧找到别尔曼谈了恰尔一瓦加尼扬的情况，并求他别对我的朋友太狠心。
别尔曼很钦佩帕尔一瓦加尼扬。特别是后者那无比正派的作风，更是让别尔曼感慨不已。别尔曼对他越了解，尊敬和同情之心也越深厚。作为期大林刑讯机关的一名审讯员， 别尔曼居然与他的受审人建立起了友谊， 而且是在正式审讯后者的“罪行”的特殊气氛之中建立起来的。
当然，别尔曼虽对帕尔一瓦加尼扬深表同情。却不能与他开诚相交。表面上，他还是保持着审讯员的架子，并尽量使用与斯大林式的党性原则相吻合的套话来进行审问。但同时，他并不强迫帕尔一瓦加尼扬认罪，也不对他施用将使他产生死亡恐惧的刑讯方式。
别尔曼并不执着于遵从那些被“机关”视为罪行的细节，只是向帕尔一瓦加尼扬解释说，由于他帕尔一瓦加尼扬也被指控为阴谋参与者，所以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用他的“坦白”来证实那些已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的诬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供诉。同时，别尔曼提示他要以这些前提作为出发点。选择自己在审讯中和在法庭上的行动方针。
下面是他与帕尔一瓦加尼扬的几次谈话内容，一都是他过去亲口对我讲的。
帖尔一瓦加尼扬在拒绝做假供时，对别尔曼说道：“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证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在十月革命的街垒战中，以及后来在内战中，我已多次出生人死。当时，我们之中有谁想过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在你们所需的供诉上签字，那至少得让我相信。这些供诉确实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可是我打心眼里感到。这些供诉只能糟踏我们的革命成果，只能使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
别尔曼反驳说，中央更了解党和革命目前真正需要些什么，中央比长期脱离政治运动的帕尔一瓦加尼扬更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每个布尔什维克应当绝对相信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
“最亲爱的别尔曼，”帕尔一瓦加尼扬回击道，“您一再劝我，要我相信我不应该独立思考，而只应该盲目服从中央，可是我这个人啦，生来就是这样：不能停止思考。瞧，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那种有关老布尔什维克好象都成了杀人匪徒的观点，不仅会使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而且会使全世界的社舍主义事业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我敢发誓，我很不理解政治局这一鬼计划，同时也为这个计划会钻进你的脑子里而感到吃惊。也许。您认为我已经疯了。假若如此，您向一个疯癫的、神经不健全的人要求供诉。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病人院去不是更好一些吗？”
“您怎样回答他呢？”我问别尔曼。
别尔曼自嘲地回答道：“我对他说，他的理由只能证明这么一点：反对派的根子在他意识裹扎得太深，使他完全忘记了党的纪律。”
帕尔～瓦加尼扬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列宁指出过：党员四条纪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承认党纲。这个受审人在谈话结束时说：“如果中央现在的新纲领认为必须毁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奠基人的名誉，那么，我不承认这个纲领，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的制约。再说，我早已被开除出党，因此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服从党的义务。
有一天晚上、别尔曼到办公室来找我，要我到内务部俱乐部去，说那里正在举行化妆舞会。自从斯大林发出“让生活更美好。同志们。让生活更快乐！”的号召之后，苏联的上层统治集团就再也不搞喝喝酒，跳跳舞、玩玩牌的秘密晚会，而是公开地、毫无顾忌地开展类似的活动。内务部领导们响应领袖的号召。以非凡的精力投入“甜蜜的生活”。内务部俱乐部里的豪华陈设，与革命前的特权近卫部队军官俱乐部十分相似。内务部各分局局长们，你追我赶，都想举行更堂皇的舞会来压倒对方。头两次舞会分别由特工处和边防分局举办，舞会办得相当成功，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苏维埃新贵的太太们纷纷急着去找成衣匠订做晚礼服。现在，她们都迫不及待地盼着一次又一次的舞会。
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决定让“未开化的莫斯科人”见识一番地道的西方式化妆舞会。他一心要胜过欧洲各国首都那些豪华的夜总会。出国公干期间，他便曾在那些地方挥霍过大量美钞。
我和别尔曼走进俱乐部，眼前的景象确是莫斯科前所未有的。俱乐部那家华的大舞厅里，灯光朦胧。天花板下，一盏由无数玻璃片嵌成的球形大灯，不停地旋转着，无数光影飘飘洒洒地落到地面，使人产生一种雪花纷飞的幻觉。男人们身穿制服和晚礼服，太太们穿着晚会长裙或是小歌剧演员的那种套装，在爵士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许多太太都戴着面具，身穿十分花俏的歌剧装。这些服装是斯卢茨基特地从莫斯科大剧院为她们借来的。桌子上堆满了香槟、甜酒和伏特加。欢叫声。狂笑声、不时地压过乐曲。一个边防军上校心醉神迷地高吼道：“这才是生活呀；伙计们！为我们这幸福的降临，感谢斯大林吧！”
晚会主持人发现了我和别尔曼，顿时高叫道：“让他们来评评吧！这两位是到欧洲的常客。”接着，他转身对我们继续说道：“请坦率地讲讲，你们在巴黎成是柏林见过这种场面吗？那里的什么伯爵夫人，公爵太太，我统统瞧不起！”
我们只得点头称是，说外事分局举办的这个舞会。远远胜过我们有幸在欧洲见识过的任何舞会。斯卢茨基顿时满面生辉，为我们两个各斟上了一杯香槟。米隆洛夫恰好也坐在桌旁。他大声说道：“没话说的、你完全能成为一个巴黎高级妓院的呱呱叫的老板！”
真的、那个角色对斯卢茨基说来，远比他当苏联间谍机关的头头合适，更胜于他这三年当上的内务部党委书记。
舞池里闷得很，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俱乐部正对面，是内务部那阴森森的、自下而上嵌有黑色花岗石的大楼。就在这花岗石大墙后的一间间囚室里，成了斯大林人质的那些列宁的亲密战友们，正在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和别尔曼徘徊在莫斯科市内灯光晦暗的街道上。我想到了恰尔一瓦加尼扬，而别尔曼却象请到了我头脑里所想的，突然对我说道：“我脑子里总出现帖尔一瓦加尼扬的模样。真了不起，多么有思想的一个人呀。可惜，他和反对派牵扯上了，落得受这场罪。他真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他一心只想着革命的命运和一个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道义上有无权利在那些要求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名，”说到这里，别尔曼叹了一口气。“我们刚才在俱乐部碰见的那些人为革命立下的功劳，远不及帕尔一瓦加尼扬的百分之一。我时常惋惜自己，怎么会料理到了这桩案子。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值得庆幸，他至少没落到切尔托克那种坏蛋手里。”别尔曼沉默了一阵，又以另一种不那么沮丧的语气说道：“假如您能听到他怎样称呼我就好了：最亲爱的别一尔一曼！”
我从他的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别尔曼对帕尔一瓦加尼杨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策略。他的确不知道要他的受审人做什么好。是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呢，还是拒绝签字。因此，他没对他施加压力。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抵抗时，别尔曼倾向于认为，帕尔～瓦加尼扬不愿在公然捏造的供词上签字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在得知斯大林已经诚恳地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不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保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意出庭“坦白”的事情之后，别尔曼就改变了看法，认为他的受审人还是效法他们签字为好。他一个劲地劝帕尔一瓦加尼扬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并带着这些供诉出庭。在受审的这段时间里，帕尔一瓦加尼扬己对别尔曼产生了信任，因此他认为别尔曼这一反常态的作法并不是什么协讯手段。再说，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党务活动家都已出庭去为斯大林撒谎害人。他帕尔一瓦加尼扬再为党和革命的名誉会遭到毁坏而担心，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帖尔一瓦加尼扬就这样投降了。
他在“供诉”上签过字后。别尔曼说道：
“这就好了！任何反抗都是没用的。最主要的是保持住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再过几年，我想我还会看到您在党的重要岗位上继续战斗！”
“最亲爱的别尔曼，”帕尔一瓦加尼扬回答道，“您好象还不完全理解我。我丝毫不想再回到什么重要岗位上。既然我自以为为之活着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党已强迫我在这个东西上签了字，那我也就再也不想当一名党员了。今天，我真羡慕那些最落后的非党群众。”
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线辛斯基开始从内务部接手案子和被告人。“交接”程序是这样的：被告被押到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维辛斯基在那里当着内务部头头们的面，向被告人提问。他们是否承认供诉属实，是否在审讯时已签过字。这个不到十分钟的过场走完之后，被告又被送回狱中，仍旧由那些曾经审问过他们的内务部侦讯人员看管。
但在把帕尔一瓦加尼扬“移交”给维辛斯基时，却出现了一件很大的意外。被告人被带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那里除办公室主人之外，还有维辛斯基、莫尔恰诺夫和别尔曼。在回答维辛斯基那一套问题时，帕尔一瓦加尼扬鄙视地盯了对方一眼，说道。“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曾捕过您，因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帕尔一瓦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周在场的人，然后宽宏大量地补充道：“啊，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你了。”
帖尔一瓦加尼扬这一越轨之举，使亚果达和内务部的全部头头们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尽管维辛斯基常常在内务部头头们面前溜须拍马，可这里的人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内。
第十一章 叶若夫报复安娜·阿尔库斯
因“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关联合总部”一案而被捕的人里面，有个名叫安娜·阿尔库斯的妇女。这是个既有魅力又有教养的女人，曾是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格利戈里·阿尔库斯的妻子。蚱蘩胍熘螅剿甑亩郎粼诎材壬肀摺２痪弥螅窭昀镉氪笙吩旱闹爬傥柩菰币晾蚪阆瓤平崃嘶椋材热醇薷瞬┎祭镄环蛞荒谖癫坷镆桓龈闪返墓ぷ魅嗽保箍剖φ未χ魅巍Ｗ魑蹩ㄈ嗽钡钠拮樱崾读诵矶唷盎亍绷斓迹氩┎祭镄环虻睦嫌阉孤幕患姨乇鹨谩０材取ぐ⒍馑沟恼庾橐鏊淙灰裁怀中嗑茫肽谖癫颗笥衙堑挠押霉叵等匆恢北３窒氯ァ５谝桓稣煞蛞彩背？犊匕镏妥约旱男∨？
一九三六年夏天，安娜·阿尔库斯的朋友们吃惊地获悉，亚果达在签发拘票，准备逮捕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时，竟下令将她也抓起来。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想不通，把一个与党、与政治都毫无牵连的女人抓起来与审判列宁的老战友有什么联系。
安娜·阿尔库斯是在莫斯科郊外国家银行高级职员疗养所里被捕的。当时，她正带着已年满五岁多的女儿在那里度假。安娜·阿尔库斯觉得自己无任何罪过，同时又并不特别害怕内务部“机关” ， 因为她有许多朋友都在那里面工作，所以，“她对眼前发生的事，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感到吃惊。她以为这是误会，待事情一弄清楚就会被放出来，所以就把女儿暂时托付给一位银行领导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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