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近儿戏！”确实为入木三分之评。然而，再反思一下，也并非全是儿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皇帝的这些做法也会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这也成为一个教育皇家后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传不息，如焦编辑的教育皇家后代的《养正图解》就选择了唐玄宗的这一则故事。
其二，以孝治国。《孝经》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将“移孝为忠”、“以顺移忠”成为治国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视这一点，因此召开类似今天的高层的学术讨论会，研讨《孝经》的有关问题，还自己亲自作注，并撰写《孝经》全文立于学官，等等。他能取得“开元盛世”的盛况，也许和这种倡导与做法不无关系。但是他的误国，被赶下皇位也和没有很好地实践《孝经》有关。比如《孝经》强调要纳谏，他后期没有做到；而如果对照《圣治章》的那些内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与“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他都没有做到，如此却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乱”以后，这位皇帝对此应该有一番更加触及灵魂的体会了。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关心《孝经》，提倡孝道，也许主要就聚焦在这两大问题上吧。
其三，文化建树。唐玄宗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其他不烦说，比如《孝经》的整理、注释以及推广就是一大贡献。今天《十三经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如果我们参观泰山，登上南天门，来到大观峰，面对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宽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闪烁，会被它的壮丽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贞《州山人稿》云：“虽小变汉法，而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余尝登泰山，转天门，则见东可二里穹崖造天，铭书若鸾凤，翔舞于云烟之表，为之色飞。”笔者尝驻足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之侧抚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纪泰山铭》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为了一黄土，而这些文物却在天长日久地倾诉着一切。
朱熹改编《孝经》（1）
朱熹（1130～1200年），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居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不久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年）落职罢祠，后致仕。他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称考亭学派、程朱学派。
朱熹与《孝经》也是一个很有意趣的话题。首先说个故事，在《二十四孝别录》“幼通孝经”一则载：“宋朱文公熹，字晦庵。八岁读《孝经》，即知大义，戏为注解，书八字于其后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有附诗云：“自幼明伦理，千秋说晦庵。试看标八字，那个可无惭。”朱熹八岁读《孝经》、背《孝经》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孝经》常被作为一种启蒙读物；发誓做个孝子，书那八个字也有可能；但是八岁孩童能通晓而作注释，或许就有些夸张了。不过朱熹在《孝经》上做了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一直至今。
再说个故事，传说朱熹写的“孝”，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孝”的涵义。
我们到安徽的宏村去旅游，导游会介绍传说朱熹所写的“孝”字，那个“孝”字就在一座老宅的大堂上。细心观察字最上面的右边，在横、竖、撇的笔画连接的地方，很像一个人仰望的脸面；再观察左边，或说是像猿的脸形。由上而下是脖子、半身形体、双手作揖敬奉的状况，下面就是“子”字。导游说，这是意喻那些不孝敬之子，就如同尚未进化的猴子；人只有尊老、孝敬父母，才有资格仰面望天。
笔者也曾参观于此，徘徊良久。如果冷静地想来，真要写得这样形象如画、比喻含蓄，恐怕很难一笔挥成，朱熹也不会顷刻之间完成的。这只不过是后来的人巧妙地附会罢了，不过附会得也很有教育意义。其实笔者想来，还可以再往深处开掘：人是从猿猴而来，人身上有人与猴共具的东西，也就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共具，因此一半是猿、一半是人。但是，真正的人是能抬头看天、仰望父母、孝敬父母的，父母不就是家里的日月，不就是天吗？如果还是猿猴一样的畜生，那么只能是低头愧对父母、上苍，哪有抬头仰望的资格？
人，是做人呢，还是做猿猴呢？“孝”字，又再次拷问了人们的灵魂。
朱熹与《孝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改编了《孝经》，其留下的震荡是深远且巨大的。
朱熹撰写了《孝经刊误》，此书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当时朱熹已经五十七岁，主管华州云台观，“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撰作的主旨是“拨乱反正”，纠正他认为人们对《孝经》的一系列谬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针对《孝经》作者，或认为是孔子所作。朱熹嘲笑说：“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他认为，是“曾子门人所记也”。
2。 针对以前的研究者，朱熹也针砭道：“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
3。 朱熹指出《孝经》中的问题，如“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
4。 最重要的举措，是改编了《孝经》结构。他根据自己的思路、逻辑，认为《孝经》的十八章中，有“经”，即是经文；也有“传”，即是对经文的解释。他把今文《孝经》的最前面的今文的六章、古文的七章合编为“经”，而把其余的各章称为“传”。下面就来比较一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朱熹改编《孝经》（2）
《孝经》章第名称 朱熹《孝经》
开宗明义章第一 经一章·前六章
天子章第二 传之一章·广至德章
诸侯章第三 传之二章·广要道章
卿大夫章第四 传之三章·三才章
士章第五 传之四章·孝治章
庶人章第六 传之五章·圣治章上
三才章第七 传之六章·圣治章下
孝治章第八 传之七章·纪孝行章
圣治章第九 传之八章·五刑章
纪孝行章第十 传之九章·事君章
五刑章第十一 传之十章·感应章
广要道章第十二 传之十一章·广扬名章
广至德章第十三 传之十二章·闺门章（古文）
广扬名章第十四 传之十三章·谏诤章
谏诤章第十五 传之十四章·丧亲章
感应章第十六
事君章第十七
丧亲章第十八
朱熹说：“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句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其传文之失，又别论之。”
这是朱熹大胆地怀疑后，做出的“创新”之举。在此以前无人道，也无人敢道，且无人会想到这样道。朱熹这种做法内在的逻辑，就像他对于《大学》的做法一样，是一以贯之的，即是分成为两部分，一是分出“经”的部分，再是分出解释“经”的传的部分。
笔者突然想起顾颉刚说的话：“朱熹，对于古经确有创见。他眼光犀利，能把古书中的矛盾发掘出来。唐代大儒只是调和了一番。宋代朱熹看到其中的矛盾，并且自己重新作注解，成立新说。成立了宋学，发生了宋学对于汉学派的对立。”（何启君整理《顾颉刚讲史录》）这段话可供我们从正反两面来体味之。
至此，我们来读朱熹在《孝经刊误》第一节后面写下的一段按语，就觉得有味道了：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乃《孝经》之传也。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
我们还要评说的是，朱熹的读书得间、读书的怀疑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而朱熹这一《孝经刊误》的做法在《孝经》的研究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自唐玄宗注《孝经》以后，此“花”便独秀，而其他的《孝经》著作便被淡化了。朱熹《孝经刊误》重新开出一条新路子来，带出一片新气象来。
不过，历史上乃至于今人对朱熹的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赞赏的，或进而继承此路子前行的，此不乏其人。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
一是不赞赏的，并反对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一派主要理由是认为朱熹仅凭主观意见来改变《孝经》。如清代毛奇龄《孝经问》，设对门人张燧问，从十个方面驳斥朱熹《孝经刊误》和吴澄《孝经定本》，指出《孝经》非伪书，刘炫也没有伪造《孝经》，批评朱熹、吴澄删经之弊。又如魏源《孝经集传叙》说：“后人或浅近视之，于《孝经》之中又裂分经、传，加以删削，与《大学》补传改本同失，而《孝经》之谊几亡。”我们认为朱熹的改编《孝经》是缺乏根据的，不该盲从他。确实，对于元典怀疑可以，但关键要拿出证据来，而在这方面朱熹显得证据不足、缺乏证据；不仅如此，还只依据私见便进行删削变动元典，更是一种破坏性的做法了。
《孝经刊误》正因为是朱熹所作，故影响深远，甚至于元明清几代。此后如元代吴澄继承之作《孝经定本》，元之董鼎作《孝经大义》、朱申之作《孝经句读》，明代江元祚《孝经汇注》以及清代周春于《孝经》之作等等，都是承朱熹的理念和做法而一脉延展出来的。当然若要从积极的方面看，那么此中也有促进，那便是如前所说，因为司马光、范祖禹等的古文《孝经》的研究，加上朱熹的古文《孝经》的影响，使得古文《孝经》的生命在唐以后的衰微下，得到了一度的提振。
帝王·《孝经》·注讲书传（1）
皇家与《孝经》的关系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无论是天下太平的时代，如汉、唐、宋等朝代，《孝经》是热热闹闹的时代；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者是蒙元那样的时代，《孝经》也照样不寂寞；因为统治者都知道《孝经》所能起到的作用与价值。
皇家在做法上除了政策上的奖励、激励以外，比如教学科举、确立学官、选拔人才、考核官吏、营造社会风气以外，他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翻开历史，中国古代的帝王对《孝经》特别重视，或亲自注解，或亲自听讲，或亲自宣讲，或亲自书写，或亲自传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一些在后文还会讲到。这里再举出些例子，集中地观察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以及可以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道理。
1。 帝王们重视《孝经》
历史上许多帝王都高度重视《孝经》，这是很突出的。比如从几个开国皇帝来说，隋文帝杨坚建国时，就接受苏威的进言，“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吏诵读。此也影响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他也下诏：“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又如唐高祖李渊曾下诏：“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代从高祖开始就重视提倡《孝经》，宣扬孝道。
宋太祖赵匡胤在征战之中，还不忘记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此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宋代的皇帝对于“孝治”的重视。
明太祖朱元璋称《孝经》为“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以垂万世”。下诏令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之士至于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等有伤身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