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天津,我在一个电机厂当了团委书记。1977年,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我听后半信半疑,这年头能人还有出头之日吗?不过,我还是当天就坐长途汽车跑到弟弟插队的村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
弟弟考取了外语学院的头名状元,看来这是玩真的了。我也开始复习,闷热的夏天,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没有,蚊子多得咬死人,我在身上涂满避蚊油,躲在唐山大地震后自己搭的临建棚里,一页页地苦读扔了好多年的旧课本。
我报了法律系,那是一种隐秘的正义感和权力欲结合的产物:我要成为掌握法律的人,匡扶正义,让所有的人都在法律的框架下服从秩序。我考上了!但专业却被换成了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报考大学时必须接受一个条件,“服从分配”。
跟当年离开部队时造成的震惊一样,我又做出一个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的决定:大学不上了!
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欢送石子坚同志上大学”的照片,照片上的同事个个都很年轻,虽然穿得非常朴素甚至寒酸,但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如今再也找不到的质朴与纯真。他们都是由衷地为我高兴,但没有人理解我这异乎寻常的选择,有大学干吗不上呢?
二十年后,我在华盛顿竟然又见到了当年一起考上大学的两位同事。那是一个纪念恢复高考二十周年的聚会,酒店大堂里高挂着“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大红标语,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新一辈,如今已经人到中年,有的发福,有的早生华发,个个西装礼服,手持酒杯,频频相互应酬。“再过二十年,咱们来相会”,当年唱这首歌时,我们不曾想过,二十年竟然在弹指一挥间,更不曾想过,这二十年我们将要得到的和永远失去的。
“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重建法制。我放弃上大学,不仅是对那僵死的分配制度进行抗争,而且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法制建设中去。我进了政法机关,成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第一批生力军。我当时多么幼稚,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非一步之遥啊!
我为她大病一场(1)
开始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可我一直都没看中谁。因为这些介绍给我的女孩,全都和我一样:党员,政工干部,团委书记,大概介绍人觉得这样的才跟我相配,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喜欢搞政治的。我想要一个温柔、贤惠、漂亮的传统型的女孩,最好还是高个子的。
终于遇见了一个第一眼就让我心动的女孩,那是在局办室同事安华的婚礼上,一米七二的她,犹如鹤立鸡群,匀称白皙,梳着当时流行的荷叶头,活像当时的红歌星苏小明。没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苏小明。
她就是东华,新娘的妹妹。不过,整个婚礼上,我都没能和她说一句话。那年月风气保守,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气氛远没有今天这么自由。主动跟漂亮姑娘套近乎,会被认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没想到,新娘子休完婚假刚上班,却主动跟我提起了东华。“子坚,你还没对象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谁啊?”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 就是我妹妹 ,我结婚的时候你们见过了吧?”“ 哦,好像是,不过,没什么印象。”我说了句假话,心里却想,那可是求之不得。
于是,再一个周末 ,我和东华、安华姐妹就在我家地震后的破房子里见面了。那天,我精心准备了一番,买了一些水果 ,还邀她们看了当年红极一时的日本电影《追捕 》。可是 ,西瓜吃了 ,电影看了 ,东华几乎没和我说几句话 。第二天,安华见到我,很尴尬地说 :“子坚,我妹妹说她现在年纪还小 ,不着急……” 听着这个过于勉强的借口 ,我就像自己撒了谎一样红了脸,说不上是羞愧还是伤心,第一次体会到 ,被心爱女孩儿拒绝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
后来我才知道 ,我的“ 奢侈” 招待不仅没能打动东华,反而只给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这人挺能花钱的 。”另外一个我没注意到的细节坏了事,她说我 :“ 年纪轻轻就留小胡子,流里流气的。” 冤枉啊 ,那可是当时最流行的“ 青年胡 ”。她姐姐劝她半天 ,最后她就给了一句话:“反正 ,我没觉得他是个能跟我过日子的人。”我莫名其妙地大病了一场,歇了好几天。消息传到东华耳朵里 ,她很吃惊:“我和他就见了一面啊,不至于吧!”
重新上班,我还是有点蔫蔫的,安华看在眼里,只能装作看不见 ,办公室的老刘却坐不住了 ,趁屋里没别人的时候 ,过来和我谈心:“子坚,我听说你因为失恋生病了 ?”“ 没的事,你看我什么时候谈过对象啊。” 我当然不能承认 :一向心高气傲的我也会被别人给甩了 。“ 别蒙我,我都知道了 。其实东华和你真的很合适,我是她叫叔叔的人,这个忙我肯定会给你帮的!” 按今天的观念 ,老刘有点多管闲事 ,不过,那年月的隐私观念还不是那么强 ,我深知老刘只是一片古道热肠,完全是为了我和东华两个人好 。我把自己的心事吞吞吐吐地告诉了老刘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星期天他就到东华家,把她堵在房间里 ,摆出长辈的身份说服她要跟我谈恋爱 ,甚至掏出一封事先写好的长达十多页的信,历数我的优点 ,“ 强迫”东华“再考虑考虑”。东华拧不过,半推半就 ,终于答应和我“谈 ” 恋爱了。
第一次单独约会是在水上公园,我划着船,她坐在船头,我问一句她答一句 ,划到半中央 ,她才开始反过来问我问题 。再下个星期 ,我就去了她家 ,安华警告她说 :“ 咱们已经辞了人家一次,这次可不能再折腾了 。”
这是我的,也是她的初恋 。我们没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机会,谈恋爱就是周末到父母家里一起做做饭 ,偶然出去看看电影,这样的理想对我们来说算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结婚好像是顺理成章的,我开始拼命攒钱,那时我也想去拼命赚钱,可惜没有机会 ,结婚的花销只能从嘴里省 。男方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要负责满屋里的家具,那时哪有什么家具城,市场上的家具式样十分单调,质次价高,所以都是自己打家具 。我不会打,只好请熟人帮忙,只管饭不给钱 ,不是我小气,那时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在那时房子小 ,打几件放满一间屋子就行了。
现在年轻人结婚可以买房子 ,当时哪敢想 ,一心等单位分房子。前几次分房我都发扬了风格,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结果我都登记结婚了还没有地方筑窝,还是安华帮我们借了一间房子当新房,当时还立了字据,租期六个月,月租五块钱,到期就腾房 。婚礼那天,我找朋友借了一辆旅行轿车去接东华,算是新娘子的豪华婚礼车,把两家亲戚叫来喝喜酒 ,我的人生大喜事,洞房花烛夜就这么过去了。节约闹革命嘛,喜事办大了,就要付出政治代价。
我们结婚了,好像是在履行一桩使命 ,并没觉得有多么浪漫。在别人眼 ,我们俩门当户对 ,郎才女貌 ,彼此都是合适的对象,只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努力地撮合我们;我看中了她的美丽和温顺,但对她的内心世界并不十分了解;至于东华,那时还是个懵懂的少女,从对我最初本能的排斥,到后来被动的接受,她一直都没能自己独立思考,这个男人是否是她最适合的另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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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她大病一场(2)
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顺理成章地结了婚,那个年代的婚姻,如果用现在的观念衡量 ,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美满幸福的呢?不堪深究。还记得,东华曾经很吃惊地对我说:“原来你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她的父亲心灵手巧又勤快,无论是做饭还是修理电器,样样都麻利,她以为男人就应该是那样,没想到也有我这样总是笨手笨脚的人。
我们必须进入自己的婚后角色,因为东华很快就怀孕了。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她却怀着几分迟疑地问我:“我,我们,现在要孩子是不是太早了?”其实当时我们都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久,石姗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新婚后的浪漫结束了,我们开始面对柴米油盐和屋子里挂满尿布的生活。似乎从那时起,我心里才真正开始有“家”这个概念,一个自己的家,三位一体,不能分割的家。
一块表竟让她欣喜若狂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东华的婚姻能经受这么多考验,除了石姗始终是一个纽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也算得上是患难夫妻,我始终觉得有些对不起她,一直都没能给她好的生活,她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用在了和我一起共患难上。
每当想到此,我的心情总像有一层雾霭飘过一般变得湿润起来。还记得她结婚后第一次不高兴,是在从那个借来的新房搬出来的时候。万事不求人的我厚着脸皮从单位借了一间九平米的平房,东华大着肚子去看房,一进门脸就沉下来了。帮我粉刷的同 事背后打趣我:“看弟妹好像对这房子不满意啊,有这就不错了!”我只好干笑两声。没办法,我没本事给她弄到更好的房子,这间房子没有暖气,没有上下水 ,自然也没有厨房和厕所 ,新打的家具没处放,沙发升级上了衣柜顶 。就在这个简陋的斗室里,我们迎来了女儿石姗。
不久,市里举行一次科普创作大赛 ,我也投稿参加了比赛 ,我介绍刑侦技术的作品《声纹》被评为一等奖。除了奖状和证书,还有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块小巧精美的坤表,当时能值一百多块钱。在劳动模范苦干一个月才发个搪瓷缸做奖励的年代,如此慷慨的奖品真令我出乎意料。结婚之后,除了买个二手砖头录音机学英语之外,我们就没置办过任何东西,连结婚照都没有,更别说戒指了。这下,我终于可以送给东华一样像样的东西了!
兴冲冲回到家,东华正系着围裙用搓板洗衣服 。“东华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我取出那个小盒子 ,献宝一样在她面前打开 。她定睛一看 ,马上“呀”地大叫了一声,跳了起来,手上的肥皂泡都来不及擦 ,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还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第一次见到她这么高兴,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这才像个男人嘛!婚后六年,我们搬了五次家,从顶楼到一楼 ,又从一楼到顶楼 ,当时没有搬家公司 ,请同事还得搭人情 ,我和东华宁愿自己干。沉重的大衣柜、 沙发,都是我俩合力从五层六层楼上一磴磴地搬下楼梯,然后,我骑三轮,她推着车 ,运到新家 。
东华结婚前在家从没干过重活,可和我一起搬家 ,她从没抱怨过一声 。那是多么可爱的光阴 ,我没有发现她的缺点,她看我也就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最初对我“不是过日子的人”的偏见早就忘到了脑后 。
然而 ,这样的光阴 ,就被我们自己像放鸽子一样,呼啦啦地放走了 ,到什么时候,恍然回头,早已物不在 ,人亦非。
我要出国
当年,我放弃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上大学机会,靠自学,我同时拿下了法律和英语两个文凭,当时还不懂这叫双学位,三十多岁就成了单位里的骨干。当时讲究“干一行爱一行”,我在部队就以为要干一辈子,在政法机关还这么想,哪料到,我的人生航船又一次被迫改变航线。
终于要涨工资了,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因为名额很少,谁涨谁不涨,说是应该给工作成绩最突出的,其实还是靠领导一句话。不过,因为我的工作成绩,在同样情况的同事们中间是最好的,大家都以为,这次有我是板上钉钉的了。
没想到,涨工资的名单一贴,我居然榜上无名!我觉得说不出的窝囊,有什么公平可言?好,我没有那么厚的脸皮给头儿送礼,我走还不行吗?当年凭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豪 气从部队来到地方,如今,只有再靠破釜沉舟的勇气到美国一搏。我一直在苦读英语,本来只是为了万一有什么涉外的案子能插得上手,但这时候,我开始把自己对前途的考虑和它联系起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东华,她百分百地支持我,说:“将来你留学回来,北京都会把你当人才!”她自己安于在银行做职员,但却很希望我有更大的职业成就,按传统的想法,我的成就就是她的依靠。那时候我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块钱,考一次托福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联系美国的大学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也不知道那艰难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去美国留学没花国家一分钱。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