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①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6）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是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 ② 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③
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后来，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目，不知是何故。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派确实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产生的，墨子的老师应当就是孔子弟子或门人。但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大众利益的思想家。
与儒家和道家不同，墨家学派行侠仗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己任，并能身体力行、不辞辛苦地去进行实践。这是墨家精神风貌的一个方面。
墨家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可以与儒家学派平分秋色。如二者都主张积极入世，都提倡和平，反对战争，都主张尽伦理责任。儒家主张对于他人的爱有远近亲疏之别（因为这种爱建立在当时宗法制的社会现实之上，又符合人性的最基本要求，故有深远的影响），提倡礼乐和三年之丧；墨家则主张兼爱，即对一切人平等地爱，反对礼乐，提倡节用节葬。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着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着，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毛泽东对《墨子》一书显然是下工夫读过一番的，所以对陈伯达的文章能提出中肯而独到的看法。毛泽东对墨子其人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与《列子》
有一则寓言叫“愚公移山”，这则寓言随着毛泽东“老三篇”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生动、形象、通俗晓畅的语言讲述了这个寓言：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7）
这则寓言出自《列子》。原文是这样的：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毛泽东无疑读过《列子》这本书，对其内容是十分熟悉的。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着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
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文中有许多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流传甚广。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
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
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
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详细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领域。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8）
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非常巧妙又非常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活用过《列子》中的“千变万化”、“杞人忧天”这两个成语典故。
“千变万化”出于《列子·汤问》。
西周时，有一次，远方给周穆王献来一位能工巧匠，名叫偃师。穆王问他有什么本领，偃师回答说，他已经造出了一些东西，想请大王先看一看。穆王让他改日再来。第二天，偃师拜见穆王，并把他所造的能歌善舞的假人一起带了来，穆王很惊奇地看着这些能歌善舞的假人。于是，这些假人在偃师的操纵下开始了活动。他们合乎旋律地唱歌，有节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