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是的，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1］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了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也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张继信说他：你真不睡呀？不睡我就睡了。我已经坐一会儿了，尻蛋子上的肉干了，痛得坐不住。
张继信呻唤着拽着从椽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慢慢地躺下了。
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麻烦人的。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都很是吃力，为了不麻烦人，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就叫陈毓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椽子上，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或者睡下。此刻陈毓明心里很是感动，便问了一声，张老师，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张继信说，不要，我不渴，喝得多了尿多，总要起来。但陈毓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了水。他说，尿多怕啥，尿憋了你就叫我，我给你倒。张继信说，那哪行呀，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还能叫你倒尿吗？陈毓明说，没什么，倒尿也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呀。
陈毓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看着张继信发怔。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他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他认识他，是从嘉峪关积肥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后来他问过别人，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有人告诉他，那人叫张继信。别人还告诉他，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前两年累垮了，饿垮了。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陈毓明问谁呀？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完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这几个人是杂役［2］，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没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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