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重要的。
最后，他们让我拍一部电影，我就同意了。我说我希望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能和我一起工作，结果史蒂文因为忙不能来，乔治把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带来了，这就组成了《EO船长》的一班人马。
我乘飞机去旧金山乔治的家“天行者”农场访问了几次，渐渐的我们写出了一个剧本，它将会运用上最先进的立体摄影技术，观众看《EO船长》时会感到他们也一同坐在宇宙飞船里在太空遨游。
《EO船长》讲的是音乐的力量如何改变了世界，是乔治想出“EO船长”这个名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身负重任，到了一个被妖魔皇后控制的星球上，他的任务是要除去妖魔，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最后的结局是善战胜了恶。
拍摄《EO船长》加深了我对电影原有的肯定的想法，使我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也许将来我就会走上这条路了。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爱电影，整整两个小时，你可以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电影可以使你忘却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电影。我可以坐下来，说：“好吧，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把我带到一个美妙的境界去，忘掉我的压力，忘掉我的烦恼，忘掉一成不变的日程安排吧。”
我还喜欢上在三十五毫米镜头的摄影机前表演。我以前总是听我的哥哥们说：“好不容易拍完了，我可松了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会去观察，尽量多学点儿东西，看看导演想要干些什么，灯光师在干些什么；我想知道灯光应从哪儿打来，为什么导演反复的要求重演同一场戏；我喜欢知道电影剧本哪儿又做了改动，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去学会的。对我来说开创新的东西是令人激动的，现在电影王国中就缺少新的东西，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巨大的摄影棚又使我想起在摩城公司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他们只需要最简单的答案，他们只要别人按老一套来做那些好像是很有把握的东西，当然，人们是早已厌烦了，但仍有那么多的人在做着同样的、陈旧的、粗俗的事情。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努力创造一些变化，总有一天，我要使一些东西得到改变。马龙·白兰度变成了我非常亲密的可信赖的朋友，我说不清他到底教给了我多少东西。我们坐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电影的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曾经和许多电影界的巨人一起工作过，包括演员和摄影师。他对电影艺术的价值观看法很深刻，使我感到敬畏，他对我像慈父一般。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电影是我的第一梦想，但我还是有许许多多别的梦。
一九八五年初，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以后，我们花了一晚上时间，制作出了一个群星荟萃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一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挨饿的消息震惊了我们，于是，我和莱昂内尔·里奇合写了这首歌曲。
那一阵，我曾让妹妹珍妮跟我走进一间有着有趣音响效果的地方，诸如壁橱或者洗澡间，我唱给她听，只唱几个音符，一段节奏，并不是一整段，或是什么别的。我只是在嗓子眼儿里轻轻哼着，然后问：“珍妮，你看到什么了吗？你听到这声音以后看到了什么？”这时她回答：“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的心声。”
她说：“你在说非洲，你在说那些快要死了的儿童。”《天下一家》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我们跑到一间黑屋子里，我给珍妮唱。在我看来，那是歌唱家应该能做到的，我们应该会表演，表演应该有效，即使在黑屋子里也一样。我们因为电视已经失去了许多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在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图像的条件下只用声音来打动人心。
从我记事起我就开始唱歌了，我懂得歌声的奥秘。
我认为《天下一家》是一首很神圣的歌；但这是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神圣。作为那晚表演的许多音乐家之一来演唱这首歌曲的一部分，我感到自豪，我们被改变现状的渴望联合到一起，这种改变将使世界在我们面前变得更美好，使我们想要帮助的挨饿人民的境况有所改观。
我们募到了一些格莱美奖的奖金，开始听到电梯里不仅只播放《比利·金》，也经常播放《天下一家》了。从一开始作它起，我就想过这首歌应该由儿童来演唱，当我第一次听到在制片人乔治·达克的节目中，许多儿童演唱这首歌曲，我差点哭了，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节目。
在《天下一家》之后，我又一次决定从公众中隐退。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花去大部分时间录制了《颤栗》之后的唱片，最后唱片命名为《真棒》。
制作《真棒》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回答是，我和昆西认为，这张唱片应该尽人力所及的达到完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不能不花费时间，去精心雕琢，狠下功夫，力求使事情达到最完美的程度，他不能在不满意的时候就随随便便、放任自流，他不能够。
如果不对劲了，你可以抛弃它，然后重新开始，直到它真正完美无缺，你也真正尽心尽力了，这也就是你的成果了。真的，你必须真正做到一丝不苟，这就是奥秘，这就是第一名与第三十名的区别，这就是第一名常常能数星期都保持名次的结果，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么好，真正好的东西总是会保持它的名次，让人们猜想着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解释我和昆西·琼斯如何制作一张唱片是很费劲的事。一般来说，我创作歌曲，演奏音乐，昆西则指出精华所在，这就是我能解释的唯一方式。昆西倾听我的作品，做一些改动，他会说：“迈克尔，你应该把这个地方改改。”我就做一些改变，他指导着我，帮助我创造，帮助我发明新的音响效果和新的音乐。
我们争吵。制作《真棒》时，我们总是不同意对方的一些观点，一般来说，都是因为新鲜事物而吵，为了最新的技术，我会说：“昆西，你知道，音乐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需要人们所用的最新的鼓声效果，我什么都是要最新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在前头，制作出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唱片。
我们甚至并不试图去迎合歌迷，我们只是要保证最高的质量，人们不会买废物，他们只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费了老大的劲，开着车跑到磁带店，把钱放在柜台上，那你只会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你不会随便说：“我在这儿插一首乡村歌曲，给那些喜爱乡村歌曲的人；在那儿录一首摇滚歌曲，给那些喜欢摇滚歌曲的人。”诸如此类。我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我喜欢摇滚乐曲、乡村歌曲，流行歌曲和所有老式摇滚乐。
我们沿用了《避开》的摇滚类型，请了埃迪·凡·海伦来弹奏吉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弹得最好。唱片应适合于各种人的各种口味。
结果，许多歌曲的种类自己产生出来，你会说：“对，这就是它，这就是它想成为的那样子。”当然，并不是每首歌都有可以跳舞的节奏，比如《与你共舞》就是这样的，它只适合于一种老式摇滚的舞步，但又不像《满足为止》、《日夜操劳》或者《你该干点儿什么》那样，具有一种这样的节奏，它可以使你跳舞跳得出一身大汗，跳得筋疲力尽。
制作《真棒》花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但它也是很艰难的，我们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感到是在和自己竞争，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很难创作出新的东西。不管你自己怎么看，别人总是要拿《真棒》同《颤栗》来比，你可以说：“嗨，忘掉《颤栗》吧。”但谁又会忘记呢。
我想我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在压力下，我仍可以做得最好。
《真棒》是一首关于大街的歌，它讲的是一个小孩离家去上了私立学校，当他从学校放假回来时，他的老邻居的孩子们就开始找他的麻烦，于是他就唱道：“我很坏，你很坏，到底谁坏？到底谁好？”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又强大又善良的时候，那你才是最棒的。《镜中人》（Man In The Mirror）是一首很了不起的歌，我非常喜欢它。如果约翰·列侬还活着，他一定喜欢这首歌，因为他和这首歌有很大的关系。它讲的是如果你想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你就应该从我做起，开始转变。肯尼迪总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即：“莫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自忖你能为国家如何效力。”如果你想改变世界，首先要看看你自己，从自己开始，从镜中人开始，别总是看着别人，从你开始。
这是一个真理，是马丁·路德·金和甘地都指出过的，也是我所信仰的。
有些人问我，在写《我不能不爱你》（I Can't Stop Loving You）时，心里是不是想着某个人，我说没有，真的。我在唱时倒是想着某个人，但写的时候并没有。
《真棒》中的歌曲全是我写的，除了两首：西达·加勒特和乔治·巴拉德合作创作的《镜中人》和《只是好朋友》（Just Good Friends）。他们还曾为蒂娜·特纳写过歌曲《爱有何用》（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当时我们需要一首两重唱，我就叫来了斯蒂维·旺德。他们写了《只是好朋友》，但我认为他们当时没想到这首歌是两重唱，他们只是为我写的，可是我觉得我和斯蒂维一起唱会更好。
《你我是一体》（Another Part of Me）是为《真棒》写的最早的歌曲之一。早在《EO船长》中，当机长最后说再见时，这首歌就和大家见过面了。《速度之魔》（Speed Demon）是一首机器歌曲，《你给我的感觉》（The Way You Made Me Feel）和《犯罪高手》（Smooth Criminal）只是我信手写来、落笔而成的创作。《别来烦我》（Leave Me Alone）这首歌只在《真棒》的CD上才有，我在这首歌上费了很多力气，制作出了绝妙的音响，像一层层的云叠在一起。我在这儿说出了我的心声；让我单独呆会儿。本来就是一首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歌，但我真正要说的是，尤其是对那些不厌其烦来打扰我的人说：“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吧！”
成功带来的压力常常使人们做一些古怪可笑的事。许多人一举成名，但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成功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成功。
我总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名誉，既然我在名誉中已生活了这么久。我学会了保持住自己的性格，躲开公众的眼光，尽量使自己隐藏起来，我猜想这样做有不少好处，但也有些坏处。
最要命的是没有任何隐私。我记得在拍《颤栗》的时候，杰克·欧纳西斯和谢伊·阿尔哈特到加利福尼亚来讨论这个本子。树上以及各处都有镜头对准我们。对我们来说，想不为人注意，不为人报导的做任何事情真是不可能的。
名声的价值非常沉重，你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呢？想想看你真的毫无隐私，除非在特殊的安排下，你不能自已随便做任何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吧。无论你说什么，新闻媒介都印出来，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写成报道。他们知道你买什么东西，看什么电影，随便你干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如果我去了公共图书馆，他们会报道我查了哪些书名。有一次在佛罗里达，他们把我的时间表都登了出来，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我所做的事样样不落，“干完此事后，他就干了那件事，然后他又去了那儿，然后他又去哪儿哪儿哪儿……”
我记得我当时想：“如果我要做什么，却又不想让报纸报道呢？”这一切就是名声的代价。
我想，在公众的眼里，我的形象被歪曲了。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有一个不清楚或不全面的了解，而且全是从我提到的新闻报道中了解的。错误的被当成事实刊登出来，有些情况下，故事常常只讲了一半，而那另一半如果登出来的话，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了，新闻也就失去了它耸人听闻的效果。最后的结果是，许多人认为我是一个遇事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人。抛开了真理，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许多人常常指责我隐藏的太深，的确如此。你一出了名，人们就要盯着你，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在公众面前我总是戴着墨镜，我会告诉你，原因很简单，我不想频繁的与每个人对视，这是一种隐藏我自己的办法。当我的智牙被拔掉了以后，医生曾给了我一个外科面具，以防细菌感染。我特别喜欢那个面具，比起墨镜来它好得多，我戴着它高兴了好一阵子。我生活中的隐私太少了，我尽量隐藏一些，是想从压力中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