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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不认为“追求文学和艺术的‘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其实是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想要保持文学“纯粹”成为政治附庸的局面，其他国家的“纯”是不带有，或者很少带有（至少是很短的时期带有，譬如中世纪的欧洲））任何政府强制性的自愿的行为和探索。所以即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它积极的意义，其流弊也在慢慢显现而无法矫正。
所以无论“文艺从属于政治”，还是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者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等等，这些“艺术原则”如果只是一家之言，是可以保留自己意见的争鸣，而不是“不能违背的教条”，我们的文学也不会是这样一副僵尸般的面孔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谈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
一如对于学术的研究所形成的掣肘难书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李陀说“用强调‘怎么写’来冲决‘写什么’，来打破对文学的专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这算作是成功还是悲哀呢？从老舍的自杀，储安平的失踪大家可以分析，从高行健的流亡和获奖大家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怎么写”和“写什么”被限定在狭隘的范围内，只有有良知的作家还在夹缝中奋力挣扎着，努力坚守着最后的底线。
那么现在呢？
我无法想象，或者说，我不愿意看见这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我们的小说，愈来愈像事件和问题的说明书，是简单的论断或者某些呆板理念的注释，是强迫和灌输的教材，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灵魂的自然展示，他（她）们没有生命，他（她）们不过是泥雕木塑，是虚假的玩偶，是躲在书斋里刻意修饰的谎言——然而作家们自己并不自知，或者不愿意知道。
所以我写了《在噩梦边缘徘徊的贾平凹》、《余华的活着及其他》、《李敖与法源寺》等书评，来表达自己的部分观点。
在《诗及其未来》中我表达了自己的绝望：
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别的什么艺术，我总是感觉到一种已有形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固化和保守，它们对于自由精神的束缚和限制导致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视而不见和麻木不仁，造成了在近视或者远视眼中观察事物所产生的矛盾结局。这种被传统异化了的思想和看法散布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空间，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变成可感知的某种文化和无法捉摸的意识与潜意识，虽然你无法准确抓住它，它们确实存在着。它们影响着你，改变着你，吞噬着你和你的世界。它们在赐你以“人”的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你“人”的偏见、短视、狭隘的立场和自大狂。
而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现实的和观念的。
以至于我们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那么艰难，那么充满了血腥的气息，即使因为纯粹观念的冲突也要互相仇恨，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剧。我们自身的每一次解放也都要不可避免面对众多非难，甚至是灾难。面对自身的缺陷，许多人只能茫然四顾，无可奈何。
纯粹的科学、文艺等等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文明，都是这样，要不断冲破或明或暗的藩篱和束缚，涉过浸透了鲜血的泥淖和坟墓，冲破黎明前的暗夜等待明天。文艺中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们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多少可以改变这种限制，不管这中间会面对多么严酷的现实。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三、我们为什么不再相信小说
“人们普遍不再相信小说是足以表达生活中真实感受的媒体。一般成功而规范的小说只是用一些骗人的理想来平铺直叙，不要多久读者就开始不相信这些作品中的谎言会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克林。柯威茨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小说。其实何止是小说呢？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一切宣传，我们曾经和正在表达着的内容与方式都已经日益变得空洞、狭隘、陈旧，那些用美丽谎言的花朵编织的花环遮盖不住普遍空虚丑陋的灵魂，掩藏不住文化和文人的尴尬。当然诗歌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她的悲剧因为几个诗人的自杀而越加显得凄美，醒目，虽然就其本身而言仍然不足以震撼我们的世界和日渐冷漠的情感。
四、语言问题
在哈斯所写《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股散绳》中，马尔克斯说：“文学的关键是语言”，因此他竭力寻求语言的纯净与准确。在我的眼里，我更觉得他的小说差不多都是一首首美妙的诗。
我总觉得，我们国家的语言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改变，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其从垂死的暮年返老还童，再现那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时代，而诗歌责无旁贷地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当然，语言重要，那是因为它的后面隐藏着思想的力量，因为语言有时候的确是乏力的，如鲁迅所说“在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之所以说我们更多文学作品的语言索然无味，实在是因为它后面缺少内涵和爱，是空洞的，芜杂的，是精致但毫无美感的画皮。（鲍尔纪。原野的文章摘一些）
在我给楚天的一封信中，我这样表达我的困惑：
我所说“有了文字，有了语言的交流，的确会是我们距离更近。但是会不会也阻隔了另外方式沟通的可能呢？比如线条，比如色彩等等。”这句话不是针对我们之间的沟通而言的，我是指一个人相对于世界，面对他人时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困惑，那种无法沟通的限制和绝望，比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虽然并非是真的地狱，但所指即在此。我们的选择也便成了我们的限制。
这就是我这句话的内涵，当我们人类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语言（不是鸟语，也不是兽语），选择了这样的文字（比如我们的汉字，和西方的字母文字），实际上同时也使其他的可能不复存在了。
另外对于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和运用，实在是一门大的学问，可惜我们国人对此做的还是不够，太空泛，太苍白，太单一和教条。这也是我绝望的原因。而对于情感的表达，就不只是文字一样了，还有线条和色彩的组合，比如绘画，便是如此直截了当的一种淹没和冲击，还有音乐，是声音对于我们的一种震撼，对情感的直接的打动，不管你是否愿意，结果都是这样：享受或者被摧残。而文字稍微显得纯粹些，隔膜和限制更加明显，差距更大，结果也就不很一样了。
这样说来，你能了解我的感喟了么？
比如对于乡愁，因为个体的差异，表达形式便要不同，深度也要有区别。但是不管你如何深入，你都会看见和感受到那种种限制：语言的，思想的，等等。你无法完全突破，但是人类的种种努力，也正在于突破这种局限。
当然也包括语言。
六、我们的方向
但是我敬佩那些敢于反叛僵死的语言和固定格式，敢于对抗社会的离经叛道者，虽然我们国家也许永远不会有惠特曼和波德莱尔那样的诗人。
但是对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了好奇，充满了表达的欲望，我们不再需要谁的指指点点和各种理论的束缚，只要我们能够深入那飘忽的，流动的，活着的灵魂的深处，将它们以最自然的形态表达和展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并不回避失败，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接近和探索生命本原的机会和执著。
在欲凝的一首诗中，他说：
“请问，这条路是通向地狱的吗？”
这是坦然的，是真实的自白。对于那些勇敢地走向地狱的人，我心中充满崇敬。就像面对海妖的诱惑，我们需要从容不迫，但是还要有历经磨难的勇气和决心。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帕斯，他那叫我无法企及，无法追寻足迹的灵动的诗句，那如无色的阳光般具有包容性的思想，那种如钻石般闪着纯净光辉的感悟，那种在精神领域里执著跋涉的劲头，那是人性的力量在感召，在呼唤……她们全部*着，自然而生动地展示出灵魂的全部层面，毫无遮拦，根本就不去遮拦；没有障碍，从来就不设置障碍。
这才是诗，和诗人。
其实是，我们，包括整个中国的诗歌都是应该向这个方向走的。
我以为。
七、我们的成绩有那么大么？
李陀说“从汉语写作的历史来看，80年代后期的文学成绩是相当高的，应该说超过了五四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可惜文学史写作跟不上（包括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都还是因循守旧，并没有多少新意），使得文学史写作不能突破旧模式，这不能不影响了对80年代文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足够的评价。”
这是我不同意的。
交流部分：
“人家写了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他写的好，写的坏，那是他自己的水平，我们做读者的，看了，不过是欣赏而已，好的文章我们会感动，不好不看就行了呗，干嘛说的那么不堪，好象人家犯了天大的罪。有时侯我觉得评论家的语言太毒了，太刻薄了。不好你不看不就行了。”
我要说，不行，因为你的作品既然是为大家写的，那么就不再是个人行为了，就允许也应该允许别人来评论，即使来品头论足。因为我们不能因此而扼杀真理和真理的萌芽，也不应该以任何借口来压制言论的自由！
“真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批评家，评论家是为了什么原因做这样的事，成天介给人家挑刺儿，不累吗？”
我觉得今天的累，就是为了我们明天不再被愚弄和欺骗！作家和学者应该成为社会的良知！这个责任你在承担么？
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
当代的事，都不好说。有话好好说原本不是废话，没有人情世故，不好好说倒显着难。九十年代初，蹲在家里看文学杂志《开拓》，工人出版社编辑，旧皮都破损，翻过来一看，八八年出。八八年是“王朔年”吧，流氓谁都不怕了一阵，都是劳动者，为着什么自诩为流氓？分明是怕着什么。那年已是当代了，今年也是，不过先前没觉得。
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一般不是历史的划分。我尊重的划法是：1840年一个坎，1919年一个坎，1949年最后一个（当代），往里就不用再划了。同学在柏林劝我少读国内的书，跟鲁迅一个口吻；我当然觉得他是可理解且不可执行。大家都是文化构成差不多的读者与作者，互相哺育无法避免。
德国汉学家用垃圾比喻我国文学，客观性就算不足，还是蛮有激情的。被人家折损一次并不构成话题，但竟构成机会。不是因为我的博客可能不在德国人的假想敌里，即便我是个美女作家吧。
从文艺座谈会开始，共和国文学差不多就有，一路下来是打仗，建国后“十七年”，*，“重放的鲜花”，最后才有眼前的一点市场。作协之前是左联，作家之前是左翼，说左，总想着是瘦。洪子诚先生介绍过，“中国作协这样的组织，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发源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工作，一是确立当代文学应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文学确立规范，另一个就是建立专管文艺的全国性（也是惟一）的机构。”“这应该就是与苏联看齐的结果。”
体制如兹。世界上最难受的作文规律，就是不许跑题。作协是官僚生态系统，物质资源与话语权，早期空降，晚近也开始寻租，当然对创作起过积极的保障作用，但当“免于匮乏的自由”体现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检查，*，大讲特讲上，你有“免于比大”的自由么？
自由是自由，能自由选择自由亦是自由。有了不许跑题这意思在，主语前须置定语，宋体须印成黑体，万物皆驻。“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五十年后，这人发展为“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字当头，但“我”非本我。
不许跑题的文化，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先是集体兴奋，继以害怕，第三次是犬儒。这在关心“道”重过关心“人”的大陆有验证。建国初期，理想主义尤盛，常望望光明的前景。那时以亿为单位计的人口，就可以对外国说不，而在内部的字典里没有不。一切都是跃进，还要大，难为了保守一点的人；“*”，现在叫浩劫，劫是佛门语，一劫多少多少万年。劫分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