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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给各部队发给特支费的制度。那时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时间多，分访各部队长征询意见。有一次到嘉义75军，晚间与叶军长、罗师长闲聊，叶说：“现在军长无法干了！”问何故？他说：“军长现在每月特支费为180元，可做什么用？从大陆撤退来的旧部，我们每人都很多，经常每月总有几个来找你；现在编制确定了，人事稳定了，不能随便补人。有人来找你，总要请吃一顿饭，送一些旅费。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从知道你做军长的苦处。昨天还有一个人来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掷跑走了；你看气不气人？”他次日回到台北，适逢（“总统府”）财经会谈，就把这故事简单地报告了。当时任厅长立刻起来又支持他说：“吴署长说的对，部队长需要有一些特支费才能办事，我负责每月筹100万元，请他去分配。”蒋“总统”指示照办。当日，他即通告预算局将此特支费妥为分配，呈请核定后拨发，军长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决了军中一个难题。所以，当年在部队中，先父有“财神爷”之称。因为他经常去访问部队，解决其随时发生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不久，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他回忆往事，在执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怀念他老友任显群之贡献，任的功劳应是不可磨灭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台湾的工作（2）
他同时要与美国顾问打交道。军需署共七位顾问，许廉夫中校（Lt。 ）为首席，是他对手，时常偕同出去访问部队。……许认为要提高部队士气，必须先使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他提议士兵副食须增加每天黄豆二两、每月鱼肉各一斤，连同原有的油盐配给，方能足够营养；至于军服，第一年冬夏各发人字布服装各贰套，以资替换，并发棉背心加活动袖子一件，以后每年发冬夏服各一套。先父曾请示“总统”，蒋老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军械要请美国人支持，至于吃穿应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对许顾问所提的办法，原不想再予进行，但是许坚持非这样办不可，那时已做成计划，只等待先父签字，最后得到中美双方核定。他犹忆这一方案的经费，“占了那一年经援的大部分，但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实有极大贡献。那时，要增加每月军肉鱼各一斤，供应七十万大军，实在不是一件易办的事”。（按：初抵台湾，经整编后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先父记下1950年3月31日总统府军事会议上曾提到的，空军82000人，海军43000人，陆军575000人，合计70万。而1月21日日记则为80万，两个月缩编了10万人。）
蒋介石不想要美国人涉入国民党军队补给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国人就是喜欢利用顾问补给，进而控制盟国的军队，然后以容易受它控制的军人发动政变，设立它心目中的“*”政权。美国在南朝鲜、南越都以给官兵发饷为饵，控制军队后，发动政变。50年代，美国早已想在台湾如法炮制，给国民党军队发饷，为蒋所拒。美国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质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么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当时他身边还有精明能干、饱经忧患的蒋经国。
这里又想起半世纪前的“5？24事件”。1957年刘自然少校被美军雷诺上士于近距离枪杀，2个月后美军判雷诺无罪。台北爆发群众暴动，美国“大使馆”及新闻处被侵入，据说是蒋经国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国在台的情报活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被监视器拍摄到。而所搜到的情资里，就有美国扶植*等证据。可以想见美国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政一向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蒋经国要显点颜色给美看。后来倒霉的是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他那时被内定为联勤总司令，已经开始做接任新职的准备。先父是联勤里最资深的，我们父子曾被邀请去他家，在台北宾馆斜对面，蛮宽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结果，他当然是空欢喜一场，被撤职，连卫戍司令也当不成了。
在50年代军需补给、军饷等对台湾在大陆失败后，对军民心的安定颇为重要。此外，先父又筹设军中储蓄业务。此办法初拟设立“军友银行”，有很多人不赞成，拖了一年多，但由于蒋介石的坚定指示，方在1959年2月定案，成立“同袍储蓄会”，对于安定军心、提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军中每人都受其惠。当时对“军友银行”的设立，反对最力的就是财经界的人，包括陈诚在内。部分原因是：先父与蒋经国是患难之交，不受陈诚支持，在意料之中。他的耿介廉洁，也是财经界人士所担心的。
1964年8月他从军中退役，当时蒋经国有三个工作让他选择：第一是农民银行总经理，其次是辅导会副主任委员，第三是亏负累累的唐荣钢铁公司。第一个工作应是最好，薪水最高，如为晚年家庭及个人健康（他有糖尿病）着想，退役下来，应该轻松点。董事长竺枝珊老先生是蒋介石的妹夫，竺已告诉父亲，再过两年他就退休，让出这农民银行董事长的位置给父亲，这本来是最好的抉择。我那时正准备出国，除了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自己身无分文，如前文所述，机票钱还是从先父向蒋经国借的1500美金里支出的。但他那“傻劲”又犯了，选了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到那“恶名昭彰”的唐荣。他曾回忆道：“但调职前消息早已传播，亲友闻讯都来规劝，绝对不可以去管这一烂摊子。后来竟成为事实，心中未免有无限感慨，特呈请正式自军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意。”（按：同时他也拿“断”军中的退休金，全部一次领了新台币10万元，当时值美金2500元，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退休金绝缘了。）
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规劝行列”，在忙着办出国手续之际，特别搭乘公交车远道从台北市“东门町”到石牌荣总去看他的糖尿病医生田可高大夫，希望他也帮忙劝阻。当然，这些功夫都是白费！从1964年他跳入了这“火坑”，到1976年再次以七五高龄退休，他对得起高雄人，对得起台湾老百姓，也对得起唐传宗（创始人唐荣的公子，据说还了他8000万），但对自己家毫无裨益。他在12年中，最初几年没拿薪金，去世后，才知道唐荣公司连个人寿险都没有替他买，也没有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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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耕耘12年
他接手时，唐荣全部资产亿新台币，而负债总额超过资产2000万（亿余元），利息负担沉重，每月债款利息300万元以上，每月亏损高达500万。他一面增资，一面处理闲置资产，接掌后不到半年就转亏为盈，增强了员工的工作信心。同时，他筹建新厂，第一就是建中兴钢铁厂，主要以发展当时仰赖大宗进口的高级钢材为要务。……厂的经费，系自日贷中拨300万美金，这要感谢当年经合会李国鼎先生的支援。至于台币配合款，是省政府周转金内流用，也要谢谢周厅长宏涛（省财政厅）先生的接济。第二为中兴合金钢厂，是奉令办理的，是1968年10月开始筹划，至1972年5月21日落成。所需美金360万系由日贷内配拨，台币款一亿六千余万由国防部项目指拨。此厂为国防部所有，由唐荣代建代管代营，现已拨并于台湾机械公司。我现保存一份上总统报告书，蒙批“复悉并嘉奖”。此合金钢厂，主要是制造炮管用的无缝钢管，是与日本三菱合作，据说当时曾有炮管外销到中东的盟国约旦。
同时，他也发起筹设“中国钢铁研究所”，并扩建台北的唐荣机械厂与铸机厂。与1964年比较，唐荣钢铁公司在他手中回生，由负债2000余万，到1975年底反而累积资金亿。钢锭产量由月产7000公吨，提高到万公吨。此外，炼钢电炉和轧钢机，也是除旧换新外，更大幅增加。1976年3月是他告别唐荣的时候，在海外看到新闻，他的继任人不到一两年已卷入某项弊案。国民党里的一些人还是没有从大陆的失败中学到教训，但至少有贪污嫌疑者被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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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小的中共统战
在唐荣前后的二三十年中，先父除了钢铁工作以外，还热心于教会工作，曾任“基甸会”会长，负责“军官团契”；以及老人福利事业，曾任“世界资深公民协会”副主席（在副主席的竞选中击败美国的代表）。除了唐荣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台湾到海外访问，都是他分内的且与政治没什么相关的活动。
在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之前，大概是1973、1974年，笔者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俩在外散步，先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在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他告诉我，前些时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学，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三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就知道他们都还很好地活着。同时，他把一次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孩子们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带来了长子的亲笔信。信中说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当然，二三十年的隔绝，能见到信也很好，但是总不及实地见面更好。
父亲并告诉我他已向（当时任“行政院长”的）经国先生报告过了，蒋没讲什么话，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以后十多年，先父还是经常出入台湾，参加国际钢铁、老人福利及宗教等各项活动与会议。蒋父子对他还是信任有加。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讯，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这要感谢*这次小小的*。
这里又想起另一次**（或宣传），那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亲戚来告诉母亲，说是听到上海一个无线电台的广播，是我祖母在呼唤，要父亲“反正”回归。在父亲的记录里，1948年4月他曾帮助一位同乡长辈“筱香叔”在上海取得电台执照，他感觉“很后悔，不应循私”。大概就是从这个电台来的广播。1949年初在上海，母亲和我还应邀去电台吃过茶点。记得是在一个大厅里，有歌唱表演。台上就是播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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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荣钢铁公司退休之后
1976年，父亲已是75岁高龄，他坚持退休。原先创立的“中国钢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是1966年成立的，负责执行同业间外销合作公约，当时越战正是火苗旺盛，需要钢材甚多，为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外销，才制定合作公约。父亲由于大家拥戴担任董事长已11年，原是尽义务的，此时他退出唐荣，“中钢公司”决定给他一笔车马费，“以维持生活”。（按：很奇怪，先父在唐荣任董事长11年多，居然没有一点点退休金。“中钢公司”后来倒闭，连以母亲名义投资在里面的钱也失去了，但得蒋经国的帮忙，其他股东的钱都还清了。）
从退休到1991年过世，他在最后15年担任一家焦姓老板的私营公司的董事长。此外，他于1979年创办大同老人福利基金会，这原是一位已故教友韩时俊长老的一项遗愿，为年老传道人建一退休之所，其哲嗣韩伟（首任台北阳明医学院院长）秉承遗志，将治丧余款12万余捐赠以作倡导。父亲自己尽力捐助，到1981年捐得新台币1000万。但此戋戋之数，实难以觅地建屋照顾老人生活，经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55号三楼设立“松柏之家”，以作老人康乐教育休闲为主。另设立松柏学苑，邀集学有专长者教授老人语言、法律等方面的知识，笔者也曾应邀讲授医学新知。这个“松柏之家”是法人机构，由董事会管理。
在此之前，他也创办了台北近郊景美的沪江中学，那是1958年邀集沪江大学同学会在台湾校友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