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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中央银行档案沉海底？
据曾任台北央行发行局长（1990—1999）的钟光新在2008年11月告诉笔者，央行内部信息是，发行局的档案在1949年已沉入海底（按：此船即下文提及的“太平轮”，确有部分央行档案在1949年1月27日沉没）。但是否有关键档案则尚有商榷之处。何以见得？请看以下资料：
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条谕（1948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１期，第52页］：
照抄刘副总裁12月7日条陈
（一） 除业发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
（二） 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其余吨位，再装运复员前卷宗、账册，俟必要时，再装运六月以后卷宗、账册。
（三） 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中央银行秘书处密函（1948年12月11日）：关于疏散卷宗、账册技术方面，前经会商，拟定九项。
一、 木箱向事务科凭领物证洽领（一百只以上预先通知）。
二、 麦头（Matter，内容）由各单位自行缮写。
三、 尽于本月16日以前，将运送木箱确数，分别重要、次要两种，报秘书处，仍暂存各单位，俟装运时，再由秘书处派车前往。
四、 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
五、 各单位尽于16日以前，将押运员姓名通知秘书处事务科，以便由科召*洽，取得联系。
六、 各单位箱数应自开清单，自行加封，区行主管凭封点收。
七、 图书暂不装运。
八、 报表及预决算书由会计处单独装运，其余单位不必再运。
九、 自12月1日起，总行各单位主官如认为必要，得将重要文件抄副本寄区收存保管，其机密者，可加火漆密封，由区行原封保管。
经本处陈奉批：“可照办”。等因。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此致
梁局长必庭
秘书处处长张度（盖章）
关系来去文摘录
12月16日复秘书处本局应行装运卷宗、账册共87箱，并派周忠延前往。（发文5921）。
这里尽量全文引述，因为这是中央银行档案中有关金圆券发行后“搜刮”民间金银的记录关键所在。此处提及“业（物）发（行）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这里，发行局账册87箱，包括复员（1945年8月）至1948年6月的账本，就在运台湾途中随“太平轮”沉于海。随同没于海的，除了发行局账册外，还有物资57箱及秘书处的文件200余箱、会计处文件账册近300箱、国库局文件账册200多箱、业务局文件账册200多箱、人事处文件47箱及理监事会文卷各3箱，中央银行档案共约1200余箱都同为海水吞没。时在1949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岛白节山南，由上海去台湾的航道上与一货轮相撞沉没。“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六处局共六位在“太平轮”上押运，1月27日海难，五位丧生。
但随“太平轮”沉于海不是最重要的部分。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以快速贬值的金圆券收购黄金、银元、外汇数量的账册最重要，应该运到广州（“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应该没有沉入海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应仅是部分，更完整的应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内，除非在战乱时遗失或故意销毁，有待继续寻觅。
1954年4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俞鸿钧，曾问他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筹思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8月13日）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及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调查，而都不了了之。最近逐渐浮现的《大溪档案》的电子档中，黄金的数字，除了一笔约60万两的秘密军费黄金（第三批）外，大致都有记录，包括先父在厦门的军费黄金，但没细账。外汇与银圆的资料尚缺。关于密藏的军费部分，先父因与央行的“军费草约”的规定，为蒋介石守密，背了黑锅。如此残缺不全的记录，自然无法让海峡两岸老百姓满意。
对国民党政府而言，俞先生是有功的；但对绝大多数因金圆券贬值而受害的中国人民来说，俞或有过。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将此金圆券的准备金（部分剩余的）回馈中华两岸，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1）
蒋介石对先父吴嵩庆为什么这样倚信？先父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军需署长达15年（1947—1962）之久，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段期间所管理的军费数目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困的时期（1948—1949），中国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前面已提过，蒋信任他，但他并非“内廷的亲信”，因为他做人有原则，不是一位可以颐指气使的下属，由于这点原则，曾“顶撞”过蒋（替蒋的政敌白崇禧的部队领过银圆，又“违旨运黄金”到广州），但蒋还是对他信任有加，只是蒋心知肚明先父不是一个会玩政治的人，从此摒他于高层权力圈外。肩上的两颗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没变过，眼见同僚（如严家淦，曾任蒋的副总统，后又“过渡”为“总统”）、下属越他而上，飞黄腾达，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岗位上的事情，在日记里从未见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每天应做的工作做好。以下简单地介绍他的一生，让读者来决定，蒋介石是否知人善任。读者或可从他一生的经历，为个人安身立命作参考。如果因此 而改变为积极奉公的人生观，也是笔者所乐见的。
笔者祖父是读书人，教子极其严厉，使先父备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四维八德的身教及天下为己任的宏观。祖父以兴义学、排危解难为乡人称道，要求其子正道为“公”，从大处远处着眼，不斤斤计较眼前得失。父亲一生也以此自励，奉行不辍，笔者不是想过分“捧”自己的亲人，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一生为公、冒险犯难的行谊及所做的许多“傻事”，如1936年在*的高潮时，他竭力为亲共左倾的许多位入狱乡亲作保人，当年不但轰动镇海县城，也传到了沪上，至今还为乡人所乐道（小港信息网，宁波北仑教科网），这些事从未听他提及，直到近日笔者才在网上知悉，这说明他只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顾自己的得失损益。他进教会学校之后，更增添宗教里爱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笔者于2009年8月在本书校稿之际，查到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市北仑区文联在2008年9月12日组织为戚家山名人投票，祖父吴吉三被乡人推荐为001号，并介绍他生平如下，可作上文注解：吴吉三（1874—1936），名企唐，号梅香，戚家山青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因府试未中，又目睹清廷丧权辱国，受维新文化思想影响，遂绝意仕途，专心于家乡教育及公益事业。以自家西轩为教室，招集族中及近邻子弟读书。三十二年（1906），以自家积泉庵之产业为经费，呈请镇海县署批准办学，定名青峙学堂。次年，青峙学堂开课，自任校长。三十四年（1908），得族叔吴正訚等人资助，在村东石子滩新建校舍，取名七星延陵学校。后为解决办学经费，将祖产丰泰帆船出让，所得六千金作为学校经费。1940年，日军侵犯镇海时，学校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校舍由其子嵩庆（即先父）重建，改为青峙学校。1989年5月仍复原名。办学期间，耗尽家财，但矢志不渝，临终仍嘱咐家人办学救国。吴嵩庆继承父志，接任延陵学校董事长，继续办学。先父一生奉行一个字，就是祖父教的“公”字。不是为了“公”事，我一位早夭的妹妹也许今天还活在世上。除了“公”以外，据我看，先父还奉行一个字就是“忠”（但非“愚忠”），因为他早年追随了蒋介石夫妇，一生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到底，即使在蒋最失意的时候，那就是1949年1月到次年的3月，蒋只剩下一个失败党（国民党）的总裁名义，也就是这段时间，蒋把一件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即是前文所说的“第二至四批黄金运离上海”及央行的部分外汇及大部纯银银圆，也就是当年中国央行“现金”的半数以上，以“预支军费”名义转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厦门的军费黄金，是以先父个人名义转入账中（《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2）
2008年秋，笔者从刚公布的蒋介石内战日记得知，蒋在1947年底调先父入（南）京时，已对国民党军队“陈旧”的军需系统完全失望。先父甫上任，得到的指示就是如何“落实”发饷人数，也就是把民国以来军中最令国人垢病的“吃空缺”的恶习纠正过来，但谈何容易。直到去台湾，先父与他的财务同仁才能点名（核对照片）发饷到每位士兵，在50年代完成蒋交办的任务。
俞鸿钧把260万（市）两黄金移到台湾，其价值当时约为亿美金的话（当时一英两市场价为50美元，一市两则为55美元），那先父经手的“军费”就在2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比俞鸿钧所运黄金价值还要多些。他的清廉，在台湾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他儿子的笔者曾经见证了三件事，可与读者分享：
第一是，1957年笔者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分数考得颇高，可进当时最热门的台湾大学的所有学系，但差一分进我的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全台最高录取分），那时高雄医学院医科已开办，如我填的话，可能是前几名，但这所私立医学院学费是新台币5000元，美金125元左右，是台大的20倍，但我家无法负担，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暗淡、最失意、最感挫折的12年。直到1969年，我以自己的“成绩”进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自己借债去完成学医的志向。
第二是，1964年出国留学，先父向蒋经国借了1500美金做旅费及生活费，不到一年母亲来信，说被催还此款，幸而当时我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有奖学金（每月200美元），省吃俭用，刚好够还此款。
第三是，1991年9月，笔者赶回台北料理父亲丧事，亲自经手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万邦公司）任董事长的收入，他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加上约90万元的人寿险及奠仪）。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积蓄，这不到800万新台币就是我母亲赖以维余生的钱（还须维持一位来台依亲及照顾她晚年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直到她九年以后以百岁高龄去世。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先父的教育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