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女性主导地位加以测量，研究者以女方是否打断男方讲话对伴侣们加以划分。如本章前面所论述的，打断别人常常与拥有更大的权力相联系。在实验室里的这段对话发生后的5年，女方打断男方讲话的伴侣中有80％分手了！仍然在一起的伴侣大多数已经结婚了，其中5年前女方更多地打断男方讲话的伴侣，双方对他们的关系的满意度较低。正像在两种性别都有的群体中，女性领导者似乎更易引起负面的反应一样，研究结果表明，那种女方公开表现出主导地位的亲密关系，更容易令人不满意，也容易破裂。尽管对异性恋关系中平等的规范的接纳程度在不断增加，上述两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对待。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女性主导地位的反应方式可以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高敏感指标。只要女性主导不像男性主导那样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我们的社会就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
权力和人格
迄今为止，我们将权力看做一种社会交换的过程，探讨了资源、规范和性别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本节将从另外的角度探讨权力：即个体的人格特征。人格理论认为，人们获取权力的动机是不同的，有些人的权力动机比较强烈，而有些人的权力动机相对较弱。
最初这一领域的研究是由维洛夫及其同事们进行的。根据对权力需要的研究，他们认为权力需要反映的是对弱点的担忧；感觉虚弱或不安全的人渴望权力，以便获得力量和安全。维洛夫认为可以用此来解释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性别差异。比如他们发现，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与权力需要的减少相关；而对女性而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是与权力需要的增加相关的。在整个样本中单身女性对权力的需要是最高的。维洛夫认为，这一模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单身女性打破了女性对婚姻高度重视的文化规范。其次，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会与男性在“男人的世界”竞争，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可能觉得身为女性是受限制的。上述两个因素都破坏了安全感，维洛夫因而认为这可能导致了女性权力需要的增加。
对权力需要的第二个主要的研究，是由温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比维洛夫所使用的对权力需要更为“积极的”测量。特别要指出的是，温特对权力需要的测量反映的是对坚强、有活力的行为的兴趣；一种给别人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的渴望；一种对声望和地位的关注。（当然可能这些兴趣、渴望和关注也会是那些感觉虚弱和不安全的人所体验到的。）
温特的权力需要的典型例证是文学人物唐璜，他用对女性的性征服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并以此来炫耀权力。采用温特的权力需要测量指标所做的一些研究表明，唐璜式的人物在美国大有人在。尽管男性和女性在权力的一般性需要方面是平等的，但权力动机对男性的关系比对女性的关系更为重要。对男性而言，高权力需要与低关系满意度有关（既有他们自己的满意度，也有伴侣的满意度），与对伴侣较少的爱以及关系中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关。另外，高权力需要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更可能对伴侣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兴趣，而且他们以前也拥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两年以后对他们继续追踪发现，有着较高权力需要的男性更可能与伴侣分手而不太可能与她们结婚。而对女性而言，不存在权力的需要和这些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而且，尽管对权力的需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男性的异性恋关系，但这一需要与他们未来的教育或职业规划是没有关系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 权 力（6）
但是，如果唐璜结婚，未来会怎样发展变化呢？当然，文学中的唐璜没有结婚，现代唐璜们可能也不会结婚。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如此之高，所以即使是唐璜也避免不了。事实上，已经有一项纵向研究对唐璜式的婚姻生活进行了探索。首先，1960年当男性研究对象还是大学生时，我们对他们的权力需要进行了测量，14年以后又找到了这些人并询问他们现在的情况；有些问题（对于已婚的男性）是针对他们妻子的事业的。在本科阶段权力需要高的男性与权力需要低的男性相比，不太可能有一个全职工作的太太。这些结果表明，已婚的现代唐璜们会在经济上而不是在*上（或者在*之外）对妻子们行使权力。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对那些已婚和热恋中的伴侣来说，权力需要高的男性比权力需要低的男性更可能对妻子进行身体虐待。研究没有发现女性对伴侣的身体虐待与其权力需要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不应该过分强调男性和女性在权力需要上的差异。男女两性中都存在着有些人的权力需要比较强，另一些人的权力需要比较弱。另外，如温特所认为的，两性对权力需要的平均强度是相似的，许多与权力动机相关联的活动（掌权、寻求与权力相关的职业、显示可见的财富和尊贵）在男性和女性间是相似的。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动机上的不同似乎仅限于两大方面：亲密关系以及温特所谓的“堕落行为”。我们已经看到，男性对权力的需要与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是紧密相关的，但这种相关在女性身上没有发现。另外，只有在男性中，对权力的高需要才可预测诸如酗酒、吸毒、攻击和赌博等“堕落行为”。
温特认为这些差异并不是性别引起的问题，它们反映的是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观点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接受了更多负责任性质的行为训练。温特认为，这一训练促使那些具有较高权力需要的女性，将这种需要转化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行动，而男性既可能以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也可能以无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权力需要。温特对责任感培训的重视，使他关注性别以外的可能影响权力需要表达的其他社会因素。比如，他认为与年幼的弟妹一同长大，既会增强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也会加强社会责任练习。温特相信，养育子女应该也会增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如果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化，那么要彻底解决问题就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如果温特的分析是正确的，给男孩提供与女孩相似的社会责任感训练，可能有助于减少权力动机的破坏性影响。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
我们已经从社会交换过程和人格特征方面对权力进行了探讨，我们再来看一下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它是从两个人当中谁对关系更有影响力及双方是否对关系满意的角度来探讨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默斯坦认为，男性在异性恋的关系中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
默斯坦关于异性恋关系中的权力观点的一个关键是谁去理解谁。默斯坦认为，要使关系成功地发展下去，弱者需要去理解强者。由于强有力的一方处于要求更多回报的位置，较弱的一方就不得不去理解伴侣，以期找到取悦伴侣的方式。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持有这种观点。“服从者对控制者更了解，远远超出控制者对服从者的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种模式不受性别限制：拥有较小权力的一方需要去理解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但是，由于通常认定男性的权力大于女性，所以女性对伴侣的理解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要高。
第4章 权 力（7）
性别刻板印象
科尔西尼于1956年就对“男子汉”这一刻板印象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婚姻的调适或磨合，与妻子推测丈夫的自我看法的能力正相关，而与丈夫推测妻子的自我看法的能力无关。多数的研究者就此止步，但科尔西尼则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将参加研究的男性和女性进行随机配对，形成了从未谋面的“伴侣样本”。他从这些随机配对的伴侣中得到的结果，与先前从真正的已婚伴侣那里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由随机配对形成的伴侣，如果女方能够“推测”男方的自我看法，那么他们在各自的婚姻中（与真正的伴侣而不是指这种随机配对伴侣）也更为幸福。显然，这一点与理解毫无关系，人不会完全理解一个陌生人的。为了解释这种结果，科尔西尼在研究中，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描述与其他所有人对自己的描述进行了比较。在“符合指数”上的高得分，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与同性的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是相似的。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科尔西尼发现符合指数得分高的男性也倾向于拥有更幸福的婚姻；女性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科尔西尼的研究结果表明，妻子的推测与其婚姻关系的成功之间的相关，不是因为丈夫强有力或妻子具备理解丈夫的能力，而是因为伴侣双方都赞同“男子汉”这一刻板印象的男性角色。为了了解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将其加以分解：首先，幸福的丈夫们会根据这种刻板印象对自己进行评定，尽管也许他们在行为中确实体现了那种模式；其次，幸福的妻子们推测丈夫会以“男子汉”这一刻板印象的方式来评价自己。然后，当你将一个婚姻中的幸福丈夫与另一个婚姻中的幸福妻子放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女方能够奇迹般地推测出不相识的男方的自我评价，其实她没有这种能力。可能她只是在说，“我丈夫说他是坚强而沉默的。”确实，来自另一个幸福婚姻的素不相识的男性会说，“就我来说，我是坚强而沉默的。”
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留意到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对伴侣们的彼此评价的潜在作用。还有许多研究者认为，妻子对丈夫的理解比丈夫对妻子的理解对婚姻幸福的贡献更大。为什么对男性刻板印象而不是女性刻板印象的认同能够区分幸福或不幸福的伴侣？我们从前面对异性恋关系中社会对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禁忌的讨论中可以了解到，对女性行为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预期，确实在关系满意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本节所描述的这些研究中，在获取女性刻板印象以便创造出一个丈夫式的“理解”的能力上，幸福的伴侣和不幸福的伴侣之间没有显示出有何不同。也许未来的研究会发现一些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对于男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认同与否是幸福婚姻的特征。或者，也许未来的研究会发现，这一模式不再具有普遍性。在近期的研究中，推测的准确性和伴侣双方观点采择能力与婚姻的幸福都呈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对于幸福的伴侣来说，女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认同与男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认同一样，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幸福的伴侣学会了将彼此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中人来加以理解，而不仅仅是社会所赞许的刻板印象中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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