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酿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人道主义、法的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因为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作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是比巴黎还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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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为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被蓝军擒获,因为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他又折回来了。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有师生之谊,又有革命理想,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不幸的是,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条——当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所以在《九三年》里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具体的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三)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革命半途而废。如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主。“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为“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当已经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的“打掉了脑袋”不只是打掉了国王的脑袋,而且打掉了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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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反对派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议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二世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日本人来之前在互相开炮,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省——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最应担起的责任。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做到的。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新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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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理性之魅,在于节制与担当。所以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们,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的缘故,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公园,贤良桥畔,谈国家与社会,谈读书与阅世,在座者多是白发苍苍。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国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十米十花十在十线十书十库十 ;book。mihua。net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而暴力还在指挥头脑的年代里,这样美好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毕竟稀缺。好在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我们总能够化逆境为条件,坚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我在湖北蕲春参加立人大学的暑期讲学的事。由于学校突然停电,当晚学生们只能点着蜡烛听我讲课。仿佛夜航船,多么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后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否则,转天上午在并不需要电的情况下,我们何苦将课堂转移到河滩上?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从威权到社会,“统治者思维”却无处不在。“认真你就输了!”这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苏格拉底说,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样,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真能阻止另一个人独立思考。就像弥尔顿说的那样,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无异于关上园门抓园子里的乌鸦。你以为地面归你管,可是乌鸦另有维度,它还有翅膀属于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飞远了。
相较于某些官员的一面软弱一面颐指气使,社会成员间自带干粮的互害与自毁更让人失望。有些时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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