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藏亟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特派员遂与藏方订下祖父视为“屈辱的停战条件”。祖父得到通知后表示不敢苟同。至12月，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后电告特派员设法延缓签字。1932年2月，中央政府令特派员返南京，责成祖父负责处理，祖父“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遂调兵遣将，收复甘孜、瞻化，而藏军则退至金沙江以西，遣使议和。依当时情势，他认为是“不难一鼓而下昌都”的，但本着“与藏亲善之意，遂允和议。”他回顾道：“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当时如不决心用兵，或用兵而不胜利，或胜利而不迅速，”则西康“从此多难矣！”
“诺那之变”中的主角诺那曾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蒋介石到成都任命他为西康宣慰使。8月，诺那到康定后，借组织抵御红军事务大力鼓动康人治康。10月进驻道孚后，发动事变，攻上瞻，占营官寨，进据瞻化、甘孜、德格、邓柯，各县县长多被杀。因为打着中央支持的旗号，所以一时没有遇到抵抗。当事变由康北波及康南，康南驻军发觉其行动异常，电询总指挥部得令后，出击诺那武装，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酥油和糌粑（5）
“再复失地”事发生于1936年。据祖父所述，起因于进“剿”红军的“青海军进驻邓、德、白、石四县，因军纪不良，颇失人心”，德格土司遂联合藏军于9月东渡金沙江袭击青海军。青海军队败退回青海后，四县为藏军占领。祖父在致电藏方责其违法渡江，电请中央政府要藏军撤退的同时，派兵施以武力压迫。藏军见势撤退，四县被收复。此后，“金沙江以东十九县，才算全部安定。藏兵退后，并派代表来康定通好，康藏关系，反而因此逐渐好转。”祖父认为，“此次收复失地，兵不血刃，与“大白事件”之军事胜利，使藏人为我军声威所震慑，确有莫大之关系。”
“甘孜事件”发生在1939年。事件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考其史实，只叙祖父当时的态度。他得到的情报是，在甘孜发动变乱的班禅行辕有卫队三连为骨干，持有比较犀利的武器，并“诱胁乱民”两千左右。他认为此事与诺那之变同出一辙：都是借中央名义，都是鼓动康人治康。他的态度是，“一面以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面认为削平此变乱确有把握。”何以有把握？他提出三点：其一，建省以来“比较从前一年一年地有进步，有实惠与民，一般民众对政府已有信心；”其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头人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日俱增” ，不为煽惑；其三，有适当的处理办法。他的办法是三个：（1）向民众宣示，以正视听；（2）调兵胁制，不使蔓延；（3）运用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协助。军队进入甘孜后，事件很快平息。从“事变”发生到军队进入甘孜，为时不到两月。
以上几个事件，都借助了军事行动才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些事件的解决中，祖父并没有简单得出经边只有威服的结论，而是进一步看到威服的局限，并从事件的解决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习俗的作用。他说：
经过几次事变“使我对‘蛮夷之人，畏威不怀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历代相传的旧观念，发生动摇了。而我经边的新理想，也可以说得到初步试验的成功。”
他认为：
“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
除了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他还提出以“同化”政策来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来代替“羁縻”政策。这“三化”构成了他的经边政策思想。
从祖父对其经边思想形成过程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主要形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自己在经边实践中的探索，同时也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启发。他谈到：
“我还记得有个事实的刺激，启发了我的思想。据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我从这个事实当中，启发出三个要点：（一）不患边民之‘不怀德’，二患我之‘无德可怀’；（二）不患边民之不与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变边民为国民，边民可能为他国之民；不变边土为国土，边土可能变成他国之土。”
在那段时间中，不仅西康藏区，就是西藏方面，对祖父也是比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马戎教授是其导师）将临毕业，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区主席时任藏学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让。休息闲聊，他和我说，当年西藏上层对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时曾谈到祖父当时所发挥的微妙作用。我后来找来阿沛？阿旺晋美的文章，读到这样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
看来，祖父起到了一个信号（对西藏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信号）作用。
听父亲说，祖父曾谈起，他在西南时曾提醒*领导人，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和内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西藏事务处理要特别注意宗教的影响。反应如何？我未曾听祖父谈起过。
1959年夏秋祖父调任北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空间上远离了那块地区。
经堂（1）
如果问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号的时候，有什么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之处，那么我立刻会回忆起那栋小楼里有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气味来自二楼上的经堂，来自经堂里点的酥油灯。
经堂里供着大小许多尊佛像，大概总有几十尊吧。墙上挂着多幅唐卡和紫红色、橙黄色的帷布。一进去，会有一种浓重的藏传佛教的气氛。
管理经堂的是一位出家人，祖父、祖母称她“法贤师”，我和哥哥叫她师傅，其他工作人员都叫她陈师傅。她是我们从重庆到成都以后到家里来的。她去发，一身佛袍，一来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家移住北京，她也同来北京，在我家一直住到“*”中。在我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位老人，小时候初见她的时候是这样，“*”后她离开我们回四川时也是这样。
陈师傅曾经是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奶奶带过来的保姆，她帮助抚养过幼年时的父亲。陈师傅在到奶奶娘家之前，有过一段出家为尼的经历，还俗后和一个戏班的小生结婚，父亲把她的丈夫叫陈大爷。父亲记得，当年住在成都方正街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有一所三间的宅子。陈师傅和陈大爷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不过他们没有孩子。当陈大爷决定再娶一房妻室的时候，陈师傅对爱情生活的憧憬破灭了，她决心再次出家。这一次她离开成都到了拉萨，进了喇嘛教门，得号“法贤”。据父亲说，当时宗教界人士和祖父交往颇多，靖化广法寺的巴旺堪布还曾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陈师傅到拉萨修佛，可能就是巴旺堪布帮助介绍过去的。
陈师傅每天都要在经堂里念经、拜佛。她拜佛磕头要磕长头，即双手合十高举过头、下跪、匍匐、前额触地，然后再起来。她每回总要这样拜数十次才停歇。每年到父亲生日那天，她都要叫上哥哥和我，对佛像跪拜磕头，祝福远在北京的父亲、母亲平安。春节的早上，她则要求哥哥和我给祖父、祖母磕头。哥哥和我从小在祖父、祖母膝下长大，从来没有搞过这种传统仪式活动，陈师傅来家后搞的这个仪式，使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搞过两次后，祖父说：“算了，以后不必拜了。”这个仪式活动就此取消。到北京以后，父亲生日的磕头活动自然也就取消了。
祖父在家的时候，每天都要抽点时间静坐捻珠念佛，他有时把这叫“做功课”。他总是在他的卧室里进行此项活动，我从未见过他到经堂里念经拜佛。
在我幼年的心灵中，佛珠、念佛是祖父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要读书、做功课一样。我从来没有问过祖父，他念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祖父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对佛像顶礼膜拜，更没有要求我们去了解佛经的内容。如果把那些活动称为宗教活动，那么，宗教对我来说，仅仅是家庭生活氛围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故事，不是说教，它既没有激起我的好奇心，也没有带给我思想上的碰撞。晚上，坐在坝子里，仰望幽远的夜空，我想到并且向大人问的是：天外面是什么？外面的外面又是什么？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令我难于理解而感神奇的是，世界怎么是无始无终、无边无涯的？但是，我绝没有去想去问：在那幽远的地方，究竟是一个心灵在主宰还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万能的主宰？――像我后来在欧洲哲学史著作中读到的所谓本体论哲学讨论的那种“问题”，未在我幼年的心灵中萌动过。世界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说纯粹是从后来读到的书本上强加进来的，是一个并不能激发什么灵感和深思的问题。
经堂（2）
关于祖父和佛教之间的更深的关系，我是在成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前面讲到，祖父在主政西康的时候，对于佛教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这种重视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对佛教在康区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的估量，而且体现在他对佛教学理的钻研。在祖父看来，一般论康政而欲以崇佛治康的人，只是注意佛教在康区拥有实力这一方面，而对于佛教的内在学理及其与康区治理和建设之间的关系仍缺乏认识。我在阅读一些文献时注意到，在后一个方面，祖父是进行过研究和思考的。这或许构成了他治理康区独具特色的部分。
祖父认为，如果只从实力角度来考虑崇佛，则“不免失之虚伪”，如此治康“无以促进康民之倾心结附”，因而也无法“开康省新文化之良机”。他主张从佛教文献整理、学说研究、论辩等处着手来形成新的文化基础。
祖父之关注佛学研究，除了是出于和佛教界人士深层文化沟通的需要之外，确实有一些现实问题的处理需要他对佛学有所了解。比如，佛教中有黄、红、白三派，从尊崇佛教的理念出发，三派同在尊崇之列。而从政治治理上考虑，哪一派更需提倡，是祖父在康区当时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要处理好这个现实问题，就需要对这三派的特点有所了解。祖父当时采取了“特别提倡黄教”的政策。他这样做具有对佛教中这三派的认识上的根据：
“红、白两派，其教授法多宜于上根人。黄教普遍上、中、下三根，其特点为讲究性相、严守戒律二者。讲究性相，则知识明，严守戒律则行为正。果使人民知识皆明，行为皆正，政治上所得之裨益尚可计耶。”
当时在康区最流行的教派是黄教。从文献看，祖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对于黄教所倡导的“三士一贯学说”进行过研究并有心得。在他看来，这一学说对于出世法和世间法具有两相圆融之妙。他认为，撇开出世的一面不论，即使仅从“政学”角度看，该学说也有值得重视之处。他将黄教中“下士学说”、“中士学说”和“上士学说”的现实意义分别做了一番推演，其论述如下：
“甲、下士学说，以明业果之取舍为中坚。此项学说，如果昌明，能养成人民止恶行善之自信心，而发为自治自强力量，扫去一切听天认命之依赖恶习与不正确之知见，自创美善环境，而跻之富强。今日欲恢复民族，尤非提倡此学，不易策发其原动力。
“乙、中士学说，以出离心为中坚。此项学说，虽重在出世，但如果昌明，能养成社会上之高尚风概，而一扫沉溺物欲率人相食之流弊。
“丙、上士学说，以大菩提心为中坚。此项学说，特别阐明孝字意义充类至尽，多为儒家所未逮。举凡牺牲自己利济他人，拔一切苦予一切苦予一切乐之高深道德伟大人格与事业皆由此发生，如果昌明则能养成社会上之多数真实贤明首领人才。”
可以看到，祖父在讨论“三士”学说的时候，不限于知其然，他更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