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的共产党无论对敌人还是对叛徒，首先不抓不杀，而是要求认错，“过则勿惮改”，真正的儒家风范。张国焘还是不乐意，真是不懂事理。中共中央没有面子和台阶，怎能随便说他想回来就让回来？梁山泊好汉也不能这么没规矩啊。如果什么条件也没有，就让张国焘回来工作，那怎么向广大党员和老百姓交待呢？
张国焘磨蹭到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热潮鼓舞，又表示要为政府做事，希望给点生活补助。这回毛泽东没有让他再检讨，只要求他断绝跟美国特务的联系，就可以给他生活补助。天下还有比这更大度的胸怀吗？但张国焘舍不得美国人的“采访费”，又错失良机，真是连经济账也不会算。从张国焘如此颠三倒四的做法就可看出，他根本不是个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一再吃回头之食！他的性格是不配做革命领袖的。
张国焘同志首鼠两端到1961年，开始给美国人写《我的回忆》，呕心沥血四载，写了100万字。美国人特抠门，每月就给他2000港币。如此有辱人格的条件都答应，亏他曾经三过草地，共产党人的气节荡然无存。用自己的生命写完了书，钱也花完了。后来还是金庸的《明报》月刊买下他的中文版权，张国焘才得了一笔大钱。金庸跟中共的来往，其实是从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了。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但三个儿子都养不起他，只好住进养老院。资本主义并不怜悯革命的叛徒，没有人给他退休金，只有福利养老金，相当于中国的“低保”。1976年周毛相继去世，张国焘则仿佛心灵感应，突然中风，右身瘫痪。1979年12月2日夜，大雪奇寒。张国焘叫人无应，被子都翻到了地上。在痛苦中折腾到3日凌晨，三魂缈缈归地府，七魄悠悠到神州。
临终时刻，张国焘可曾想起五四狂飚、南湖风暴？可曾想起鄂豫皖大肃反和红四方面军的八万健儿？可曾想起毛泽东笑他“吃不得辣椒，干不得革命”，可曾想起另立中央，三过草地，大军半损，西路军全军覆没，毛泽东仍然让他当边区主席，结果他只身出逃……一直逃了整个后半生，最后逃到大洋彼岸，度过孤寂的残生。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2）
我收藏有一套张国焘《我的回忆》，虽然是为美国人写的稻粱之作，但仍有一点革命情怀流淌其间。倘若有高手写一部《张国焘传奇》或者拍成影视，一定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恰如老夫诗中所云：“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1）
近日洗手间加放了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每天读上若干页，前几天读完了。叶永烈下了很大功夫，查找了很多资料，采访了很多知情者，有一股北大人做学问的傻劲儿，令人钦佩。不过叶永烈写的传记，多数感情色彩太重，立场受时代局限太深，经常用他所反对的“文革”思维来思维“文革”，所以把“四人帮”都当成天经地义的坏蛋来写，跟我们小时候写蒋介石和孔老二差不多，这就阻碍了客观地去体会人物的真正精神世界，这又颇令人惋惜。倒是书中提供的一些资料很有价值。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新诗，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呵，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的好，
你爹死后你怎这：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叶永烈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诗，对张春桥进行了讽刺挖苦。北大化学系出身的叶永烈虽然知识渊博，文笔生动，但毕竟缺乏系统的文学史素养，他或许以为必须像郭沫若的高歌或者徐志摩的长吟才是好诗。其实，张春桥的这首诗恰好是20世纪30年代的“先锋艺术”，当时的新诗正要摆脱郭沫若的单纯抒情和早期新月派象征派的纤弱柔靡，在诗体和语言上正进行着一轮崭新的探索。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等都在尝试着“对话体”和“方言土语入诗”，关于新诗向何处去的讨论也相当热烈。许多著名诗人都在经受着自我的拷问和他人的批评，张春桥也是在这个时候对戴望舒、臧克家和郭沫若发出少年气盛的一点责备之声的。这在当时的文坛，是极其正常和普通的现象，并不像今日文坛这样有成批的青少年写手用恶毒的骂人和频繁的“暴隐”来成名。张春桥只是说了郭沫若“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希望臧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严肃而客气，并未攻击谩骂，对戴望舒则根本没有直接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同意张春桥的见解，怎么能够因此就宣判张春桥为“眼高手低”和“文坛恶少”呢？
张春桥的这首《失业的人》，从技术上说确实不够优秀，我们跟闻一多著名的写人力车夫的《飞毛腿》比一比，看看如何？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吧，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瞎！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可以看出，张春桥确实比闻一多要差一大截，提炼不够，剪辑不够。但闻一多的这首，也不能说就有多么好，只不过比胡适的《人力车夫》前进了一大步。胡适是这么写的：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2）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你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 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 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二中当老师时，就住在内务部街。每次想起胡适这首虚伪的同情之作，就笑都笑不出来。读了闻一多的《飞毛腿》呢，则虽有酸楚，但总觉少点诗意。而张春桥的《失业的人》，努力使用山东方言，尽管提炼得有几分生硬，显得有些自然主义，但真实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相信不仅当年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就是在今天的下岗失业大潮中，也依然会打动不少读者吧。
传记写作无法完全排除情感，但总要冷静地回到历史现场，将心比心地去体会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昨天的人事。写作者应努力消解自身对人物的义愤或者痴恋。假如历史不曾发生“打倒四人帮”事件，写作者会这样否定张春桥的一生么？即使张春桥后来做了什么坏事，也应就事论事，不能说他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坏种，不能把他做的什么事都说成坏事。把他的水平说得那么低，把他的人说得那么坏，那不但是对文化史文学史的不尊重，恐怕也是对党史革命史的不尊重，难道几十年前的共产党会让那么多的人品恶劣水平低下的人都当了政治局委员吗？那共产党的辉煌胜利和卓越成就莫非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平心而论，张春桥的形象虽然有点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大受人喜欢，但他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处的。虽然鲁迅驳斥过他，但许多被鲁迅批评和回击过的人不都是著名学者作家吗？胡适和郭沫若就是现成的例子。张春桥这首《失业的人》，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及其盲目的反抗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意义。从诗歌技巧方面看，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粗浅，今天看来肯定落伍了，但仍属于合乎当时艺术潮流的“先锋探索”，表现了一种文学少年的峥嵘锐气。风花雪月的东西，张春桥肯定是会写的，但他更关注时代的“天灾人祸”，这种胸怀天下的思想意识，使得张春桥走向了革命。
最后提一句，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张春桥在济南刚刚中学毕业，年仅十七岁。
江青灭孔，引火烧身（1）
重读2005年第5期《百年潮》，胡学常的《江青与小靳庄》一文，谈到江青给农民改名之事，引起我的一番回忆。
1974年6月22日，江青首次到小靳庄，社员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活到万岁也得死呀！”这倒是句实话，表现出江青直爽的一面。可是劳动过后开始批林批孔时，江青又犯了给人乱改名的毛病。把“王淑贤”改为“王树先”，这个改得还比较雅致。“于瑞芳”改为“于芳”，则显露出小资情调。“魏文忠”改为“魏文中”，虽然是那个社员按照江青的批评自己改的，但也显露出江青没事找事的疯丫头心理。把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改为“周克周”，表示“克制周公”，说什么“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则简直是儿戏，而且必然引起周恩来的愤怒，足见江青在政治上的幼稚。毛泽东要么就该一辈子不许江青搞政治，要么就该让她早点搞，从延安时期就跟邓颖超大姐一块搞，就算带研究生，十年八载也带出来了。不该让她当了半辈子文学少女后再出来搞，把政治都当成文艺节目了。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当年才9岁，也没注意。最令我生气的是江青把一个农民“王孝岐”的名字改为“王灭孔”，我们全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报道后，我妈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我妈姓王，跟我爸吵了一辈子，这回可解气了。我爸则气得一拍桌子：“这个王八犊子！你叫王灭孔？我看你叫王八蛋！”当时因为江青鼓励妇女穿连衣裙，把文艺也搞得很热闹，很多下层群众对她颇有好感。可是我因为这件事，开始觉得江青没水平。我不像我父亲那样把气撒在“王孝岐”身上，我觉得江青的思想里有一种太重视表面文章、不能实事求是的问题。
改了名，就说明反封建了吗？“江青”这个名字当然很出色，但“蓝萍”也不错啊，“李云鹤”也非常不俗啊，为什么非要在名目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呢？“全聚德饭庄”改为“工农兵饭店”，里面的烤鸭就具有革命思想了吗？我可能受封建礼教毒害比较深，“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意识比较浓厚。每次跳墙去看电影被抓住后，都大义凛然地交待：“我叫孔庆东，你们爱咋的就咋的！”上大学后，很多同学都搞了个笔名，我坚持用我的俗名。很多自以为是的所谓学者说：“你叫孔庆东，一看就是‘文革’的名字，是不是崇拜毛泽东啊？”我说：“只许毛泽东叫东啊？那毛泽东又是崇拜谁呀？你就是这样做学问的啊？学问如果可以这样做，那还要大学干什么？孔仲尼就是个尼姑，释迦牟尼也是尼姑，关羽是项羽转世，刘备是刘邦投胎，你这种思维才是‘文革’谬种啊！”
我偶尔也玩过几回笔名，但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好。即使在最危险的日子里，也没有考虑过隐姓埋名。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别说一个“王灭孔”，历史上多少次劫难都没有灭掉孔门。孔子之后，八代单传。到东汉年间，定居曲阜者才繁衍到二十多户。五代后梁时，有个叫孔末的小时工，趁社会###，将曲阜孔子后裔杀害殆尽，自称圣人嫡系。但孔子43代孙、不满周岁的孔仁玉藏于外祖家，幸免于难。后唐明宗诛孔末，复正统，孔子后裔再度繁盛。孔仁玉有四子，到46代时分为5位，到53代时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