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黎明时，万籁俱寂，忽听有人报说：“皇帝晏驾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宋太祖永昌陵： 迁都洛阳的踏脚石（2）
史学家们认为，宋太祖之死是因其弟赵光义做了某种手脚，但事隔千年，今天已难以澄清真相。而“烛影斧声”也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赵匡胤死后，灵柩停放于万岁殿，由皇弟、后妃、皇子、文武大臣每日致祭。第二年四月，灵柩运往皇陵——今巩义市芝田乡安葬。护送灵车的官员、卫士、仪仗队伍及皇宫妃嫔人等共3 000多人，二十五日到达了这片太祖早已选好的陵地。
赵匡胤选择远离开封的巩义并非只是巧合，而是有其深层次的政治意图，即为了迁都洛阳做好准备。
赵匡胤生于洛阳，深知洛阳和开封作为首都的优劣：北宋都城开封四周都是平地，无险防守，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如此朝廷就必须派出大量的军队用于防守国都，将造成军队数额的急剧膨胀；而洛阳固若金汤，大可依据山河的形胜而去冗兵，以安天下。
然而，当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时，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是时，社会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以南，大量的粮食要靠运河（当时的汴河）从南方运过来，而汴河到开封以后再北上就不好走了，大臣们考虑到汴河经济命脉的地位，大多不愿意迁都洛阳。
群臣的谏阻没有动摇赵匡胤迁都的决心，太祖依旧坚持，这时他的弟弟赵光义站出来说：“为政在德不在险，何必一定要耗费民力迁都呢？”一句“在德不在险”让宋太祖哑口无言，只好长叹说：“不出百年，中原人民叹也。”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只好用一支庞大的禁卫军来保卫京都开封，而把洛阳作为陪都，他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能迁都洛阳。也正是从迁都洛阳出发，他决定将皇陵建在靠近洛阳的巩义，希冀为迁都洛阳垫一块踏脚石。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北宋立国167年的1127年，宋太祖的话应验了，这一年金兵长驱直入，攻破开封，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一年北宋灭亡。永昌陵的绝好风水，却没能护佑住大宋帝业永昌。
假如北宋迁都了洛阳，金兵能否还那般轻易肆虐中原？假如太祖再坚持，历史是否会往新的方向发展？或许，九天之上的太祖也正在默默的悲伤，静静地思考着这些问题。
宋陵选址风水之谜
永昌陵现在位于巩义开发区至西村镇的公路旁。这个地方，已看不出来皇家气度，陵丘都低矮，神道很短小；也看不出风水宝地，前后都是坡地，位于低洼地带（这个地方现在的名字就叫“陵洼”）。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永昌陵较前朝比显得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
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 000米、东两宽约6 0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米。
巩义这个地方，按古人的说法是个山高水来阴宅吉地。它位于嵩山北，是为阴；位于黄河以南，亦为阴，符合了 “山之北； 水之南”的风水要求。正所谓“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看来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包括永昌陵在内的八座宋陵都是南高北低，居于最崇高地位的陵台却处在各自陵区的最低处，到这里瞻仰宋陵，丝毫没有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皇帝几乎躺在了人们的脚下，这和历代皇帝的埋葬方法完全不同。
宋太祖永昌陵： 迁都洛阳的踏脚石（3）
那么，宋陵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选择呢？其实如此选择还是和风水有关。在唐宋时期，流行“五音利姓说”的风水理论，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所以宋代的皇陵都南高北低，形成了一种倒仰的姿势。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体制，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七个月营建帝陵的时间实在是短促，加上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永昌陵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
上宫建筑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皇帝陵台、皇后陵墓。永昌陵不是帝、后同穴合葬陵。宋太祖结发妻贺氏死于公元958年，30岁。当时，宋皇朝尚未建立，后来葬在永安陵兆城内。贺氏死后赵匡胤又娶王氏为继，王皇后死于公元963年，22岁。也葬在永安陵内，又立17岁的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死于公元977年，年44岁，葬于永昌陵北边。这时距宋太祖的死已27年。贺、王、宋三位皇后的坟冢早已泯没，无可指寻。
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拱卫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到南神门，沿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陵台左右的为内侍。宫人雕像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雕像，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经过1 000多年的风雨剥蚀，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文武朝臣雕像各两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藩使雕像各三对，藩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藩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藩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石虎、石羊各两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祛邪之物。
而由南向北看，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他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
南门有站立的石狮，被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而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石像，能看护好太祖的陵寝吗？（＇EXC＇）
明祖陵：深埋湖底、历尽沧桑的先祖（1）
苍天并不在乎帝王祖宗的高贵，浩大的洪水依旧滚滚而来，让这方樵夫牧童望而生畏的神圣土地顷刻间沦为泽国，那些无比忠诚的文臣武将也在这场洪水中相继倒下，在淤泥中酣睡，渐至湮没无闻。明祖陵就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洪泽湖中有个“大墓头”，这就是那一带人民偶尔提起的故事……
水底古墓之谜
桑田变沧海，沧海又变桑田，明祖陵从一发现开始，周遭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1963年，洪泽湖遇到了特大干旱，水位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一批大型石像露出水面，这些石像东倒西歪，躺在了淤泥之中，他们被雕塑成麒麟、雄狮、带鞍子的马和牵马侍从、还有文臣、武将、太监等形象，根据专家的研究，被确认为明祖陵，此时，距明祖陵成为水下皇陵已近300年。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说实话，明祖陵所在的位置并不理想，它并不处于高山大阜之侧，而是在有“九岗十八洼”之称的丘岗之地。当时的堪舆大师刘基等，就知道明祖陵所在地并不是完美的万年吉壤。根据古代堪舆术的定义，一块风水宝地的地势地形地貌，要穴前有明堂，要看三奇四应。三奇即山、水、案；前、后、左、右、为四应；左右有护砂，所谓“砂”即山丘土石之物；要有罗城，罗城由山或水组成，相绕四周；远有朝山，近有案山。以山为罗城，形成左青龙、右*、前朱雀、后玄武四种态势为佳；如果周围无山，一马平川，则借水势成龙（水龙），以泽国环抱为上。明祖陵四周除了一片水国，并无多少妙贵可言。
既然此处风水不好，朱元璋为何不另寻吉壤安葬祖宗呢？其实朱元璋何尝不想呢，但是这是他祖父的实际葬地所在，如果要移墓，势必会泄了王气，影响大明江山社稷。 所以只能在此修建了祖陵。 为了解决风水欠佳的问题，在当年筑陵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改造，填埋洼地，补修不足，挖地成河，堆土为山，人工整出了砂、水、近案、明堂等风水要素必具的景观，这才形成了一块标准的风水宝地。
都成了风水宝地了，何以明祖陵会被没在湖底长达300余年？是先天风水不足，没能保佑明祖陵免去天地的沉沦？是偶然的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的必然导致了这滔滔洪水？有人认为，明祖陵的被淹，天灾其实只有三分，还有七分就是人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明弘治七年（公元 1494年），刘大夏筑太行堤阻断黄河北支，使南支夺淮入海后，河道开始紊乱，淮河中、下游连年洪水泛滥，祖陵不断遭受水患。明万历年间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潘季驯提出了“蓄淮刷黄”的治水方略。他主张筑堤纳水归于一道，反对疏浚支流另开新河，而应当“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他认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以分也”。多好的理论，省钱省力，省人省心，大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因而廷争面折中很能打动人心，并且最终取得了明神宗的支持。
明祖陵：深埋湖底、历尽沧桑的先祖（2）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任你怎么集淮水之力也不敌黄水，汹涌澎湃的黄河仅凭一点淮水之力就被挡回去，那还能叫什么奔流到海不复回？很快的清河口泥沙高淤，靠近这里的淮河河床也被黄水倒灌而增高了，这又使淮水的冲击力减弱，遇阻即回，沙随波停，淮水所带泥沙又在清河口停淤。淮水无力刷黄，又无法从清河口入海，而入湖故道又尽筑高堰，淮水不得不上溢泛滥，“不得不久潴旁溢，汪汇浩荡，始犹淹漫两岸，会合诸湖，继而夏秋泛涨，一望无际，浩荡龙沙，震惊陵寝，而泗洲之祸岁烈一岁矣”。
潘季驯的治水方针在实践中被“检验”得头破血流，照理应当重新检点，这时如果改弦更张，为时未晚。可惜这时候，治水方略已不再是为了治理水患了，而是成了廷争的工具，成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权威的凛然不让侵犯的武器，为此他不仅革除了反对意见的阻挠，而且甚至编造谎言，说祖陵“松柏之郁茂，护沙之如故”。 就是到了万历二十年仍然上疏坚持自己的主张，把分流之议列为病议，痛加指陈。而这时淮泗一带水患濒仍，早已成不争的事实。
真不知朱元璋的祖宗到底是否有灵，在水中煎熬着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潘季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