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人大皇帝陛下，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
爵先生，帝国参议员，法国赴华专使和高级特派员，荣誉军团皇家勋位大军官和数勋位大十字骑士等。
——中华帝国大皇帝陛下，桂良先生，内阁大学士，特命
钦差大臣……，就……”
葛罗心花怒放，特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寄去一封欣快的书信：
“部长先生，
本人今日从天津给阁下写此函，十分高兴地向您宣
布，中国政府已在各点上全部让步，一个条约即将在此
签署……。额尔金和我拟去北京，由一个体面的仪仗队
同往，以互换《天津条约》批文……。
本人非常高兴向阁下转告其他好消息。对皇上恩
宠、派我再次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履行使命，实感荣幸
之至”。
葛罗告知部长，下次信件日期完全可能从北京发出。
英法联军竟偏偏忘记中国一则古老的谚语：切勿杀虎先卖皮。
条约签字日期定于9月7日。但是5日晚上，简直令人震惊，沮丧不已！清朝钦差大臣又提出联军仪仗队过于庞大的问题。经过数日讨价还价，他们最后竟然申明说，“续增条约不先行入奏，并无画押之权，亦未奉授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谕”……云云。
其实，恒祺最后向法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和译员德拉玛神甫及美理登泄露机密。巴士达在报告中说，在得知消息后，他即由恒祺陪同去到桂良处。“这位老者看上去身体衰弱，假装与否，本人不得而知”，他这样写道，但觉得“是在演戏”。从钦差大臣那儿回来后，巴士达马上向葛罗汇报，两钦差承认无权商谈签约，是在故意哄骗对方。因此，要断绝同他们接触，今后拒绝任何商谈，要坚决向北京进军。葛罗听了，显出不止是吃惊的神情。
英法联军认为，中国宫廷钦差就此撕下了面具。在他们看来，很显然，两位大员承认不拥有全权，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争取时间，推迟联军挺进京城，迫使他们就地过冬。同时，旨在使朝廷总兵僧王调集清兵，加强京师城防。再者，也许为宫廷赢得“北走”的时间。
换句话说，英法外交官完全让人愚弄了……。葛罗比之为“可恶的装模作样”、“最大的复杂化”。“装模作样”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在使馆专员凯鲁莱看来，“计策实属无礼，不愧为中国式外交，奸诈得过分，未免稚气了”。
和谈破裂第二天，巴夏礼对中方的诚信提出质疑。在英法联军看来，中国人缺乏真诚，肯定无疑。
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4）
然而，英方却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维护清朝钦差大臣。随军医疗队队长芮尼1864年发表远征纪行一书，竭力为中方诚意辩护。他首先问道，桂良和恒祺拖到最后时刻才宣布他们来天津谈判不拥有全权，是否表明他们不诚恳或缺乏诚意。他解释说，两位钦差大臣是来商谈《天津条约》批准事宜，却出其不意地碰到英法盟国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他们觉得无权听从。他认为，他们不能超越使命授权，只准备在基本点上让步，甚至同意天津对西方通商开放。但是，他们拒绝赔款以及等候期间军事占据某些港口，拒绝英法使节由联军仪仗队跟随进入北京。
另一位看来较为尊重历史真实的观察家西班牙全权公使玛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解释说，英法联军关于桂良玩弄“狡诈”手法以争取时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后来从圆明园找到的一封皇帝手书朱谕，责备怒斥桂良接受丧权辱国的赔款条件，并答应英法联军各派一千士兵到北京出席条约批准换文仪式。
谕旨称，夷人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腼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京师重地，尚可问乎？以上两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桂良钦差大臣等并未试图愚弄英法两使节，只是受到本国皇帝的责备……。
中国一些史学家对此解释加以肯定。如贾桢1930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协议条款，大为不快，反手一击。他不允许大批藩夷军队进入京城，鉴于朝廷礼仪，更不让藩夷使节直接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
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华裔教授汪荣祖认为，指责清朝钦差大臣伪善是站不住的。中国皇帝档案表明，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的意图极为怀疑。他们为何硬要带数百甚至数千兵马进北京？他们若带重兵前来，欲给我国强加更难接受的条款。皇帝曾这样担心，所以才责备钦派的谈判代表桂良大学士表现得太软弱。
中方谈判代表就此消失。英法外交官们处境十分尴尬。他们突然变得对联军将领和颜悦色，并把事务领导权可怜地移交到军方手中。吴士礼报道说，可以猜想得到军人们的那种刻薄的笑容，甚至听到他们不住地哈哈大笑！
如埃里松在《副官日记》一书中调侃地写道：“……我还记得，当有人平静而轻信地回答我们，那个与我方谈判的朝廷命官不拥有全权、未肩负任何使命之时，孟帅及参谋部不禁感到好笑。就像一个业务爱好者，一个普通的人路过，无缘无故地和我们闹着玩，商谈，以打发时间”。
而令人惊奇的是，额尔金和葛罗两爵士竟然连基本的谨慎都没有，未曾要求中方钦差大臣验证一下他们确实拥有的全权，并看一眼国玺。孟托邦将军见葛罗特使“深感不安”，尽量给他鼓劲。外交官们过于疏忽和天真。葛罗也惊愕地回答说：“本人未那样做，实为遗憾。但在某些社交界，人与人之间过于谨慎，反而令人厌恶”。
“本来多好啊！真可惜！一切又得重头来！”高第惊叹道。原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其实还没有呢。本以为已经到了北京门口，看来可能推迟了；或者推到永远！本以为中国人无法逃避和平，发觉他们不会失去勇气。杜潘猜测清朝领导者的私下想法、期望内情及小盘算；他指出，他们“想借助拉开的间距，临近的冬季以及立足资源，指望诱我军深入，并加以围困，欲消灭之。要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战把我们打垮，要么以化整为零把我们一一摧毁”。
联军将领们也受外交失败的打击。宝贵的一周时间白白浪费，无疑利于僧格林沁重整旗鼓，调兵遣将加强京城防务。另一方面，失望之后的怒火一平，联军一连数天什么动作也决定不了。
然而，英法联军要尽快决定：向北京进军。布隆戴尔将军指出：“中国假全权代表诡计一揭穿，外交行动必然中止”。
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5）
北京。狂热之梦正在实现。英军中欣喜若狂地高喊“万岁！我们大家将同去北京！”葛罗男爵希望得到谅解，便以此证据抚慰孟托邦将军的自尊心：“我几乎想祝贺你，夺取天朝京城，在一个将领的业绩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联军已想到要组织车队“快乐方式”，以便所有军官能够观光中华帝国神奇的首都。
额尔金勋爵尽管沮丧，自尊心深受伤害，还是第一个对事态的转换表示欣慰。9月6日，他致函妻子说：
“我又处在交战之中！中国愚蠢者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推着军队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额尔金甚至补充道，正是受“这些愚蠢者”的冒犯，才使他断绝同他们和谈。他庆幸计划有所改变，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战争方式。可见，真实思想的暴露，预示了事态的后续发展……。
葛罗男爵也认为，这种“暂时的延误”，对英法联军利大于弊。联军将可在中国首都部署部队，向清政府提出更苛刻的要价。于是，葛罗竟然这样说，“这些难以想象的欺诈之一，只有在亚洲种族特别是中国人中才会碰到，这虽使我的打算受挫，但并未摧毁我的希望”。他坚信清政府最终必定让步，勿对皇帝向北离去有所遗憾。何况，据说是重病在身的皇帝呢！
然而，令人不安的消息来自上海。太平军为海关银库吸引，比任何时候更强大地威逼城下。法军只有八百士兵留守上海，英军也仅有八百人马及数艘炮艇。故联军紧急派回增援部队。格兰特将军抽出三个步兵营。孟托邦将军忍痛割爱，分出两百士兵和一半山炮队回去支援留守法租界的法布尔上校指挥的部队。可惜，增援部队来迟了。徐家汇教堂及传教团被太平军摧毁，一位神甫自刎。上海郊区乡镇大多被太平军洗劫，而英法联军为赶走太平军又放火烧毁这些城镇。法租界住宅区严重受损，幸亏居民早已逃离，免遭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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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俘酋危机（1）
挺进北京，风险四伏。这可能“暴露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加速清室瓦解，导致皇帝下台，改朝换代；同时使中国及常驻的欧洲人蒙受损害，使中华帝国遭受野蛮蹂躏”，巴吕这样告诫道。
其次，这种进军有可能拖长、困难而危险。要预见会有新的仗要打。英法联军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拥有的文件材料只是马戛尔尼的行程路线和伊格那提叶幅提供的一张俄制地图。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位不够，白河在天津上游不通行。而法军，由于运输工具不足，故军需供应问题严重。
中国远征记实作者巴赞库男爵认为，凡事开头难。而对华征战的真正困难在于：“对统领这支小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严重而明显的不安旅程即将开始；因为必须坚决投入未曾经历的征战。联军将走什么样的路线？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水师一旦水位下降能否沿运河而上？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所带来的危险，比要打的仗更可怕”。
英军决定把拿皮耳所率的师留在天津，法军留下的是柯利诺指挥的一个旅。但在同桂良的谈判破裂后，天津当局拟停止给留驻的联军部队供应食品。拿皮耳将军于是把天津道台抓来，只要粮食供应不恢复正常，便将他扣留下去。如此专横的行动，中国政府难以容忍。
9月9—11日
英法联军打算在六七天内北上，逐步向前推进，直抵通州，即清朝都城北京最近的门户。联军分三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9月9日包括英军八百步兵和六百骑兵以及两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在后面。
10日，法军纵队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三千人马和两个炮兵连组成。对法军和使团出发情景，拉否例这样描写道：“法国使团随军出征，有其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体壮的广东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孟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超越先躯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在他看来，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对我来说，外交之战无论多么艰难、严酷而特殊，都一直毫不犹豫地进行；而在天津和谈失望之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为此，葛罗带了一支可观的外交使团及车队，有一批要员和随从，二十五辆马车、四顶轿子以及四十来个广东苦力。随行成员中有秘书巴斯塔和韦努耶，通译美理登和德拉马神甫，特里科海军上校，沙内上将副官约雷斯上尉，以及使团和军队联络员年青军官布布隆。另外还有五名欧洲仆从，三位中国文人和八名水手等。葛罗率的随军使团享受军人同等给养，由军需处供应配额饼干，熟肉及白酒等。
9月11日，英军后续部队约两千人由米启尔将军率领最后出发。
每日行军，均由一支新纵队轮流开路。各次行程都相当短。天气炎热难以忍受，穿越布满沙石的平原与马路，两边尽是比人马还高又阻止空气流通的高粱地，故而行进非常艰难。许多士兵都患日射病。另外，士兵们爱喝一种劣等的高粱酒，后来已明令禁饮。
第一纵队上路后第三天夜里，营地突遇暴雨猛降。大批护送物资的苦力乘机开小差，并把马骡带走。这是否是僧格林沁插手所致？总之，联军曾这样怀疑。就在天津，是事故或是敌意，联军马厩竟然失火，一些马匹烧死。幸亏多数马匹及马鞍绳索被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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