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将军不喜欢英国特使，认为他“令人厌恶到极点”。与葛罗一样，他怀疑额尔金正在酝酿推翻满清王朝的计划，甚至在必要时不惜与太平天国军队合作……
阿尔芒·吕西对孟托邦将军的态度赞不绝口，因为孟托邦没有参与这次“野蛮的行动”并且“斩钉截铁地猛烈抨击”这一行径。吕西要求父亲：“请将他的话转告他人，并不断重复他这些话。有些东西是不该大肆宣扬的，但他的抗议将载入史册，这既是他的光荣，也是法兰西的光荣，法国军队的光荣。”
埃里松和吕西都惋惜文化珍宝的丧失。埃里松哀叹道：“宫殿毁了，还有那些寺院、珍宝馆、藏书楼，特别是那些宏伟的藏书楼，被烧得片纸不存。那些珍贵的稿本，就像当年在亚历山大城一样，只剩下黑色的灰烬，随风散落在初雪之上”。吕西抨击英国人灭绝文化的行径：他们“前去扫荡圆明园的残余，还放火烧了圆明园。这座壮观的园林，或者说这些壮观的园林，即使失去昔日的财宝，仍不失为一个奇迹，如今却只剩下一堆灰烬。只是为了毁灭的快感，他们就去毁灭。”……
保罗·瓦兰同样谈到圆明园“美丽的宫苑”完全彻底的毁灭。他写道：“没有任何东西得以幸免。皇家行宫，堆满了四十多代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藏书楼，比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更为古老的寺院，统统被付之一炬……”这里对某些东西的古老程度不无夸大之词（它们实际上只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最后他不怀好意地说：“英国人秉承他们一贯的传统，独吞了10月7日和8日所忽略的财宝。”这其中也不无他自己未能扩大战果的遗憾。
瓦兰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继查尔斯·戈登之后，哈特·邓恩也证实，英国人并不比法国人清高，能抵抗住抢劫的巨大诱惑。他讲述了火烧圆明园当天，印度部队以及一些英国军官洗劫喇嘛寺的经过：“一开始我们对那个地方还心存敬畏，但对锡克人而言，抢劫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而且我还担心，一些喜欢收藏‘奇珍异宝’的军官们也同样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就这样，无数个小型佛雕，以及与西藏神话有关的小物件，全部不见了。”邓恩上尉认为“军队现在已经染上了无可救药的抢劫饥渴症”。
恭亲王就抢劫圆明园事件向英法两位特使提出的抗议，只起到了更加坚定额尔金决心的作用。额尔金并非不知道圆明园是皇上最心爱的住所。他心里盘算着大清朝廷对这座宫殿、园林和里面的珍宝到底有多么关心。这也是额尔金决心拿咸丰皇帝最心爱之物开刀，给他致命打击的原因。
中国的目击者同样讲述了大火之下的悲惨景象。他们痛心疾首地看着大火不仅吞没了圆明园，还蔓延到海淀镇里的王公官员府邸，直至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庙宇和建筑。
恭亲王率领一批中国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处小山丘上目睹了这一幕。接到恒祺的第一份报告后，他已经得知圆明园遭到了全面破坏。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气愤。圆明园的档案记载，所有在场的人都痛哭流涕。人们后来才得知，恭亲王当时已经准备好要逃往鞑靼，最后，身边的人几乎要动用武力才把他强行留在北京。葛罗描绘得更为详尽：当时恭亲王的众多随从车辆已经套上了马匹，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动身。
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5）
对英军蓄意焚毁圆明园，恭亲王等曾怀着沉痛心情上奏。咸丰皇帝朱批：“览奏竭胜愤怒！”那片奏章这样写道：
“臣等于初四日亥刻，接到英夷照会，声称：被获夷兵，
凌虐过严，欲拆圆明园等处宫殿。当即连夜札调恒祺来寓，
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到，该卿来后，正在谆嘱商办
间，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即探报：夷人带有马步
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烧毁。
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该夷到后，以大队分札各要隘，探报无从前进，其焚毁
确有几处，容俟查明，再行详细具奏。据恒祺面禀：该
夷云，藉以泄愤，如派兵拦阻，必于城内宫殿拆毁，以
逞其毒等语。臣等办理议抚，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祗因
夷兵已阑入城，不得已顾全大局，未敢轻于进剿，目睹
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1860年11月中旬，一份奏折呈递到热河（承德），咸丰帝由此知悉圆明园在10月7日首次火灾、10月17日至18日各敬事房和西洋楼大火、以及10月24日，即和平条约签字当天，玉玲珑馆大火所造成损失的详情和严重程度。这份奏折还报告了圆明园被人抢劫的情况，但其目的是为了申明，在英国人放火之前，当地的强盗并没有参与抢劫。不过奏折也承认，10月18日过后，附近的强盗和小偷也悄悄潜入园内，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盛怒的皇帝谕僧格林沁等革职留营，并著查孥兵匪。在“廷寄”的上谕中，明示两点：
“僧格林沁、瑞麟统带重兵，节节退札，已属畏葸无
能。此次夷人直犯圆明园，肆意焚抢，又不能驰往救
护，实属咎无可辞。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仍留钦差
大臣；瑞麟著即革职，均仍留军营，带兵堵剿，保护
京城。傥该夷大队攻扑，务须从后兜击，力赎前愆。
“至该夷狡诈多端，现虽退出园庭，仍盘踞黑寺一
带，抚局是否能成？实难预料，仍须严为防备。再，
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
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著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
是为至要！”
那么，英军烧掉圆明园是迫不得已吗？
今天看来，判决似乎不言而喻，而且绝无上诉的可能。孟托邦和葛罗是反对烧毁圆明园的，记录在案。但必须看到，10月15日，孟托邦也曾打算，如果双方僵局不能打破，就夺取北京城里的皇宫。这并不比烧毁圆明园好——或者说甚至会更糟糕。葛罗持同样的看法，也建议捣毁紫禁城。
卡罗尔·麻伦发现，总的说来，所有参与这一行动的人，以及所有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一方面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一方面对必须采取这样的毁灭行动表示遗憾。巴夏礼的传记作者斯坦利·莱恩…波尔这样概括赞同烧毁圆明园一派人的立场：“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毁灭文化的勾当；从成熟的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在他本人看来，这是罪有应得的惩罚。
英国领事理所当然地支持英国人以及额尔金的立场。但他一开始就像姆吉牧师一样，恶毒地大骂法国人。实际上，他想告诉世人，法国人已经洗劫了圆明园并且捣毁了其中的一部分，园中大部分值钱的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还说法国人已经在皇上的寝宫放了火。他辩解说，此次行动中，英国人毁灭文化的行径远远达不到人们所想象的程度……
巴夏礼还提出，从圆明园流出并且后来在英国现身的大量皇家珍宝，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法国军人手里买来的！他肯定地说，我们的人没有得到抢东西的许可——这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少数军官所得到的那一点点财物，都是分得的共同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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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6）
此外，在10月2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还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解释说，10月13日，北京城的一座城门落入英军之手，因此，整座城市已在英国军人的控制之下。按他的说法，这一态势本来可以结束双方的对峙局面，但问题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俘虏事件，而这一事件必须受到惩罚以儆效尤。这份不打自招的供词已明白无误：放火烧毁圆明园既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迫不得已，也不是军事战略之所需，它只是表现了一种复仇的饥渴，惩罚的欲望。
使用哪种惩罚手段呢？这才是问题所在。巴夏礼罗列了几种不同的方案。索要巨额赔款？烧毁北京城？还是捣毁城内的皇宫呢？他写道：“我认为，额尔金最终决定将圆明园夷为平地，是正确的选择。皇上和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圆明园里，我们可怜的同胞一开始被关押在那里，又在朝廷的授意下在那里惨遭酷刑。”
巴夏礼与额尔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将圆明园化为一片废墟是个好办法。如烧毁北京，首当其冲的将是北京居民，而他们没做任何有害于英国人的事，所以颇不公道。“烧毁圆明园，我们打击的是清朝廷”，他与额尔金一样，都坚信这一点。
吴士礼中校也同样略带挖苦、别有用心地抨击法国人。“我们的联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画上句号。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们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当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或据为己有、或毁之为快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可以说，他们所留下的只是空空如也的房舍，被我们拿来出气，为可怜的同胞们正是在这里所受的虐待报仇雪恨。”
他也同样认为，烧毁圆明园是个“好办法”。这个行动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就是一个证明。他写道：
“摧毁了圆明园，似乎使###甚为惊恐……它表明额尔金的最后一封信绝非空言恫吓，而是对首都本身的命运发出警告，除非我们提出的各项条件被接受。内城的皇宫尚完好无损，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保全这处硕果仅存的宫殿，中国人不应该再浪费时间。”
吴士礼肯定地说，他“坚信烧毁圆明园，大大加快了达成最终协议的步伐，并巩固了英国特使的地位。”
在吴士礼看来，额尔金爵士对人的一般本性的认识、尤其是他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为他指明了其职权范围内唯一有效的复仇方式。中国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可以用多种办法，但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皇上所拥有的东西，如同他本人一样，都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情况下，毁掉他最心爱的行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上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猛醒过来。
法国方面，有两名官阶甚高的军人，一个是柯利诺准将，一个是杜潘上校，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意见相左，赞成采取强硬的措施。实际上，他们二人与吴士礼一样，认为烧毁圆明园为达成最终和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柯利诺准将说，摧毁价值不可估量的艺术瑰宝，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受到一致谴责。他承认自己不赞成法国人的看法，而毫无保留地支持英国人的行动。听听他的说法：
“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之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特别是在摧毁物质利益即可打击敌人士气的情况下。烧毁圆明园即向中国政府表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们达到目的，即使摧毁整个北京城也在所不惜。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面临这场毁灭之时我们由于怯懦而裹足不前，那么也许就不会赢得和平。必然要经过更多的战斗，必然要付出更多人的生命。不过，我认为，没有哪一座圆明园能抵得上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我倒要看一看，如果有人问他：‘你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使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某处奇迹免于毁灭吗？’他将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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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7）
因此，柯利诺不赞同孟托邦拒绝参与烧毁圆明园的行动。他觉得孟托邦几乎没有把那“七位死在中国人手里的法国人”放在心上。反过来，他倒是称赞英国人不像他的顶头上司那样对圆明园里的“玩艺”心慈手软，尽管它们的价值不可估量。按他的说法，一个真正的军人，只有在“穿着老百姓的装束、在古董店里闲逛时”，才有资格在这类东西上花心思。他还大胆地补充道：“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远离祖国六千法里的地方，我们是士兵，是军官，仅此而已”。
作为法军的两个师长之一和对华远征军的第三号人物，他对自己的主张直言不讳：“假如必须由我本人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不想说自己不会受到痛苦的震撼，但我不会因此有丝毫的犹豫。”
瓦兰（杜潘）同样认为英国人的做法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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