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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有朝一日会重建吗？另外，应不应该要支持重建之举呢？
未做最终决定之前，中国正在不惜代价地收回她散失的遗产，并要求西方国家归还在历次殖民地战争和远征过程中“抢掠”的国家文物（见2002年3月20日《世界报》）。一份由世界上十八个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共同发表的声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它们拒绝了许多国家（包括希腊、埃及和中国）多次提出的关于归还其艺术和文化财产的要求。中国对这一声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国估计，散落在世界上四十七个国家二百多个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物至少有一百万件。2000年春天，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中国一家国营企业保利集团公司的委托人以三百四十五万欧元的价格拍下了三个原属圆明园的生肖动物头像。这一文物回收项目的负责人还声明要收回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册页。该册页被杜潘上校带到巴黎拍卖，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
结束语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掀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史的新篇章。违背国际信义、可耻的万达尔主义行径以及对皇帝的羞辱，深深地影响了自此以后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维系的各种有关系。欧洲各国害怕受到报复，对中国人的诚信一直持怀疑态度，而且行事肆无忌惮，仿佛国际法在中国不起任何作用……中国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或原谅残忍、愚昧、把毁灭一个国家的艺术瑰宝视为政治策略的野蛮民族”。
——潘尼迦
对英法两个盟国来说，1860年远征的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它们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向国际贸易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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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2）
1900年，在有了相当的时间距离之后，樊国梁认为：
“每一方都最大限度地从这次远征中捞到了好处。法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为死去的马赖神甫报了仇。法国人看到了数千名子弟兵进入了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帝国的腹地，打败了它的军队，占领了它的首都”。
“英国为它的贸易获取了最大的实惠，商人们在开放的商埠迅速致富”。
“俄国重新划定了与满洲的边界，边境线从此沿黑龙江东行直至与乌苏里江交汇处……”
关于这一点，悉尼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者黄宇和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几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这场战争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纠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另一个强国——中国。只有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没有参与。
这次远征最终正式报告的作者布龙多将军做出了辉煌的总结：
“从白河口至北京城五十余法里的防御工事全线陷落；在烈日下的行军；在大平原上面对十倍于我、以逸待劳的敌军取得两场胜利；夺取圆明园；占领北京城；向掌握着庞大帝国实权的皇帝强加了一部条约；向西方开放贸易；恢复基督教信仰自由。以上种种，便是此次史无前例的远征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历史应该给完成这次远征的小部队留下最光辉的一页”。
应该到中国去吗？
历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斯在1933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拿破仑三世及其政策》中，质疑拿破仑三世对外政策的天真幼稚——或者说慷慨无私！他写道：“虽然他虔诚地服务于臣民，但他从未说过：法兰西至上！而是说：文明与人类至上”。拉戈斯先生指出了这一政策具有无私的一面。他注意到，尽管拿破仑三世口口声声不离和平，但实际上却发动了多次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某个理念。
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样。战争的起因是与俄国在圣地问题上发生冲突，进而扩大到保持欧洲平衡的问题。意大利战争也是这样，它的起因无非是出于“无私地帮助一个民族获得解放并在欧洲社会里建立更良好秩序的愿望”。顺便提一句，战争中的受益者对法国皇帝关心意大利的统一大业根本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对叙利亚的远征还是这样。它的目的是阻止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对马龙教派基督徒的屠杀；仍然是无私的举动。至于损失惨重的墨西哥远征，“皇上的好主意”，仍是拿破仑三世理想主义政策的最佳例证。
那么对中国的远征呢？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同样不过是无私之举，一言以蔽之，是由于天使般的幼稚：“次年，在对中国的战争中，仍然对物质利益漠不关心。我们只得到了一点赔偿，几条贸易契约，真正的受益者还是英国。为我们的传教士赢得了安全，这种安全却短暂而又脆弱。仅此而已”。
不过我们可以补充说，这次远征的客观后果之一是加速了1862年对交趾###的占领，因为占领过程中使用了派往中国的军队。交趾###于1867年变为殖民地，是法国建立的包括柬埔寨保护国（1863年）在内的远东殖民帝国的基础。然而法中关系的下一步，便是1884年爆发的一场新战争。这场冲突持续了一年时间，北部湾战役期间，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拒绝修理法国参加对华战争的军舰。
最后讲一件趣事吧。多亏了埃里松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莫非他就是故事的作者……杜撰者！
在他的那本《一个翻译官的中国日记》（1886年出版）的开头，埃里松伯爵就对英国盟军大为不满。他固然表扬英国人的“彬彬有礼”和他们不吝啬小器的一面，但他指责英国人总要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他解释说：“在一个由艺术家和商人组成合伙公司里，艺术家总是上商人的当”。这里所说的艺术家是谁商人是谁，就不用再挑明了吧！
过了不久，他就在日记中谈到，英国人的“嫉妒、居心不良、损人利己等等已初露端倪。这些现象，到战役结束时，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看起来，孟托邦由于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支持，对这一局面难以忍受。他还说，法国人在中国之役中“扮演的是受骗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我们把英国做为联军的时候起，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3）
埃里松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么是法国人被英国人欺骗了——我不能用出卖一词，这个词太重了——被他们蒙在鼓里，他们想方设法贬低我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使我们看起来像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他们还利用了中国人的轻信，单独签订秘密条款。要么就是皇帝成心把法国军队交给英国来使唤”。
他说的是哪些“秘密条款”呢？我们前文中已经看到，埃里松非常怀疑葛罗——当然不是说他被额尔金收买——完全被额尔金牵着鼻子走。他还谈到联军之间的“纠葛”，甚至说胜利以后，“如果不是被拦住，法国士兵就会放手让中国人追杀这个英国人”。他还肯定“双重条约”的存在，在他此前一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传令兵的日记》里就写过这件事。这些“真相的曝光”使他受到《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他的另一本书，1883年出版的《中国战役史——根据司令官秘密通信编写》被法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不折不扣！——为名收缴并查封。在这本最终落入陆军部之手的书中，收录了一封涉及“双重天津条约”的信，当时是由皮纳伯爵和康普农少校呈给皇帝的。
在他的《一个传令兵的日记》（书中还谈起关于1870年巴黎之围的回忆）里，埃里松伯爵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英国人。我承认英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拨，敢想敢干，精诚团结。但所有这些优点似乎都被一种无休无止、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破坏殆尽。所有国家都是自私的，好，我同意，常言说，这是国家的责任。自私也许只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们要光明正大地自私。光明正大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也不会影响爱国主义”。
讲到事实，他说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一个士兵跑过来将皇上私室内发现的文件交给孟托邦将军。好些文件恰恰是英法联军9月初在天津谈判的条约草案，由于中国方面的代表不具资格而成为一纸空文。作为秘书和翻译，埃里松将这份用英文写的条约文本向孟托邦译出，他们二人都发现，这份条约与法文的条约有出入，不是按文字对译出来的。换言之，英国人“只为自己争取了所有特别优惠的条款，声称我们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并说他们总能把我们安抚妥当”。
在这一“真相”面前，《泰晤士报》要求他拿出证据，并反过来指责他无中生有，诽谤英国。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他的答复……为了证明他的结论，他出示了证人们（包括上海的大商人史米茨；他的朋友阿尔芒等等）的信件。他说到额尔金的“心术不正”，甚至是“背叛”。额尔金大体上跟中国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怕法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就可以了。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来解决英中之间的事情，他们会同意的，因为他们是我们花钱雇来的”。
他还补充说，他希望法国不要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应该养成利益均沾的习惯，不能“再像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那样，继续心甘情愿地以得到一些残羹冷炙为满足”。在书中稍后的地方，他还说，中国认为可以把法国人当作“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来对待。
埃里松从这一事件得出结论说，拿破仑三世的确是将法国军队交给他的联军调遣，他以此还一份感恩的债，并获得了后来英国对他的关照。
他还转述了孟托邦将军从此次远征中得出的结论，即“法国以如此巨大的牺牲”，除保障天主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外，“所得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他还恰如其分地补充道，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的遵守，甚至在问题最严重的省份都没有张贴示众，也根本没有能阻止传教士再次被屠杀。
几年之后，历史学家亨利·高第认真研究过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他说曾设法得到一本上述禁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可以查阅）。在他看来，作者所讲的事件早已尽人皆知，国家实施查禁根本没有道理！实际上，如果事情仅限于揭露英国对九龙的占领，或者是中国人向英国人赔款的数额，那么这个事实早就为人所知，尤其葛罗本人更是一清二楚。所以高第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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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4）
闹得沸沸扬扬的“双重条约”事件，应该把它算在埃里松伯爵反英偏执狂的账上呢？还是简单地归结为当事人以扬名天下为目的的“媒体炒作”？还有就是为了推销他的书……。
1875年，亨利·诺利斯（格兰特将军笔记的编者）就英国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他的狂妄傲慢是那个时代英国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
“我们可以认为，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取得了完美的结局，是英国发动的历次‘小型战争’中最成功的一个。战役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连吃三场败仗，部署了中国主要防御力量的强大的大沽炮台被我攻陷，中国的首都在侵略军大炮的威胁下被迫投降。投入的费用相当巨大，但与以往历次战争不同，投入所取得的回报令人满意。我们为英国商人赢得了在整个帝国境内的行动自由。我们向文明世界保证，外国人从此免受中国强加的压迫和野蛮待遇。我们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正如经验向我们表明的那样，中国终于懂得，它是无力与我们欧洲各国抗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北京条约》，该条约已显示出，其各项承诺远比此前各条约更具持久性”。
诺利斯接着说：“假如我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华各商埠的利益。无论是私人产业还是人的生命都不会受到尊重。并且，如果我们和解的姿态和谈判的请求被中国人视为软弱的信号，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最后，在我们法国盟友的协助下，在借助武力的情况下，我们为文明世界赢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我们为自己谋得的利益”。应该指出，诺利斯重拾吴士礼（其书出版于1862年）的论据，而且几乎使用了同样的字眼，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结局洋洋自得。
出于好奇，我们再引用一段美国传教士罗伯特·格罗沃的评论。他的《全球传教使命的进程》于1924年初版，至1960年多次再版。
书中竟然写道：
“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