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准则，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蒋介石强调：“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就是切切实实地觉悟。”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的理念一脉相承的。
第二，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驯化俯首听命的“顺民”。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的起点，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蒋介石要求“衣”要“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住”要求“乘车搭船，上落寞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等等。他提出“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具体标准，说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应该说，这里面的一些具体要求，是一般的公共道德要求，本身并不错，然而，就蒋介石的意图而言，他是要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中，磨灭人们改变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意志，做服从独裁统治的“顺民”。
第三，引导人们追求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三“化”目标，即，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他强调“军事化”，宣称“所谓军事化者并非全国同胞悉数武装偕赴疆场也，只期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并且要求人们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蒋介石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企图以日常生活琐事为切入点，向人民群众灌输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对民众实行精神控制，软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因此，这只是又一场骗人的闹剧。冯玉祥在评价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时一针见血地说：
“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说穿了他就不能骗人。”
蒋介石自己也感到这运动收效很小，认为这一运动“未能尽如吾人所期”。“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动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动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推行新运动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为什么收不到实效呢？蒋介石认为关键满不在官而在于民，是由于民众“第一缺乏真诚，第二缺乏热烈”。可是没有说民众没有积极性的原因，其实他内心很清楚，只不过他不敢把它说明，更不敢像冯玉祥那样把问题的实质说透。
评析：
蒋介石搞所谓“精神大战争”，实行精神控制，以驯化“顺民”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大力宣传反动思想，发动思想攻势，赤裸裸地实施愚民政策；而搞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利用民众对美好幸福生活追求的心理，以所谓的“新生活”时髦的标签，调动民众参与，实施愚民政策。在实施中，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中，磨灭人们改变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三“化”目标，把精神控制与组织控制结合起来。
他倡导“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想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生活的文明，而是要把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人民的精神枷锁，对民众实行精神控制，不得人心。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入，民族危机加重，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反对对日妥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大家坐下来修身养性，这只能引起民众普遍反感。再者，蒋介石唱“新生活”的高调，而他的大小官僚们自己并不去践行，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老百姓深恶痛绝。对于这样一场骗人的闹剧一般老百姓敬而远之是自然的，而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生活运动”，只开花不结果也是必然的了。
治篇第116节 制造新“文字狱”（1）
“言论自由”的承诺纯属鬼话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对凑章、书礼、著作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如汉宣帝即位时，因宣帝厌恶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廷尉断杨恽大逆不道，将其腰斩。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间，为了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压制汉人中的反满情绪，阻塞言论，编织“文字”罪名，把大批汉人知识分子打入大牢，甚至残酷杀戮，在康乾盛世写下黑暗的一页。多少年后，人们提起“文字狱”，仍会不寒而栗。
蒋介石在践行所谓“训政”时，制造了新“文字狱”，为民主呐喊的知识阶层精英，一个又一个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迫害，或被通缉，或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
事例：
例一：一纸通缉令，现代“屈原”被迫流亡异国。
郭沬若年少吟诗，满腹“离骚”，忧国忧民，在新文化运动中，讴歌“德先生”和“赛先生”，鞭笞孔孟之道，称其为现代“屈原”，不是溢美之词；北伐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名扬军旅。
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深刻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喊出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革命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蒋介石的打手张群、陈立夫、李仲公提出“通缉郭沬若”的呈文，说：“该郭沬若但快一己之私，百凡竟置不恤，其辣手狠心，倒行逆施，实属罪大恶极，无可宽假。”很快呈文被在南京政府批准，发出通缉令，命各地执行。
郭沬若在国内处境险恶，于１９２８年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回国。在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郭沬若编写话剧《屈原》，表达爱国心，鞭笞国民党统治的消极抗日、腐败无能，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但为蒋介石所憎恨，只不过由于郭沬若的名声太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不好对郭沬若再下通缉令了。
例二：写几篇闲话短文，招来杀身之祸。
１９３２年７月，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在闲游一寺庙时，被国民党的侦缉队拘捕，随后，被移送到江苏省保安戒严司令部囚禁。
到底为什么会被捕，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后来，国民党当局在给他定罪时，把刘煜生写的几篇短文《端午节》、《我们的希望》等作为定罪的依据。１９３３年１月，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刘煜生枪决。７月《江声日报》被江苏省公安局查封。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强加给刘煜生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个是指控刘煜生于１９２７年３月“结合共产党分子，组织非法工会，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实际上，刘与共产党并无联系，而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是支持北伐的基本力量，这是革命行动。二是在《江声日报》副刊《铁犁》上刊登诗文，“煽动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被他们作为罪证的就是上述几篇短文。其实这些短文只是闲谈似的短文，是以杂谈的风格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与所谓“红色恐怖”风马牛不相及。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
例三：召开学术研讨会，也被定罪入狱。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在朝阳大学第四教室召开学术讨论会，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装军警冲击会场，逮捕了会议主席、中国大学讲师周幼军及与会者赵闻鈺。随后，又将出席会议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侯外庐、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哲民秘密拘捕。北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在家熟睡中，一伙宪兵闯入他的卧室，强行抄家，结果一无所获，仍将许德珩送进监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是遭同样命运，被囚禁４个月。
范文澜、许德珩、侯外庐等人是有名的教授，国民党当局随便扣上一个罪名，说抓就抓，说入狱就被打入大狱。那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是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非但自由没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说不上什么时候国民党统治当局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在蒋介石制造新“文字狱”期间，国民党的监狱中关满了上至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下至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中小学生。
治篇第117节 制造新“文字狱”（2）
许德珩出狱后对国民党乱捕乱抓知识分子入狱的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他说：“我是国家所办的大学里的一个教员，有讲话的义务与责任。即使他们不要人讲话，或者觉得我们不应当讲话，那也可以通知学校负责当局来办理，何必那样的来兴大狱？这次关在里面的，还有许多学生，其中有十四岁的小学生，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状至可悯。”据当时报纸披露，北平农学院，被国民党抓捕去了１９人，占学生总数１／１５。１２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令师大校方开除进步学生３４人，并令北平当局随时逮捕。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各样四周日夜巡逻，广大师生人人自危。
例四：因伸张民权、民生，杨、史二杰惨遭暗杀。
杨杏佛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来留学美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大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于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杀害革命者和其他群众不满，与宋庆龄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他主张：“掁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这是正义和进步之举，实属蒋介石“训政”内容，然而，他们连这样为民众争取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正义行动都不容许。
他们害怕揭穿了“训政”的骗人把戏，蒋介石指使人首先把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携其子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中数弹，被送往医院，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一位文坛豪杰，就因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死于蒋介石的阴谋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报》社长兼总经理，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他认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１９３２年６月至７月，《申报》连续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指出：“今日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煸惑，毋宁谓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之煸惑，紊乱终不可免。”时评还指出，国民党最高当局，如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却用枪口对准人民，其结果是严重的。这些话语虽然尖刻，但句句属实，从字里行间看，其出发点，还是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献良策。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冒犯了蒋介石。１９３４的夏秋之交，蒋介石命令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人暗杀史量才。１０月，史量才驱车由上海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驱车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务的开枪袭击。他弃车逃入一农家，特务紧追不舍，开枪将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闲话皇帝》，引起所谓“国际”官司。
杜重远，上海《新生周刊》主编，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周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