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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１年—１８２４年间，他与别人合作，写了许多迎合当时庸俗的社会风气，内容粗鄙、情节荒诞的神怪小说，想借此摆脱经济上的贫困。他曾和一个名叫维列尔格雷的市侩文人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毕拉格的女继承人》。这本书换来了８００法朗，但丝毫没改变他的处境。
他对这种卖文生涯十分痛苦。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指望靠这些小说发财，简直是堕落！为什么我没有１５００法朗的年金来保证我体面的写作呢？然而为了独立，我只得用这种可耻的方法：污染纸张，污染名誉。”后来，他干脆称《毕拉格的女继承人》是“真正的文学破烂儿。”
写作没有成功，他便制定各种各样的发财致富的计划。他先是与出版商合作，想通过出版一些古代著名文学家的袖珍本全集来赚钱。
列入最初计划的是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书终于出版。他亲自写序，并配有精美的插图，结果十分令人失望，初版印刷１０００册，竟然只卖出２０本，巴尔扎克为此欠债１万多法郎。
后来他又经营铸字厂和印刷厂，结果两厂子１８２８年底先后倒闭，巴尔扎克欠债６万法郎。
这段经历使巴尔扎克真正认识了法国社会。为了躲债，他经常去贫民区，在那里他了解到下层人民贫困的生活，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又不拘礼节，和贫民区的工人几乎没什么两样。他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争吵，和他们谈话，常常体会到他们内心的痛苦。
这段时间使巴尔扎克深刻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成了后来他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经商的失败，使巴尔扎克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来。１８２９年３月，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在１９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大约２０年时间里，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事创作。
他经常每天工作１８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每当疲劳时，他就喝浓烈的黑咖啡来提神，据说他一共喝了５万杯。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从半夜１２点到第二天中午１２点写作，也就是说要在椅子上整整坐１２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４点修改校样，５点半上床睡觉，半夜又起来工作。
他写作的速度也相当惊人，有时候一天晚上写两个短篇小说，三天写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星期就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当然，写的多并不是粗制滥造，巴尔扎克非常严肃认真，他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巴尔扎克抓紧时间，一刻也不放松。他的朋友戈蒂叶曾有趣地写道：“有时，他一大早就跑到我房间里来，嘴里哼哼唧唧，精神疲乏不堪，新鲜空气使他眼花缭乱，像一尊刚出炼铁厂的火神，他一屁股甩倒在沙发上，通宵的工作使他饿坏了，他把沙丁鱼和黄油捣成一种烂糊糊，把它涂在面包上吃。刚一吃完倒头便睡，却在闭上眼睛之前要我过一小时就叫醒他。我没有把他的请求放在心上，却关照屋子里不要发出任何响声，免得打扰这次理所应得的睡眠。最后，他醒了，看见苍茫暮色在天空舒卷着灰暗的阴影，他就跳起来对我破口大骂，骂我是叛徒、盗匪、凶手，害得他损失了１万法朗，因为要是他早些醒来的活，他会构思一部小说，那部小说本该赚到那么多钱的，哪怕暂且不谈还可能出版的第二版、第三版呢。我给他造成了最可怕的灾难，引起了最不堪设想的麻烦，我使他错过了同金融巨头、出版商人、公爵夫人的约会，这次要命的睡眠，简直破费了他好几百万看到他脸色红润，气色已经转好了，我才感到安慰。”
巴尔扎克创作时经常进入他想象的世界里，把小说当成了现实。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听见他在里面放声痛哭。朋友进了门，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高老头刚刚死了。”
１８４１年，巴尔扎克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决定写１３７部小说，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总名字叫《人间喜剧》，全面反映１９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写出一部法国的社会风俗史。到巴尔扎克逝世时，《人间喜剧》已完成了９１部小说。这些小说中最有名的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主要写一个贫婪、吝啬的老头如何毁掉自己女儿一生幸福。老葛朗台原来是个木匠，在大革命期间，他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发了大财。他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成了百万富翁。他虽然有钱，却从不舍得花，家里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鱼饵，诱惑那些向女儿求婚的人自己好从中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象只洁白的羔羊一样纯洁，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每天只让她喝冷水，吃劣质面包，冬天也不生火。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１８００万法朗的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
《高老头》主要写一个退休的面粉商人高里奥的故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大贵族，一个成了银行家的太太，女儿出嫁时，高老头把自己的钱全分给了两个女儿做嫁妆。但女儿出嫁之后就把父亲抛弃了，连理都不理他。高老头一气之下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希望见女儿一面，可两个女儿都参加舞会去了。高老头死后，两个女儿连棺材钱也不出，甚至都不来看一眼，还是一个名叫拉斯蒂涅的穷大学生想法安葬了他。
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长期的辛劳严重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刚过５０岁，他就重病缠身了。在巴尔扎克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沉浸在自己制造的世界里，他恳求医生延长他的生命，他就能再写出一部作品。他不断呼喊自己笔下的人物“高里奥、葛朗台、皮罗多”。
１８５０年８月１８日晚上１１点半，巴尔扎克永远闭上了他的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结束了他辛勤劳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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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
１８３６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王公大臣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们的脸，其中把我抽打得最厉害。”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贵族大臣们早就感到不痛快了，戏好象专门讽刺他们似的，沙皇走了，他们一个个都溜掉了。戏还在演，观众还在热烈地鼓掌和欢笑。为什么沙皇如此讨厌《钦差大臣》这出戏呢？这事我们要先从他的作者果戈理说起。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１８０９年４月１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索罗庆采镇。他父亲是个不太富裕的地主，博学多才，爱好戏剧，曾经用俄文写过诗，用乌克兰文写过剧本。他常带着年幼的果戈理去看戏，所以果戈理从小受到熏陶。上中学时，他就尝试写剧本，在学校举行的节日晚会上，果戈理亲自登台演戏，他尤其善于演老年人的角色，老师们都说他有演员的天才。
１８２８年底，果戈理中学毕业到彼得堡，谋得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务。这期间，他看到了俄国官僚制度的黑暗内幕，上司贪赃枉法，同僚卑鄙庸俗，果戈理很快就辞职不干了。但这段生活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１８３５年，果戈理出版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集《密尔格拉得》，主要表现俄国偏远的乡村里地主们空虚庸俗的生活。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是《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是邻居，要好的朋友，两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伊凡诺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下的萝卜，而尼基福罗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上的萝卜。伊凡诺维奇是纵向发展又瘦又长，尼基福罗维奇则是横着发福，又粗又胖。两个伊凡各有所好。伊凡诺维奇喜欢吃香瓜，每次吃饭后都要吃两个香瓜，吃后把瓜子包在特备的纸里，纸上写着：“此瓜食于某日。如有人同座，则在后面加上：“与某君同食”。尼基福罗维奇喜欢洗澡，而且把桌子茶具都放在澡池里，他喜欢在这样清凉的境界中喝茶。后来，两人为争夺一支猎枪，尼基福罗维奇骂伊凡诺维奇是只“公鹅”（俄语意思是“笨蛋”），为此两人结下深仇大怨，一连打了十几年官司，双方都倾家荡产。由此我们看出，俄国地主的生活是多么无聊啊？
继《密尔格拉得》之后，果戈理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彼得堡故事》。这部小说集主要描写的是俄国京城的黑暗现实，其中最有名的是中篇小说《外套》，主人公叫亚卡基，是个小公务员。他每天埋头抄写公文，每年只有４００卢布的收入。他的外套已经破烂不堪，好不容易省吃俭用，做了一件外套。他兴高采烈地穿着新外套去上班，大家要他请客，后来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副科长答应代他请。亚卡基也应邀参加了晚会，在这天夜里回家的路上，他的外套被强盗抢走了。他去找警察局长，局长不管。又去找某个“要人”，“要人”把他痛斥了一顿，他吓晕了过去，回去后倒在床上。第二天，他发高烧死掉了。这个小说揭露了俄国贵族官僚的自私冷漠，描写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１８３５年秋天，果戈里去拜访普希金。两人谈了一些文学创作上的问题。接着，普希金讲了一个笑话，是他亲身经历的事。他说：“两年前，我到喀山一带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的历史著作。路过奥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时，那里的县长听说我是彼得堡去的，把我当作皇上派去的‘钦差大臣’，拼命奉承巴结我，还向我行贿。想象一下当时他们的丑态吧！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等他们弄清了真相，对我的态度立刻不同了，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竟然会有这种事！真可笑。”
“是啊，这样的事也许在我们专制的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说起来，这真是个喜剧素材呢！”
“对呀！我马上回去写个剧本，把这种丑恶的事写进去，把官场中的丑态统统揭露出来。”
１８３５年底，果戈理根据普希金提供的素材，写成了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１８３６年初开始上演，引起了轰动。但却遭到沙皇和官僚们的痛恨，他们写文章恶毒攻击作者，还威胁要把果戈理流放到西伯利亚。果戈理不得不离开俄国，逃亡到意大利。
《钦差大臣》的情节是这样的：
剧本一开始，县长就召集手下大大小小的官吏开会，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钦差大臣要来了。”于是这些人个个心惊胆战，因为他们平时作恶多端，唯恐被戳穿后受到处罚。这时，有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路过小县城。官僚们以为他就是钦差大臣，争先恐后地奉迎巴结。县长把他请进家里，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当初莫名其妙，后来索性假戏真唱，官吏们排着队向他行贿。赫列斯达可夫捞了一笔钱之后偷偷溜了，县长明白自己上了当，正要派人追赶赫列斯达可夫，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到了。官僚们听了这个消息面面相觑，个个呆若木鸡。
《钦差大臣》无情地揭露了俄国官僚的丑恶。县长是外省官僚的典型代表，他当官当了３０年，老奸巨滑，贪污成性。他自己说他骗过三个省长，骗子中的骗子都上过他的当。他用各种名目敲榨勒索老百姓的钱财，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捞取钱财的机会，县里的其他官吏没一个是好东西，法官一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慈善医院的院长阴险毒辣；教育局长是个酒鬼，每天喝得烂醉；邮政局长专门偷看别人的信件。赫列斯达可夫则是厚颜无耻的骗子，他吹牛撒谎，说自己当过局长，每天都能见沙皇，明天就要当元帅了。等等。他吹牛吹得漫天漫地，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
《钦差大臣》通过艺术形象全面批判了俄国社会中的丑恶，所以才遭到沙皇的痛恨。
果戈理逃到意大利之后，在罗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死魂灵》的第一部。《死魂灵》的基本情节是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