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见刘惔对殷浩的谈论很是赞赏。又同书《识鉴第七》“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条云：
王仲祖、谢仁祖（尚）、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浩），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按王刘殷谢既以清谈相尚，又同为会稽王所敬待甚至倚仗，此时殷浩尚未表现出仕进之志，声望极高，与谢安坚卧东山以养名望走的是同一条路。王谢见殷浩坚决不仕，忧及社稷，刘惔却认定殷浩必将出山，可见其对殷浩了解颇深。然而殷浩手握中枢大权后，与刘惔关系却有所恶化。如《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谢镇西书与殷扬州”条云：谢镇西（尚）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刘惔性峭拔，见同书《赏誉第八》“谢车骑问谢公”条：谢车骑（玄）问谢公（安）：“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按，王献之字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同条注曰：
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可知刘惔虽崖岸自高，允为一代名士，殷浩讥以“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又嘲谢尚以“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非公平之论，故后人以入《轻诋》。又同书《文学第四》“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条云：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按“馨”字晋宋人常用为形容词或副词语尾，如今“般、样”之义，“尔馨”犹言“如此、这种”。刘惔盖鄙殷浩，故谓之。由此似亦可见二人内实不协。殷刘之间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今已不可知，以理揆之，或与二人政治理念有关。《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殷浩始作扬州”条云：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襥。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按殷浩为政严刻，自其以元老蔡谟不肯拜司徒而奏推之、几置之于死地之事可知。刘惔在郡以镇静信诚为主、风尘不能移，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类于王导“宽小过，总大纲”的方针。殷刘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交谊竟也由此而败，或由刘尹峭拔、而殷浩严急之故。
另一个与刘惔关系深厚的政治人物，是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是元帝之子、穆帝叔祖，何充亡后，褚裒征入，有入相之望。《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何骠骑亡后”条云：
何骠骑（充）亡后，征褚公（裒）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按指会稽王昱）。”
刘惔虽使褚裒问王濛，实际二人既然同行，其意相同可想而知。又当时主张由会稽王辅政的，不止王刘二人。上引同条注云：《晋阳秋》曰：“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归藩，于是固辞归京。”
由此可知，王刘二人代表的是当时朝士推戴会稽王的潮流，并非个人之举，且由《晋书》卷八《穆帝纪》可知，会稽王昱在前一年已经录尚书六条事，实际上成为何充之副，参掌朝权。因此褚裒以皇太后之父、老一代名士、徐兖二州刺史的三重身份，仍然不得不还镇京口，让权与会稽王。
虽然大势如此，但作为实际劝说褚裒的人选，王刘二人仍可以说为会稽王尽了很大力量。然而会稽王执政后，二人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却并不大。《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王长史求东阳”条云：王长史求东阳，抚军（按即会稽王昱，时官抚军大将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按王濛求东阳，非如当时一般官员以聚敛不足或家贫而求补郡县，实有为治之意，见同书《政事第三》“山遐去东阳”条：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山遐为政刚猛，摧抑豪强，当时以为“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王濛言山遐政猛，己若往东阳，以宽厚为政，可致大治。王濛之请，会稽王许之亦可，不许亦可，孰知初既不许，待其将亡又用之以释憾，徒存虚名，无补实际，反觉可笑。又刘惔前一年曾劝会稽王自镇荆州而不获许，当时荆州庾翼初丧，若以宽厚无为的会稽王自身出镇，而用刘惔为军司辅之，虽然仍难免与中枢龃龉，亦难以北伐成功，却可避免桓温觊觎晋鼎之举，并可因此免去上下游争相北伐捞取政治资本带来的实力损耗，成汉衰弱腐朽，亦未必非桓温不能平定。与桓温镇荆州后连年北伐中原借以威慑中枢的做法相比，于东晋王朝孰为更加有利还难说得很。会稽王轻易放弃了这一机会，而以野心**的桓温西上，其才力又不足制约西陕，最终造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可见会稽王对刘惔的意见亦不重视。以此三条对读，可知会稽王不过以王刘为清谈宾友而已，在政治上实际并不采纳二人意见。而会稽王在中枢所倚任的名士殷浩，如上文所言又为政严急，不允众心。殷浩欲杀蔡谟，其素倚以为助的徐兖二州刺史荀羡声言：“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言下已有决裂之意，他人可知。仅以此数条而论，谢安以会稽王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就可说实是的评；而刘惔在会稽王主导的中央*中无所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有盛誉无事迹的刘恢
与刘惔约略同时的沛国刘氏人物，还有一个刘恢。刘恢事迹不见于《晋书》，而仅存于《世说新语》的两章短文之中。其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云：
庾稚恭（翼）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按同“否”）者也。”
同条注云：宋明帝《文章志》云：“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
另条见同书《排调第二十五》“袁羊尝诣刘恢”条：
袁羊（按，袁乔小字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同条注云：《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
按自上引两条《世说》及其注中，读者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一、刘恢受庾翼赏识，从庾翼对他工作态度和才能的评价看，可能担任了庾翼的僚属。
二、王濛对刘恢评价很高，认为他长于玄理，又是方镇佳选。宋明帝也称其“识局明济，有文武才”。
三、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
四、刘恢与袁乔交情甚好。
五、刘恢尚庐陵长公主，是晋明帝女婿。
根据这数条，可以再作出一点推论：刘恢与庾翼关系密切，任庾翼僚属，又是晋明帝女婿，为庾氏甥婿，桓温连襟。这样一来，庾翼写信给桓温时提到刘恢，很可能不是向桓温介绍自己新发现的人才，而是与他谈论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人的工作表现，同时对此人作出全面性评价。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从书信文句和情理两方面推断，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说到这里，读者不得不奇怪了。一个同时受到庾翼、王濛赏识的文武全才，又与名士首望刘惔同族，还联姻帝室，与桓温不但是连襟而且熟稔。这样的人物实在不该停留在车骑司马这个或可谓之要任、却不能独当一面的位置，即使不幸终于此职，以东晋南朝人好作家传的习惯，也不该没有一篇《别传》记录其生前事迹，反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只能以晚出的宋明帝《文章志》为据来叙述其生平，而且即使《文章志》也只能对刘恢作出简括的评价，说得直白一些，便是无事实可纪。既无事实可纪，何来如是高名？况且，《晋书》称刘惔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晋室之重礼法，公主就算改嫁，也无嫁与前夫同族之理。这又是怎么回事？
四、刘恢等于刘惔？
在以上的探索中，似乎有一个问题：载于《世说新语》且有高名的刘恢形象越来越难以成立。既然已经以假设打破了《世说新语》记载的刘恢形象，而且感觉还能自圆其说，那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大胆假设下去呢？只要最终可以证实假设成立就万事大吉了。一种可能的假设就是：有高名而无事迹的刘恢和风流名士刘惔根本就是一个人，两人形象之所以会分化，原因在于名字的误写，而且从刘宋一直误到现代，甚至连刘孝标这样广读群书的注家都没能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上，清人吴仕鉴在《晋书斠注》中已经指出了此点，而近人余嘉锡先生进一步发挥此说，详载于《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下《赏誉第八下》“庾稚恭与桓温书”条笺疏，其论云：
《晋书·刘惔传》曰：“字真长，沛国相人也。”吴仕鉴《斠注》曰：“《世说》《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作沛国萧人。又赏誉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案本传云：迁丹阳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本传云：‘年三十六。’《世说》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刘恢皆为刘惔之讹。惟一字真长，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两字欤？”
嘉锡案：刘惔传云：“尚明帝女庐陵公主。”而本书《排调篇》“袁羊尝诣刘恢”条云：“刘尚晋明帝女。”注引《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益可证其为一人。《佚存丛书》本《蒙求》“刘恢倾酿”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说》曰：“刘恢字真长，为丹阳尹，常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案此事见本篇，作“刘尹云，见何次道”云云。而《蒙求》以为真长名恢，亦可为古本《世说》恢、惔互出之证。然孝标注书，于一人仕履，例不重叙。真长始末已见《德行篇》“刘尹在郡”条下。而于此又别引《文章志》，则亦未悟其为一人也。本书《言语篇》云：“竺道潜在简文座，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作“沛国刘恢嘲之”云云。《刘惔传》不云“为车骑司马，赠前将军”，此可以补史阙。
嘉锡又案：《魏志·管辂传》引《晋诸公赞》曰：“刘邠位至太子仆。子粹，字纯嘏，侍中。次宏，字终嘏，太常。次汉，字仲嘏，光禄大夫。宏子耽，晋陵内史。耽子恢，字真长，尹丹阳，为中兴名士也。”所叙恢祖父名字，与本书《赏誉上》篇“洛中雅雅有三嘏”条及《晋书·刘惔传》并合。惟仲嘏之名，《赏誉上》作“漠”、《晋书》作“潢”为异耳。而真长之名，则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为丹阳尹。然则恢之与惔即是一人，无疑也。
余先生此论甚长，但仅以尚主、籍贯及《隋志》、《三国志》裴注记载便断定刘惔必与刘恢为一人，感觉说服力尚有不足。事实上徐震堮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中就认为上引“袁羊尝诣刘恢”条中的“刘恢”均为“刘惔”之误，而于“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不言刘恢之名有误，言外之意，刘恢与刘惔是两个人，只是“袁羊尝诣刘恢”一条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各版本都抄录错了而已。又二刘籍贯相同不足以否定二人实为一人，且《隋志》、裴注虽然均有可确定应为“刘惔”而误为“刘恢”者，也不能据此便认为《世说新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要证明二人的同一性，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而考察刘恢的历官赠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按前引“庾稚恭与桓温书”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宋书》卷四零《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云“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右所定也。”这缺失的两字，一般公认为“”二字，则补全后该句为“……盖右所定也。”也就是说，这是一份西晋官品。而《宋书·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晋官品，并特别指出“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证明刘宋官员品秩是以西晋制度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