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二、建功立业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
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
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
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彛柿斓牧髅衿鹨寰季荨Ｍ醵丶炊教召⒅芊玫冉鞫艔｜。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彛Юг谘八恰Ｌ召┣簿髦艔｜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彛赜陕铰吠迪洳Ｒ虼寺示妨芯缫梗谖洳芪穹吕础６艔｜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彛芫巳氤ど场Ｍ醵丶幢硖召┪下Ｎ尽⒕Ｖ荽淌贰Ｌ召┏跽郊椿翊笫ぃ鹾胧嗄昵暗脑ぱ跃沟靡允迪郑谑呛跤行┢涣恕Ｃ幌氲剿牟拷豕北撑蚜怂Ｍ豕绷狭髅窬迪┍蟀堋Ｔ僬剑召┑淖脖慌丫匙 Ｐ铱魉弦恢恍〈诺靡蕴油选Ｕ獯尾野苁顾盏玫降墓僦耙脖桓锏簟５醵馗械剑鹆髅竦钠鹨澹故欠堑锰召┎豢伞Ｓ谑牵锰召鞍滓铝熘啊薄�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彛怀桑搅荨＝ㄐ巳辏�315）杜彛鹨逯沼诒惶召�*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彛嗖慷藕胗胛论康日季莨阒荨Ｎ盘召┙粒藕肫笸祭谜┙低迪Ｌ召┦镀破湔急枵螅痪俳藕牖骼！！爸罱郧氤耸せ魑论浚毁┬υ唬骸嵬阎问虑脖缓阶宰愣！本挂环庑沤论肯排堋Ｌ召┧旖莨阒荨�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三、明鉴勤政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
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治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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