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翻译家王汶- 第3部分

　　顺便说说红茶，因为我觉得，红茶，简直是俄国人一天也离不开的饮料。当然和我们现在这里的红茶不一样。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到俄国同学家里去玩儿，看见她的姨妈和外婆正坐在餐桌前，守着水火壶喝红茶，就甜果酱。喝了一杯又一杯，喝了一杯又一杯，而且每一杯红茶里都放两大勺砂糖。同学告诉我，她的姨妈和外婆总不吃饭，一天到晚喝甜红茶。当时，我觉得太奇怪了，我想：成天不正经吃饭，怎么维持生命呢？奇怪的是，她们两个人还都非常胖。

第九章　从俄国人家厨房飘出的香味儿
我无论到哪个外国朋友家里去，大门一开，立刻香气扑鼻，从厨房里飘出一股黄油味儿。不过，也许应该说，这是我的感觉，觉得是香喷喷的。不见得所有的中国同胞都会认为是这样。昨天还有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最怕出国，因为他吃不了西餐。不久前，他不得不陪一位美国客人吃西餐，使他受了一次大罪！让他吃一盘我们大多数人都爱喝的红菜汤，那就得捏着鼻子灌下去，跟吃汤药一样。

　　我还有个朋友，随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时，几天后，全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患上胃肠病，恶心，吃不下饭，可是肚子还饿。我姐姐住在旧金山。当代表团抵达旧金山时，因我姐姐与那位朋友也是老相识，所以特地到旅馆去看她，看到她们那狼狈的样子，赶紧回家熬了一大锅稠稠的纯中国大米粥，还带了一罐儿在唐人街买的中国酱菜，给他们送去。全代表团的人都喜出望外，立刻一人一碗，狼吞虎咽，一扫而光。说也奇怪，他们吃完大米粥，“胃肠病”竟不医而愈。

　　唉，说走题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咱们说到哪儿啦？

　　啊，谈到外国朋友家的做菜香味儿。在我的印象中，俄国主妇们个个非常能干，又爱干净又勤快。家家收拾得整洁而美观，没有一点儿破烂儿。不像有些中国朋友那样信奉“破家值万贯”，什么破烂儿也舍不得扔掉，不断地往阳台、墙角里摆，往犄角旮旯里塞，甚至把公共楼道也占上。其实十年二十年，也许这辈子也用不上。仅仅是积存尘土和叫人讨厌而已。俄国人家厨房里更是锅盆炉灶锃亮，整齐美观，没有一件多余的杂物，站在这种厨房里干活儿，自然会心情舒畅，越干越高兴。

　　好像同学们的母亲，谁都会做几样拿手菜，如罐儿焖牛肉、罐儿焖鸡、奶汁汤、红菜汤什么的。她们包的小饺子，将两端捏到一起，做成像一个个小元宝似的，一般是肉馅儿，放到鸡汤或牛肉汤里煮，然后与汤一起吃。有点像我国的大馅儿馄饨。

　　家家烤蛋糕、点心都离不开黄油、牛奶、奶油。烧菜往往也要放点黄油。

　　记得，我母亲请过一位俄国胖太太到家里来教做奶油大蛋糕。蛋糕烤好之后，由我负责，将糨糨的奶油装进上宽下窄的小腊纸卷里，向蛋糕上面挤奶油花。那“任务”可真有意思！能说不是一种艺术吗？可惜当时我的水平不高，做出的奶油花一点也不好看。如果现在让我做，肯定能做得好一些。

　　我并非迁到哈尔滨后便有了俄国同学，从北京迁到哈市后，我七岁时，插班进入哈尔滨第十七小学三年级。

　　1931年，我九岁那年，发生九一八事变。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1931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似乎听到耳边隐隐传来隆隆的炮声。到学校后，觉得空气异常的紧张，一点也不像要上课的样子。体育老师陈老师召集全体学生在地下室开会。陈老师神情严肃而激愤地对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快打进哈尔滨了！我们的爱国战士们在前线艰苦奋战……同学们！大家赶快到处去募捐，捐钱来给前线的战士们买馒头咸菜……”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兵非常可怜，我一直在心里心疼他们。

　　我便和与我差不多大的几位同学一起，到街头、商店，到处去向陌生的人们捐钱。九月的哈尔滨，天气已不算太热，但是中午的太阳仍然很毒。我们几个小孩子被晒得口干舌燥，头晕眼花，还要坚持着，一心希望多捐点钱，支援前线的爱国战士们，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但是天真的头脑再也想不到的是，哈尔滨很快就沦陷了；在日本兵进入哈尔滨之前，当时的贪官污吏们早早地“打点行装”，席卷而逃。可恶的教育厅长张国诚，将全市爱国小学生募捐来的钱，全部占为己有，匆忙抢乘飞机逃往关内。同时，也使我那幼小天真的心灵，初次尝到对坏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滋味。

　　第十七小学停课了。

　　1932年春，日本在我国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4　年“满洲国”又变成“满洲帝国”。溥仪当上傀儡皇帝。我们中国老百姓，忽然全变成“满洲国人”，换句话说，就是不幸的“亡国奴”。

　　学校虽然又开门了，但是一切情况全改变。学生们心目中较好的老师都看不见了，听说，他们不是及时逃进了关，就是被日本宪兵逮去了。

　　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学校的课程，当然也不同于中国学校的课程。原来那些重要的科目全不上了，日语成了主课，语文变成不中不日的协和语。　父母亲只得把我送入学费昂贵的哈尔滨俄侨青年会十年制学校读书。这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俄国学生开办的学校、有三年预备班和七年本科；读完，算是高中毕业，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生绝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少数中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及其他欧洲人。课程，以俄文的为主，英文的为辅。我插班进入预备班三年级。

　　在第十七小学读书时，每天中午，因为离家太远，无法回家吃饭，所以我总是到学校附近的小杂货店去买一个“萨依卡”（中间粗、两头尖的小白面包），夹一根俄式腊肠当午饭。咱们这里现在叫它热狗。

　　转到俄国学校去上学后，中午可以在学校里包饭，那就吃得好多了。除了必不可少的肉饼子、炸土豆、土豆泥、“索西斯基”（小泥肠）之外，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种我在哪儿也没吃过的甜饭——米饭加“基协里”。这种甜饭，我不但在家里没吃过，而且在西餐馆里也从来没见过。用带酸味儿的水果或浆果，加糖和淀粉，煮成果冻，然后把热果冻浇在热大米饭上。我估计，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定能爱吃。含有的维生素很多，营养还挺丰富哩！

　　每顿饭当然都离不开面包。有时是白面包，有时是黑面包。俄国人的面包，种类可太多了！当时，哈尔滨有一些专门做面包、卖面包的面包房。我常去的一家很小的小面包房，卖的面包，各种味道、各种形状的都有。我最爱吃的，是一种柠檬小面包。还有两种比成年人手巴掌小一点的“列巴圈儿”。一种列巴圈儿是粗的，软软胖胖；一种列巴圈儿是细的，又脆又香。买的时候，可以用根细绳子将列巴圈儿穿起来，一串一串提溜走。

　　当时，哈尔滨有两个最有名的点心糖果店，一个叫马尔斯，另一个叫维克多利亚。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走进马尔斯那个特别干净、明亮、漂亮、香味儿四溢的糖果世界，就感觉自己到了一处仙境，身穿带花边白围裙的年轻售货员，笑容可掬地飘飘然走过来，活像个仙女。那时，我曾经有过一个一闪而过的“理想”——等我长大了，一定得开个跟马尔斯一样的点心糖果店，为的是我自己可以一天到晚随便吃。特别是那种带纯奶油馅儿的黄油酥皮卷儿，还有跟冰糖葫芦有点像的糖皮儿核桃。唉！我小时候咋那么没出息啊？！

第十章　幸福的都市田园生活
迁到哈尔滨后，我们搬过几次家。最初，是暂住在市立第一医院后院里；后来，搬到南岗铁岭街一座楼房的楼上；最后，住进中东铁路家属宿舍——南岗邮政街上一所苏联人用大块儿石头盖的平房里。过去，苏联人的差不多一切产品，都以苯重、结实、实用闻名。那所房子也不例外。墙，足有两尺厚；严严实实的双层窗户；牢牢靠靠的地板上，钉有一层非常结实、锃亮锃亮的厚漆布。冬季，不但要用纸条将双层窗封起来，而且还用一劈两半儿的大木头（当时被称作板子）烧热火墙。外面即使冷到零下二十多度，屋里仍旧温暖如春。

　　房子的宽敞，漂亮与干净，正好附和特爱整洁的父亲的要求。房子前面，有个被绿茵茵的灌木丛和爬山虎包围的小前院儿；而使曾经在日本奈良女高师学生物的我母亲，和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是，房子后面，有个大花园，还连着一片相当大的菜园。这下子，我们可有了用武之地了！

　　那所房子以前的住户，据说是家苏联人，也非常喜欢大自然，喜欢种花、种菜、种树。花园里，光是各种果树，就有十来种：走出通后园的厨房门，首先投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的海棠果树；稍远一些，左边有两棵梨树和一棵杏树，右边有一棵胡桃树，一棵春天总是挂满一串串肥嘟嘟的榆钱儿的大榆树。院子中间，生长着一棵树龄至少已长达二十年的稠（chou）李树。

　　再往前走，左侧有个高高的土堆，土堆前有扇严严实实的小木门，原来那是个俄国乡村式的冰窖兼菜窖。这种俄国乡村式土窖，严寒的冬季当松花江里的冰冻到几尺厚时，我家便买来一大车冰块儿，放到窖中靠边的土坑中，到了夏天，这地窖就成了个天然冷藏室，其效果丝毫不逊于现代冰箱。

　　那时，我学校里的功课虽然很多，放学回家后，还有一些父母安排的学习与体育锻炼，但只总能匀出少许时间来，在我家的花园和菜园里活动。

　　除了爬树上房之外，我们必须帮助母亲浇花、浇菜，饲弄小动物园中的小动物——鸡、鸭、鹅、兔、羊等等。有趣的是羊有两只，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

　　餐桌上经常摆放着刚采摘的新鲜西红柿、黄瓜、扁豆和各种绿叶菜。炒鸡蛋用的是不久前家中母鸡新下的蛋，果冻是用从后院墙边的野生马林果（覆盆子）丛中采来的红浆果熬制的，夏天还能喝到用菜园中多年生的薄荷叶子煮的薄荷茶，甜丝丝、凉森森，胜过一切清凉饮料。

　　至今我认为我的童年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这似乎与现代一般少年儿童的快乐童年完全不同。价值观不一样，要求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

　　父母亲虽尽一切可能让我受到最完美的教育，还给我创造条件，让我一年四季能从事各种体育活动，锻练身体；但我从来没像现代儿童那样过过生日；没有人给我买过生日礼物和生日蛋糕；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放在教育上了。春节时，我也没穿过新衣服，（我总是穿姐姐的旧衣服，还高兴得要命，）也没得到过压岁钱。平时，父母亲虽然每月要为我付出昂贵的各种学费，但从不给我零花钱。对这，我完全能够理解，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我心里偶而希望拥有什么东西，我也没向父母开过口。因为我知道父母供我们这一大帮孩子读书，已经够困难的了。

　　我从小最喜欢的东西是文具。我每天上学，都要走过当时哈尔滨最有名的秋林洋行。秋林洋行的文具部，是我一生难忘的好地方。每次，只要放学早一点，在回家的路上，我便走进秋林的大门，直奔文具部，站在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玻璃下的漂亮双层铅笔盒。那时，在我眼里，那是文具的一所极其讲究的两层小楼房，都是木头做的，上层装着印有有趣图案的铅笔、好看的橡皮等，下层里是精致的自来水笔和小尺、圆规。在我的脑海里　那座“小楼房”给我留下的印象竟是如此深刻，我至今闭眼回想时，还丝毫不差地历历在目。但是，当时我没有钱买，永远只能看看。　。　想看书来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等于恶运的开端
我们的城市田园生活，持续了几年后，住在东北的爱国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家）的一切都改变了。

　　突然，有一天，两个日本宪兵砸开我们家门，手里拿着我大哥的相片，指名道姓地找他，要逮捕他。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当时大哥在哈尔滨工大读书，担任学生会委员。他会开火车头，曾经开火车拉着一批大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反满抗日。

　　幸亏宪兵来时，碰巧大哥不在家，父母赶快及时通知了他，他匆忙连夜逃离哈尔滨，逃往南方上海，以后又辗转去成都、昆明等地，40　年后的1981年，我们才有机会在美国再次见面。

　　当时，有条件的中国人，大多早已离开沦陷区，我从父母的谈话中了解到，我家既无存款，又无处可投奔，只能留下。

　　父母亲都是日本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