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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归去，别情依依（2）
父亲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喃喃地说：“在大渡河边，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觉得他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可是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刘伯伯在大渡河边的情景。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病危，前来探视的人都被挡在了门外，谁也进不了病房。父亲得到消息，赶来了。王震此时已经在这里候着，见到父亲，王震急忙迎上来，说：“聂老总啊，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让进。”
父亲威严地望着值班的人。301医院的副院长汪石坚将最近的情况简要汇报给父亲，父亲有点责备地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告诉我？
父亲立即站起来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着进去了。父亲来到叶帅的病床前，站在那里，默默地、久久地望着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年在黄埔军校，他们就认识，后来搞广州暴动，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的友谊。“文革”期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一起为党和国家、军队担忧，他们一起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终于战胜妖魔，渡过难关，迎来又一个春天……叶帅85岁生日那天，在西山，父亲去看他。听说父亲要来，他早早让工作人员推着他等在门前。父亲下车后忙走上前，推起叶帅的轮椅车。工作人员都闪在一旁。那天，父亲推着轮椅车走了好久，但两位老人说话并不多，也许此时的他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
父亲上前，轻轻握住叶帅的手，眼泪汪汪。后来父亲对我说，当他握着叶帅的手时，感到叶帅的手在一点一点地用力，想紧紧地握着他。昏迷中的、已经切开了气管的叶帅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久久地握着手，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识到，这是永别。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里，父亲好几天情绪低落，吃的也少。后来，一个小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逗乐。他一笑，大家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反复几次给我讲，他和叶帅握手时，叶帅虽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大约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病重，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消息传来，父亲心情沉重，他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一束“勿忘我”鲜花。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发往河北省委、平山县委，接着口述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当晚，得知电报已经发走，父亲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晋察冀戎冠秀拥军的感人事迹。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为子弟兵节省一把米，又亲自把节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线。她节省下一尺尺粗布，并组织下盘松（村名）的妇女，做下一双双军鞋，送给子弟兵。她掩护伤员，经受了千难万险。她照顾重伤员，没有吃的，将自己的奶水挤尽，口对口喂给昏迷的战士，伤员痊愈之后，叫她一声妈妈，她说：俺承担不起，这是俺该做的。儿子长大了，她二话不说，送到前线……为此她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奖励，父亲高度赞扬她，使她成为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
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代表徐州老区的人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她说：“你在徐州，还不忘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我们过去有个戎冠秀，我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所谓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
庄印芳回答说：“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
父亲点点头，说：“母亲最关怀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
大约在他90岁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储藏室的物品——顺便说一句，他有几个战争年代的弹药箱子，他像宝贝似的舍不得丢，里面装着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员找出一个烟灰缸，外形比较奇特，不像是中国货。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访问东欧时，外国人送给他的，他不吸烟，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员问怎么处理这个烟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说：“送给小平吧。”
工作人员只好给邓家送去了。过了几天，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还专门打来电话：请转告聂帅，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个烟灰缸，又让他惦记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离他去世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书打电话给他夫人张洁清，请她向彭真表示问候，并转达以下的话，大致说——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3）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内领导人健在的，只有四五个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自己的心脏病略有好转，但问题还是严重的，胃肠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经常着人问候……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出版的书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说长论短的都有，还是任人评说吧。
父亲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当时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听说彭真被敌人逮捕入狱，虽然那时父亲还没见过彭真的面，但还是想方设法营救他，并派人送些钱物给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紧紧抓住他入狱这个事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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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归去，别情依依（4）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