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美穗子又多次来到中国。1986年5月，父亲母亲在家中会见了她和访华团的主要成员。父亲说：“以后你就像探亲一样，多到中国来看看。”母亲也说：“你就是我的女儿，记得以后常回来看看。”这话让美穗子好一阵感动。
就是这一次，父亲当场对日方代表团团长、都城市副市长深川岩提议：如果有可能，都城市应与父亲的家乡江津市结为友好城市，以增进中日友好往来。深川岩当即表示赞同。父亲的这个愿望，在他百年诞辰的1999年得以实现，江津与都城缔结为友好城市，每年两座城市都派出学生和代表团互访、学习，经贸往来也逐年增多。
1989年5月，美穗子随团第三次访华。父亲母亲再次在家中会见了她。1992年父亲去世，正赶上她丈夫突发脑血栓，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她实在难以脱身，因此没有赶来吊唁。她不懂中文，我听不懂日语，她只好通过中日友协转告我，请求我的原谅。
时光如流水一样过去。1998年4月，我以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率团去日本访问。其间，我带着全家人的祝福，曾专程到美穗子的家中看望她。那次出访，令我惊讶的是，每到一地，只要提起那个被中国聂将军救护的“日本小姑娘”，人们都能说出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可见那件事情影响是多么大。一路上，很多日本记者追着我采访。在高知县，当地的妇女会热情接待我们，她们再三让我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和美穗子的故事，当我动情地讲完后，很多人流下了眼泪。高知县妇女会的田中会长哽咽着说：“您的父亲聂荣臻阁下把美穗子当作女儿，您把美穗子当作妹妹，我十分感动。请允许我代表高知县的妇女界，向你们全家，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我们终于来到了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在机场，我与美穗子紧紧相拥。在她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父亲送给她的《岁寒三友图》。她告诉我，日本的房子都比较低矮，挂上这幅两米高的画总觉得不相称，她咬咬牙把原先的屋顶掀掉，重新加高了屋顶。还说，平时不舍得挂出来，一直珍藏着，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才特意挂上的。她的话令我好生感动。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5）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把准备好的《聂荣臻元帅画册》赠送给美穗子一家，对她说：“他老人家生前很想念你，我今天来看望，如果父亲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是我的妹妹，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美穗子听后，眼里闪烁着泪花，握住我的手，说她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恩情。
1999年12月，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美穗子与都城市市长、议长等一行6人来江津参加纪念活动。按照活动安排，他们去江津之前，先到北京我家中小聚。进入我家的院子后，美穗子一行先在父亲的半身铜像前三鞠躬，并献上两个花篮，美穗子献的那个花篮上写着：“您的孩子献给敬爱的爸爸妈妈！”
2002年8月，美穗子第5次来到中国。她去了井陉县洪河漕村，也就是当年父亲救助她的地方。她特意在当时的送孤处留影纪念，还捐给村里的小学校3万元人民币和两台微机，其实她家仅仅开了一间杂货铺，丈夫又卧病在床，家境并不宽裕。
美穗子离开洪河漕村一个多月后，我又来到这里寻访父亲的足迹。想起父亲与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们两家的交往，并由此联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两国关系，真是感慨万千。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段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战地插曲，随着时光流逝并未减弱，也许它还会感动更多的人。
说到这里，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一个人——著名摄影家沙飞。没有沙飞，就不会有那3张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是沙飞，为历史留下了久远的见证。
沙飞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1936年认识鲁迅后，他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逝世前十几天的活动和最后的日子，《鲁迅先生遗容》等一组珍贵照片，让世人知道了沙飞，也使他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抗战爆发后，沙飞携带摄影器材，毅然奔赴华北前线，随八路军115师采访。父亲便与他认识了。他拍摄的许多生动感人的照片，令父亲对他大加赞赏。五台分兵后，沙飞愿意留下来，更让父亲对他厚爱有加。他向父亲提出，要求参加八路军，父亲当即批准，任命他为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不久，他创作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等优秀作品，引起轰动，奠定了他作为革命摄影家的历史地位。
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虽然沙飞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还是破格任命他为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长。沙飞不仅把报纸办得图文并茂，他还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晋察冀边区。
百团大战打响后，沙飞跟随一分区杨成武部亲抵前线采访，拍下《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等战斗场面。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时，父亲得知沙飞去了前线，为他的安全担心，着人通知他赶回来，随指挥部行动。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沙飞赶到洪河漕村，恰逢父亲派一位老乡去石家庄送两个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场面深深打动，敏锐地抓拍了《将军与孤女》（即后来中日两国间广为传颂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军》等一组照片。沙飞当时就预言道：“这些照片，现在不算什么，30年后，会发生作用的。”
父亲非常关心沙飞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偶遇沙飞的前妻王辉，得知他们1936年由于误会而离婚。父亲支持他们破镜重圆。同时在周恩来、邓颖超和我父亲的共同关心下，沙飞明确表示愿意复婚。1945年6月，王辉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关照下分配到晋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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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6）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
“我最爱中国女排”（1）
我常常想，父亲这一生，其实是拼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凭着一种信仰，在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杀头牺牲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拼杀，义无反顾地冲锋，用20多年的时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拼搏，这一回父亲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短短的时间里，爆响了原子弹，飞起了导弹，卫星上了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的奇迹。
这一切，全都是拼搏而来的。
不知疲倦的父亲，最欣赏的就是那种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八十年代初，体育界有一支团队成为中国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女排。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父亲对女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父亲所钟爱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关注着女排，他对女排的自强不息和奋勇拼搏精神，备加赞誉，女排代表了一种活力，一种健康向上的气质，还有不服输、不怕苦、不畏强敌的勇气。在父亲眼中，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尤为需要。女排精神和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生动力量。
1983年初，曾经为中国夺取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冠军的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杨希等老队员光荣退役，3月初，国家女排调整阵容后，在北京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的最后一场，父亲一直看到最后，中国队获得了三比零的胜利。关上了电视机，父亲仍然是兴致勃勃，连声赞叹。我想，既然父亲那么喜欢女排，我们不妨邀请她们来家过“三八”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父亲表示赞同。
“三八”妇女节那天下午，经过联系后的国家女排部分队员，在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看望父亲。
姑娘们尚未来到时，父亲就在客厅里等候，桌子上摆上了家乡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东西。女排姑娘们到了，她们一进门，父亲就满面笑容地大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
这真是一次节日般的聚会，姑娘们个个笑容灿烂，格外招人喜爱。父亲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亲就像当年接见战斗英雄一样，眸子里流露出亲切、自豪、疼爱的神色。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爷爷，在欢迎自己的孙女凯旋归来。
袁伟民代表国家女排，把一个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赠送给父亲，大声说：“女排全体同志问您好，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