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都这个样子了，她还是来到了救济站。听说这也是营养不良引发的症状之一。
救济站旁边撑了个小小的帐篷，里面是免费医疗的地方。那里也有很多抱着孩子的妈妈列队等候。医生们用布巾包起孩子，钩在大杆秤上称体重，然后在孩子们的脖子上挂一块写有“营养不良”字样的牌子。
一个抱着孩子打针的妈妈和我目光相遇，却又慌忙把目光转向别处。孩子骨瘦如柴，注射用的针管几乎比他的胳膊还粗。针头插进肌肉，孩子竟没有发出一丝哭声。妈妈在旁边看着，眼里含着盈盈欲滴的泪珠。我宁愿看到孩子“哇哇”地放声哭喊，那也比眼前的场景会让我心里好受些！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鼻子又发酸了。直到最后，孩子也没有哭，因为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旁的妈妈也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只是抚摸着孩子的头，把位置让给排在后面的人。
2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元—译注）就能买到输液用的生理盐水，挽救因严重腹泻而出现脱水症状的孩子。8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元—译注）就能买到高含量维生素A，避免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而失明。1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译注）就能提供给1个即将饿死的非洲人吃1个月的粮食。维持生命的最低饮食量是每个月10～20公斤玉米，1公斤黄豆，还有公斤蔬菜。因为没有这些最基本的食物，3000万人正在死亡边缘徘徊。
结束治疗以后，每个孩子可以分到一根香蕉。原本有气无力的孩子们一看到香蕉，便猛地夺过来，并揣进怀里。为了再得到一根香蕉，有个孩子回到打针队伍的最后面继续排队，结果被护士发现了，然而护士还是悄悄递给他一根香蕉。
当地的医疗队成员大多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医护人员。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朦胧的希望。仿佛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轻轻地拍打着他们凸起的肚子，冲着男孩子做出拳击的动作；如果是女孩子，就说她们真漂亮，真可爱，而且安慰她们说肚子很快就会缩回去。原本面无表情的孩子们在医护人员面前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整整一天，医生们都顶着烈日为孩子看病，护士在旁边往孩子们的胳膊上涂抹消毒药物……看着他们，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我也要留在这里，做个护士。”
不懂英语也没关系，往胳膊上涂消毒药，或者往孩子们的脖子上面悬挂写有“营养不良”字样的卡片，这些事情我还做得了。当时我只是随便想想，不料现在我仍然常常产生这样的念头：“等我的演艺生涯结束以后，我要去非洲，和贫穷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我要忘掉世俗的一切，尽可能地多拥抱几个孩子，就这样度过我的余生。”
那天，我负责给孩子们盛粥。我很想多给他们分几勺，然而后面还有太多的孩子在等候。我盛粥时，因为不小心烫了手，感觉好疼啊……然而这里多的是嘴里腐烂，吃不下东西的女孩，腿肿得犹如大象腿的人，在他们的痛苦面前，我却因为被热粥烫着了手而大惊小怪。我不由得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内疚和惭愧。
有个看上去只有6岁左右的男孩子背着两岁左右的妹妹也在排队等粥。妹妹的身上很脏，脸蛋却很漂亮，所以我猜测她是女孩。她生怕自己从哥哥的背上掉下来，瘦巴巴的小手紧紧地抓住哥哥瘦骨嶙峋的肩膀。他们的父母都死于这场内战。他们的未来又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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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眼泪的孩子（2）
还有个男孩用手舀粥，吃完以后，呆呆地盯着我看。他的眼神是那么惹人怜惜，我把他搂在怀里，孩子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胸前，就像躺在妈妈的怀抱里。我抱了1个多小时，但因为孩子太瘦了，我抱了那么久，胳膊也没觉得累。这更让我难过。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可怜的孩子啊，你太瘦了，放在地上都不会留下脚印，你只剩下灵魂了。
可是我又不能这样抱着他一辈子。这个瘦弱的孩子啊，仿佛躺在妈妈的怀抱里，然而我必须放下他了，因为索马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过夜的地方，早晨载我们来到这里的小型飞机已经在等候我们了，我们就要飞往肯尼亚了。我把孩子放到地上，他仍然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跟着我。直到现在，我还难以忘记那个孩子瘦小的身影。
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非洲。既然他对非洲的悲剧视而不见，当初又为什么要创造它呢？
坐在小型飞机里，我们以三明治和水充当迟到的午餐。早晨只喝了一杯水，我早已饥肠辘辘。只不过一天没吃东西，就感觉如此饥饿，我再次对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
我在心里对这里的孩子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活下去。我已经将你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了。等我回到我的国家，我会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告诉人们。我们国家的人民都很善良。中秋节或者别的节日，我在去孤儿院之前，我都会到首尔南大门市场买衣服，卖衣服的人们每次都给我多出几倍的衣服。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富有爱心的人，他们肯定会帮助你们。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你们。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死啊。”
泪水已经干涸（图）
通过渴望就能得到的东西太少太少了。不管我们想要什么，都要通过实际行动去争取。
从索马里回来之后的第二年，我去了卢旺达。作为一名演员，如果拍摄的电视剧自己不能投入，也无法贴近观众，就会感到身心疲惫。那年春天，我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托尼·柯蒂斯合作演出了一部索然无味的电视剧。对于这次合作，除了记得自己的搭档是托尼·柯蒂斯，别的什么印象也没有了。6个月的拍摄结束后不过五六天，我又要赶去非洲，真的有些力不从心。出发前一天，我还要录制《田园日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疲劳的日子，因为这次的行程排得太紧了。但是，我不能拒绝。只要是为那些孩子，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
为了能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一下，我随身带了安眠药。没想到的是，我们所乘坐的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行员的妻子是位韩国人，所以我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为了省钱，我们一行人选择了经济舱，然而飞行员的妻子却要把我的座位换到商务舱。我觉得对于同行的人们来说，我这样做有点不好意思，便竭力推辞。可是由于实在太累了，最后我还是换了过去。美丽的飞行员夫人不仅带我参观了驾驶室，还千方百计让我感觉愉快。她是个既可爱又幽默的女人。她说她的法国籍丈夫，也就是飞行员，希望她能一同飞行，所以她常常跟着丈夫坐飞机，夫妻两个几乎每天都住在飞机上。
她告诉我，飞机里面很干燥，所以每两个小时必须喝水，脸上还要常搽营养霜。她说完，叫我不要动，然后给我拿来一瓶水，还有各种果汁饮料，放在我的旁边。她还让我喝杯香槟酒。我平时不喝酒，但这次难辞她的盛情，于是喝了一点儿。没想到香槟的味道很好，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刚才在经济舱的时候，有个男人说见到我很高兴，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卢旺达看望那里的难民。他说，那我应该帮助他们才对啊，于是给了我1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译注）。其实钱多钱少不是问题，他的心意很值得感激。同时我又想，对于乘坐法国飞机的人来说，1万韩元算得了什么呢？也许他是去国外，因此身上的韩元带得不多。不过，这的确是我为卢旺达收到的第一笔捐助金。
飞行员的妻子又拿来饮料，并对我说：
“这里的法国男乘务员们说你很漂亮，我告诉他们，你是韩国最优秀的演员。”
安眠药毫无效果。
还是和上次一样，我们先到巴黎，在机场停留6个小时左右，再飞往肯尼亚。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悲惨的事情正等待着我们。从韩国到巴黎需要13个小时，现在还剩下8个小时了。
我翻来覆去，半睡半醒，总算熬到了戴高乐机场。在机场停留的6个小时实在是无聊之极，心情非常郁闷。客机飞往巴黎的时候，外面是白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抵达巴黎的时候也是白天，我蜷缩在机场候机室里的长椅上睡着了，就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终于乘上了飞往肯尼亚的航班。到肯尼亚大约需要8个小时，当时是黑夜，虽然没吃安眠药，汹涌的困意却朝我袭来，于是我决定把药留下来，等回首尔时再吃。我真的好累啊，到巴黎13个小时，在巴黎机场里等了6个小时，从巴黎到肯尼亚8个小时，总共27个小时，我都没能平躺下来睡一觉。
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后，吃了早饭兼午饭，别人都要去参观国立公园。我太累了，只想休息，就让他们帮我买点儿水果回来，并和他们约好晚上8点钟一起吃晚饭。
在一家韩国人经营的饭店里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说卢旺达的难民乘船来这里，常常发生翻船事故，基伍湖里打捞出了很多尸体。
第二天早晨7点钟，我们出发前往卢旺达，并且打算在那里停留3天。肯尼亚通往卢旺达的道路简直就是“通往地狱之路”。乘飞机的地方就是上次去索马里时的那个机场。前往非洲其他国家的人，大都要在肯尼亚转乘小型飞机。上次我们去索马里的时候是凌晨5点钟，机场里弥漫着浓浓的大雾和灰尘，四周漆黑，好几架小型飞机整齐排列，救助物资堆积如山，那种紧张感就像形势紧迫的战场。虽然还是这个地方，但是由于这次没有持枪的军人，而且天也亮了，让人感觉机场很小，很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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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已经干涸（2）（图）
如果你的冰箱里有很多食物，有衣服，头上有屋顶，还有地方可以睡觉，那么你就比世界上75％的人过得幸福。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靠近卢旺达边境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市。虽然坐的是小型飞机，感觉却像是乘坐10人小巴士。到戈马需要两小时零十分钟。从那里坐卡车，我们去了位于戈马南部的无穷歌难民营，那里聚集了将近100万名难民。
无穷歌难民营简直就像个巨大的垃圾场。前一天夜里下了雨，道路泥泞不堪，到处都是腐烂的垃圾和污物，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人们相互拥挤，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他们不是动物，而是活生生的人啊！
卢旺达是个美丽的国家，卡里辛比山等许多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峰将它团团包围，很久以前来到这里的德国探险队甚至将这里称为“非洲的瑞士”。卢旺达是个很小的国家，面积只有韩国的1/10。
卢旺达的西边是占国土面积1/10的巨大的基伍湖，东南部分散着好几个碧波荡漾的小湖，既有耕地，又有牧地，许多牛羊在那里吃草。山峦叠嶂，树木茂盛，草原地带栖息着很多野生动物，包括大象、狮子、黑猩猩、水牛、羚羊、疣猪、斑马等等。东部的卡盖拉国家公园和牧塔拉禁猎区生活着大量的稀有野生动物，比如大穿山甲（食蚁兽的一种）等。此外，还有山地大猩猩栖息的国家火山公园。
卢旺达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文化，如敲鼓，弹奏弦乐器，举行与诞生、死亡、结婚、秋收、打猎相关的仪式，口头文学也很丰富。他们缝制的布料、编织的篮子都很出色，艺术性很高。我曾在卢旺达的国立博物馆参观过他们的传统艺术品，忍不住连连赞叹。
古时候，卢旺达境内居住着以制造餐具和打猎为生的俾格米族。但是从公元8世纪开始，农耕民族胡图族迁徙于此，将俾格米人赶进了山林，才建设了今天的卢旺达。到了14世纪初，放牧长角牛的游牧民族图西族从尼罗河流域进入卢旺达。饲养家畜的图西族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拥有精湛的军事技术，而且以借长角牛给农民为由，统治起了农耕民族胡图族。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结构一直持续到1916年比利时占领卢旺达。
和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因为殖民强国的野心，卢旺达也被蹂躏得千疮百孔了。殖民地时期，少数部族图西族成为比利时人的傀儡，势力更加强大。但为了牵制图西族，比利时又扶持下层阶级胡图族，壮大他们的势力。
卢旺达独立之后，胡图族夺取并掌握了政权，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曾经压迫自己的图西族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政策。原因是长期遭受少数民族图西族欺压的胡图族利用掌握的政权企图灭绝图西族。在这场残酷的种族大屠杀运动中，数万名图西族人被杀，还有很多人逃亡到了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