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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诈欺手段连续不断，尽管价格一年比一年高涨离谱，法国人仍然抵赖不住松露馨香的诱惑，掏空口袋来吃它。而我们，听说本地一家我们偏爱的餐馆正供应本季最后的松露之时，也忙不迭地向法国人一样赶时髦了。
休闲中心
麦可饭店是卡布雷尔村（Cabrires）的小饭馆兼休闲中心，装演不够华丽，还没有引起米什兰指南的注意。老人在前厅玩纸牌，食客在后厅吃饭，互不干扰。老板主厨，老板娘招呼点菜，家中其他人跑堂打杂，是很舒适的邻里小馆。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要把手艺不错的主厨捧响成为名牌，把可爱的餐厅变成昂贵的饮食庙堂。
老板娘安排我们坐下，送来饭前酒。我们问起松露如何，她转动眼珠，露出近乎痛苦的表情。一时间我们以为松露已经下市，经她解释，才知这不过是她对人生许多不公平事物的反应。
她的丈夫麦克喜欢烹调新鲜松露。他有货源，也像一般人一样用现金付帐，一样拿不到发票。他认为这笔费用得算进经营成本里去，不能作为附加利润卖出，因为没有书面文件证明买进价多少。松露提高了成本，他又不肯调整菜单上的定价，怕得罪店里的常客（冬天里顾客都是本地乡民，相当计较价钱。肯花钱的大爷通常要到复活节以后才南下。）
这就是问题所在。老板娘拿一只铜锅给我们看，里面盛着价值数千法郎名副其实的松露。我们询问，麦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耸一耸肩，眉毛上扬，嘴角上下翁动：“Pourfaireplaisir（这样他才高兴）。”她说。
我们叫了松露烘蛋，多汁、饱满、松松软软的，每一口都吃得到那珍稀如金的深黑小鬼，是冬季最后的绝美滋味。我们用面包把盘上余汁都擦净吃掉，猜测着若在伦敦，这样的一餐得花多少钱。结论是：我们可真白赚了许多。在普罗旺斯任何一点小小的挥霍，只要拿来跟伦敦比，立刻便会释然了。
麦克走出厨房来向顾客致意，注意到我们光洁的盘子。“好吃吧？松露？”好吃极了，我们说。他告诉我们，卖松露给他的那人——此项行当中的一个老恶棍，刚刚给人抢了。抢去的硬纸盒里，装着超过10万法郎的现金，可是这贩子不敢报警，怕警察问起这大笔钱从那儿来的。现在他正哭穷呢，明年他一定会抬高售价。“人生就是如此，”他说。
我会找到你家
我们回家，听见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是我和妻子都深感厌恶的声音，由谁接听，总要互相推倭一番。我们对打来的电话持悲观态度，铃声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响起，又总是近不及防地把你带入不可预期的谈话之中。信件就不同了，收信是很愉快的事，至少你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可是现在大家．都不肯写信了，他们都太忙，事事赶着办，又不信任那些递送帐单倒从不失误的邮政局。我们则学会了不信任电话。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拿起话筒。“夭气如何？”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我回话说天气很好。这句话一定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对方此时才自我介绍说他是东尼。他不是我的朋友，甚至也不是朋友的朋友，只不过是某个相识的相识。
“想在你们那儿找一所房子，”他以简洁明了的语法说话，这是经理们使用汽车电话向妻子交代时的惯用语气。“想到你可能帮得上忙。打算在复活节之前南下，可避免拥挤和房价上涨。”
我说可以告诉他本地一些房地产经纪商的名字。
“有问题，”他说：“不会讲那种话。点菜，还可以，别的不行。”我建议他找一个会讲英语的经纪人，他说：“不想只找一家公司，要货比三家。”
谈话至此，对方已在暗示要我给他作翻译，我毫无此意，便该说些狠话，让对方打消这个念头。然而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得走了，不能聊一夜。下周抵达时，有时间详细谈吧。”接着他吐出最可怕的，让我恨无藏身之地的字句：“别担心，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找到你家。”
电话挂断了
四月
广告界人物
薄雾如纱，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早晨。我们散步归来，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映着阳光闪闪生辉。它们首先看见那陌生人，勇猛地绕着他打转，作出狰狞攻击的样子。
他站在游泳池边上，拿一只手提箱防范狗儿，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见我们，他松了一口气。
“狗没关系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东尼吗？
他随即携着提箱跟我们到家，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人个头很大，腰腹那一圈尤其丰满；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乱乱，身上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二个鼓胀的档案夹、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金色打火机。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坠子吧。他说他从事广告业。
他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事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兴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合同。现在，他说，他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着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摆弄开去。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域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脚才走开，公司后脚便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听熟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从普罗旺斯打来。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话给我？没有？大伟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几号？）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东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保证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也还能维持。现在，他准备全心全力，和我们一道，进行购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英明果敢、当机立断，在这儿却往往纠缠数月，谈判毫无进展，只好放弃。
谈判中有些事会大出他们意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高于广告价格，这让他们心生警惕，疑虑大起。一其实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百分之八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卖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才打发得掉所有杂项支出。
不过，这当中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法国人心照不宣，便是双重价格法，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识时务的膀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100万法郎。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要缴不少的税，他想起来便心痛如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60万法郎，其余40万法郎他将要求买方付现款，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律师公证费用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皆大欢喜。
实际行动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公证律师的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捐客齐集律师处，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60万法郎。买主带来的另外40万法郎这时该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忽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迟迟不出，直待钞票点数清楚，双方易手之后，再度露面。律师接过合约数字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半瞎的眼和识时务的膀既。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好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得每个遗产继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
我家附近一户老旧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3位是科西嘉人。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总是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3个科西嘉人反对。农舍至今卖不成，眼见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产所有权单归一人，像马索的房子，也不保证转手顺利。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喝酒赌钱虚度年华，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立刻起疑，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定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总在成交之前一分钟若无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赌牌九时输给邻居了；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每年两次，要依循旧径，通过厨房；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不然就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总有些事让你大吃一惊。买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熟识的房屋代售员。一路上，我努力向东尼解说状况，但发现是徒劳无益。他只顾吹嘘着，说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法国的官僚或农夫占不了他的便宜。我开始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产业的小人物经理给他。
代售员是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们，拿出厚厚两大叠房地产资料。并附照片。她不会讲英文，东尼的法文在此时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东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不顾忌地吐出口。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耳听东尼翻看档案时迸出的“干！”“开玩笑！”，口中软弱无力地把这些字句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无聊话。
原先，他是打算寻觅一座不连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没空照顾庭园。可是翻阅房地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之余，他竟表示有三处房产值得考虑。
“哦们今天下午去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看看腕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原来只是他的肚腹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我们赶两点再来。”他伸出两根手指头，代售员微笑点头。我们走出门，让那可怜的女士自行去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东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待办。但他随即叫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帐单送来时才知，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愿接受。我付了帐，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东尼不大开心。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是他总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有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代售员道歉。“别放在心上，”她说：“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呢，至少讲些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