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嗯？”
我们点头。他倾身过来，神秘兮兮地说：
“我有一辆英国车，艾斯顿…马丁老爷车，棒极了。”
他亲吻自己的指尖，大胡子上沾了些白灰。又在桌上的纸堆里东翻西找，搞得尘埃飞扬。他在找那张汽车照片。
电话骤然响起，皮埃罗救援似地从帽子底下取出了它，”愈听脸色愈严肃。
“又有人定做墓石，”放下电话，他说：“都是天气不好。老年人受不了这冷。”他四下寻找那顶帽子，在自己头顶上找到，放回电话机上，像是要把坏消息盖起来。
然后他注意着我：“听说你要一张桌子。”
我已经把心目中的理想画成一幅详细的草图，尺寸标明得清清楚楚。就一个只有五岁小儿艺术才能的人来说，这幅图真是杰作。皮埃罗略看了看图上的数字，摇摇头。
“不行。这么大的一块石板，厚度得加倍。而且，不要五分钟，你的桌脚就会——吩！垮下来。因为桌面重达……”他在我的草图上作了些计算：“三四百公斤。”他把纸翻过来涂抹：“呶，你要的是这个。”图样推过来，比我画的高明多了，是一张漂亮的巨型石桌，方形，线条简单，比例正确。
“1000法郎，运费在内。”
我们握了手。我答应过几天送支票过来。
送去那天，已是傍晚，要收工的时候。我发现皮埃罗整个人换了颜色，从头上那顶呢帽到脚下的靴子全是白的，通体白灰，好像刚在粉糖堆里打了个滚似的。我生平鲜见辛苦工作一天便老了25岁的人。据我们的朋友说，皮埃罗每晚回家，他太太都要用吸尘器吸遍他全身；又说他家所有的家具，从摇椅到浴盆，莫不是用石头做的。
这些话我原来将信将疑，但此时此刻，却确信无疑了。
自杀乐园
普罗旺斯的深冬有一种奇异的虚幻氛围。寂静加上空旷，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像是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就是在森林里迎面遇见精灵，或在月圆的晚上看到双头山羊，似乎也不值得惊讶。与过去夏天里来度假的情形相比，自有另一番意趣。不过，别人可能认为冬天无聊、沮丧，甚至更糟——沃克吕兹省的自杀率据说是全法国最高的。住在三公里外的一个男子，便在某天夜晚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所谓自杀率忽然有了超越统计数字之外的意义。
地方上有人过世，商店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会贴出小小的告示。教堂的钟声响起，送葬的人穿着不经常穿的正式服装，列队缓步向山村墓地行进。墓园通常位于村子的最佳据点。一位老人解释：“死人应该拥有最好的景观，因为他们要待很久很久。”他格格大笑，笑得简直岔了气，我不禁担心他是否也会就此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告诉他美国加州的墓园是钱付得多风景便好，否则便萧落冷漠。他不怎么惊奇。“到处都有傻瓜，”他说：“死人和活人一样。”
锅炉的故事
斗转星移，却无冰融雪化迹象。不过，农夫们驾驶的耕作机已经把路面清出两条黑色的轨迹，汽车可以在两侧雪堆之间单线行驶。我因此有缘见识到法国人开车的习性风范；极沉得住气，或者说是顽固，与他们参加赛车时那份勇往直前，毫不畏惧的雄风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是在村外的马路上目睹了这种景况；一辆车沿着路中央的清楚轨迹小心行驶，另一辆车从对面开来，两车鼻子对鼻子停住，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冒陷入积雪之险让到路旁，他们只是隔着挡风玻璃互相瞪视，默默期待第三辆车开到自己身后，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势单力孤的对方便不得不退后，让路给多数先行。
我旁观了一阵，便自顾自轻踩油门，往曼尼古西先生藏有暖气机的家驶去。他在房门口迎接我，羊毛软帽拉下来遮住耳朵，围巾直缠到下巴上，戴手套、蹬长靴，一副用个人绝缘法这种科学手段力抗寒潮的模样。他称赞了我的烟斗，我也对他的木萧表示仰慕之后，他引我进屋，检阅整齐排列的各式管状物，和堆放在墙角。用途不明的各种器械。曼尼古西尤如活动式录放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一机种的功能和热能等，一些大大超乎我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只得如闻梵音，诺诺不已。
天使梵唱终告结束：“好，就是这样啦。”曼尼古西说完，期待地看着我。全世界的中央系统暖气任我抉择，而他相信我已掌握全部资料，抉择必然明智。我无言以对，只得问他自己家里装的是哪一种。
“啊，”他夸张地拍打着前额说：“问这句话可真不笨哪。卖肉的吃哪一种肉？”留这个未获答复的问句在空中，他径自带我到隔壁他的住家。真的很暖，暖到有点闷人。曼尼古西演戏似的脱去两三层衣物，抹着额头，帽子上翻，露出耳朵。
他走过去，拍拍暖气机顶部：“摸摸看，铸铁的哟，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废料。还有锅炉——你一定要看看锅炉。不过请注意，”他忽地沉默下来，还用他演说家的手指戳戳我说：“那不是法国货。只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会造锅炉。”我们进入锅炉室，那上了点年纪的机器正靠着墙喷气，我尽情地称赞一番。“有了它，就算外面温度降到零下6℃，室内也总维持21℃。”他推开屋门，放一点点零下6℃的空气进来。这位天才演说家擅长运用实物示范，好像他面前是个愚不可及的孩子（不过谈到铅管啦、暖气啦什么的，他对我采取这种方式倒挺合理）。
见过锅炉，我们回房去见夫人。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西先生戴着软呢帽吹木萧，可是这事得改天再说。这一天到来以前，我须多花心思考虑暖气机种种问题。告辞出门，抬头望向屋顶，看见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冻得结结实实，忽然很渴望有一座装了铸铁暖气机的房子。
石桌的魅力
回到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面。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1．5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成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相去十几公尺。搬运起来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子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300公斤左右；现在它看起来还不止。
那晚，他打电话来。
“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那当然。我们只须找15000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没有好办法，我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揽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又去看看那庞然大物，设想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6个？8个？必须侧着搬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出现好多人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肠脱的景象，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那不朽物之处，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现在怎么办？我们在炉火前斟一杯酒，寻找灵感。桌子留在外面、料想没人偷得走。
改建厨房
事情的演变有时出人意料，援助人员不久便出现眼前。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商谈多次，学得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厨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兴高采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原因包括：天气不佳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砖石工头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好比筑防守战壕，长日无聊，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现在，我们停留在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震耳欲聋的机械声。这时，曙光初露，我们睡眼惺松地跑出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模模糊糊辨认出是一辆卡车的形状，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下来，显得非常愉快。
“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
车门口，一只长耳猎犬跳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胡子水的香味奔袭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助手名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柯洛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开工。
战事就此开始。
工作组的形象
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是高速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到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正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象他如在军中担任土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兵士，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多有拟声字如tok，crak，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是一次大改造的工程，厨房要全部搬空——哇！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钉起来，封住通往其他房间的孔道，至于饮食大事，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举行。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粉碎一切，令人心痛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不大乐意似地停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香肠、配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进食。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将近20公斤重的大锤子掌握在醉醺醺的工匠手里，岂不教人害怕？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动工，一直到将近7点，从不小憩。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7或11个小时。他说，冬天才如此。夏天呢？每周6天，每天12到13个小时。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茶吃点心。他乐了：“好短的一天！”。他还问有没有英国砖石工可以和他一道工作，他愿意领教领教。我料此人选难求。
收工了，我和妻穿起厚衣，好像要在北极野餐似的，在院子里做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
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都齐全，只是没有墙，不能遮挡零度以下的寒风。不过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红酒在身体里渐渐变成热流，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来自英伦的声音
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开花的枝头，也不曾借着马索家屋顶下的老鼠来传达，而是来自英国。
抑郁的一月过完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象不到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传出一个快要从我记忆里消失的声音，某个相识而不相熟的人以轻快的语调询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我尽量含糊其辞，因为若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冻区内，季风从厨房的窗洞口呼号而入，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有倾覆的危险，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让人灰心丧气。
电话内容有固定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一个勉强维持礼貌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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