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来港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邵邨人却将旧邵氏片场卖掉，在弥敦道投资兴建邵氏商业大厦，同时收购改造的新华戏院亦不放映邵氏电影，反而只做西片首轮公映。1961年，邵邨人执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仁枚专门来港调停，可惜无力回天，邵氏家族企业遂一分为二（此事影响甚大，后来李翰祥叛逃邵氏，王新甫等自认“邵氏父子”的“保皇党”，觉得不受“邵氏兄弟”待见，竟毅然随李离开）。
邵邨人有子三人，长子维锐谨小慎微，老三维镇*豪奢，唯有老二维瑛精明强干，深得邵逸夫赏识。正因如此，尽管邵邨人全家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维瑛却被六叔盛情挽留，依然坐着总经理的位置。邵维瑛本人极富魄力，原本就认同六叔的大刀阔斧改革，是以工作十分积极，为清水湾片场的建造立下汗马功劳。
按说在邵逸夫的子侄当中，唯维瑛热爱电影且才华出众，本是邵氏电影事业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无奈邵邨人夫妇分家之后便存“门户之见”，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受不住家庭压力，只好向六叔辞职，而邵逸夫少了贤侄帮忙，做事明显捉襟见肘，只好四处寻觅高人，这才有了后来的周杜文、邹文怀、何冠昌的加盟，不过“总经理”这个职务却由实权成了空衔……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最好的txt下载网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3）
中篇：影城霸谋
驭人：特等权力 三等职务
话说邵维瑛被迫离开“邵氏兄弟”后，接替“总经理”职务的是周乃文。此公在影片发行方面路子颇广，可以弥补邵逸夫仅擅南洋发行的不足。自此，“总经理”这一职务在邵氏成为虚衔，周乃文专职负责影片发行领域，公司日常行政工作则由邵逸夫找来的新手邹文怀处理。
记者出身的邹文怀初入邵氏，头衔只是宣传主任，负责的却是公司大小事务。他与好友何冠昌为邵氏打造黄梅调、武侠片两大影坛潮流立下汗马功劳，实权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惜职务始终仅限于宣传主任和制片经理，至多做到“副总经理”。期间“总经理”几度换人，虽无实权，名义却压在邹文怀头上。
后人对邵逸夫如此用人颇为不解，政界出身的大导演张彻却一针见血。他当年的上司蒋经国曾经提出一套用人方针，即“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邵逸夫与之不谋而合，正所谓“位卑则权轻”，实权只能由老板来给，将来功高震主或一朝失宠，没有头等职务在身，也容易一脚踢开。张彻赞邵逸夫“用人方针”暗合中国政治文化，六先生也颇为自得，可惜仍然百密一疏，犯了错误，给公司带来极大损失。
毫无疑问，作为头等人才，邹文怀在享有特等权力的同时，绝不满足只任“三等职务”。来邵氏一段时间之后，邹文怀就发现，不管自己再怎么勤奋努力，再怎么创下丰功伟绩，也不会成为股东或老板。因为邵氏是家族企业，公司章程上已经标明：所有主要股东都必须是邵家的人。再者，邹文怀后来掌管制片部，与何冠昌、蔡永昌一班心腹掌握制片大权，枭雄如邵逸夫，自然心存忌惮，于是派红颜知己方逸华进驻邵氏，先主管采购部，任何道具服装采购经费，都需找她报批。方小姐凡事务求节俭，又因与六先生关系特殊，可以不理会任何人，自主削减经费。这样一来，也就达到了邵老板削减邹文怀权力的目的。
不过，邵逸夫忘了一点，此前由于周乃文离开人手不足，部分发行工作曾交给邹文怀负责。通过与各地发行商当面接触合作，邹文怀已积累了足够自立门户的资源。方逸华的出现，正好成为他离开的导火索，对此邵逸夫早有防备，是以邹文怀并没像当年李翰祥那样带走很多人，只有何冠昌等几位好友，还有武打明星王羽愿意追随。邹文怀的新公司（胡金铨提议）叫“嘉禾”公司，初期创业艰辛，但随后因邵逸夫的悭吝个性与家族企业的寡头特征，先后对李小龙、许冠文做出“放弃”的选择，反而被邹文怀坐享其成，最终令嘉禾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影坛伟业！
造星：重金打造 廉价片酬
后人对邵逸夫“怠慢与李小龙合作、不接受许冠文利润分红的要求”深表遗憾，认为乃决策失误，邵逸夫此举当年亦被影界同仁戏称“捉到鹿却不懂脱角”。其实以“六老板”的智慧，又怎会窥不透个中玄机商机？只是从他的利益立场和公司大局出发，放弃李小龙、许冠文是必然的选择。
邵逸夫自回港改组邵氏制片业伊始，就立意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管理制度，采取流水作业生产策略，投资、制作、发行、影院一条龙，所有业务环节皆由邵逸夫统一管理，强调专业水准。对于不满意的粗剪*，邵逸夫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尽量补拍，好歹凑成一部电影；二是付之一炬，不能影响邵氏品牌。对于六老板这两种极端做法，很多人表示不解，其实想来简单，无论补拍还是烧毁，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4）
邵逸夫斥巨资建成的清水湾片场堪称亚洲最大的电影“梦工厂”，连好莱坞影人参观后都惊叹不已。在清水湾，大部分演职员都住在一起，工作在片场，休息在宿舍，对此邵氏公司称为“理性管理”。不过，让当代影迷惊奇的是，当年演员的片酬居然比武师低（譬如混武行的姜大卫，如果不是张彻极力游说，宁可做替身多赚钱也不愿做演员）。原来“邵氏”改组兄弟公司初期，就深知明星包装与品牌打造的必要性，因此积极推行“电影明星制”，除了以高薪或优厚条件挽留林黛、李丽华等成名红星外，也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成立于60年代的南国实验剧团学员训练班就为邵氏输出了大批新星，如王羽、罗烈、岳华、郑佩佩等，后来都名噪一时。
对于自己旗下的明星，邵逸夫一向不吝心思包装，当年邹文怀做宣传部主任时，就主抓《南国电影》等娱乐杂志，专门报道邵氏影星拍片动态，满足观众追星需要。不过，与同时期的粤语片明星陈宝珠、萧芳芳不同，60年代的邵氏明星虽然得享大名，除了电影宣传之余，市民却很少在公众场合看到他们。说到原因，居然是这些邵氏演员薪酬实在太低，只能住在寒伧简陋的公司宿舍；想出席宴会穿得体面些，都要去服装部借衣服；出行又不能搭巴士、坐公车，因为会影响公司形象。郑佩佩回忆当年就颇不平，拍粤语片的陈宝珠每年拍几十部戏，有几百万身家，自己一年都演不了几部戏，每部片酬也不过上万而已（已是那时邵氏签约演员最高的价钱）。正因如此，邵氏的老员工谈及老东家，至多会像唐佳那样说“邵老板养活了很多人”，但邵氏的“人工”真的很低却是事实！
与今日的明星制不同，邵逸夫尽管成功打造了大批巨星，但在他眼中，明星只是自己公司流水线作业的一颗螺丝钉，成本绝对不能过高，凡是签约邵氏的员工，都要接受低工资和长期合约。即便当年有意回港发展的李小龙，邵逸夫也只开出每部2000美金的片酬，相当于邵氏一线明星的水准，而且必须签订长期合约。还有为邵氏拍过多部卖座片的“冷面笑匠”许冠文，要求自导自演没问题，居然还想要分红，自然犯了邵逸夫的大忌！
在邵氏独霸香江的时代，邵逸夫的明星廉价制无人撼动。但70年代以后，随着嘉禾及许多小电影公司兴起，邹文怀倡导利润分红和卫星公司制度，明星有太多选择余地，加之80年代新艺城又开了付给许冠杰一部电影片酬200万的先河，邵逸夫的家族企业流水线模式明显已经跟不上形势。还好邵逸夫及时调整方向，将电影公司交给方逸华管理，自己专心去搞TVB电视台，照搬艺员训练班和明星廉价签约制度，结果又获得难以想象的成功！
反观今日香港电影，明星片酬居高不下，没了艺员训练班，新人只能从歌手里找，每年的戏是越拍越少，形势愈来愈糟。邵逸夫那一套，若是财雄势强的各大公司联合来搞，或许不失为一个救市高招……
下篇：全球攻略
早在20世纪30年代，邵氏兄弟已将电影娱乐业由上海做到广州香港，再至东南亚，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50年代末，邵逸夫以香港为制片大本营，一路攻城掠地，抢占港台东南亚市场之余，又虎视韩日欧美，启动制作、发行全球扩张战略，纵然出师未捷，却为日后以嘉禾为首的港片成功进军国际打下基础。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5）
影展扬威：仅限东南亚
邵氏电影首次在影展获奖是1958年的《貂蝉》，其时邵逸夫初到香港，不但注重提升制作水准，更全力策划影片发行及宣传推广，参加影展则是塑造品牌、传播美誉、增加卖埠的最佳手段。
《貂蝉》虽然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李翰祥）等四项大奖，最佳影片《四千金》却是邵氏的竞争对手国泰出品。亚洲影展一度成为邵氏、国泰争强斗胜的战场，后来因国泰老板陆运涛及一干高层参加金马影展时坠机身亡，“电懋”影业制作自此一蹶不振，邵氏遂独领*。
亚洲影展本来叫东南亚影展，前三届的大奖由日本影片捧走……难怪第三届东南亚影展在香港举行时，港督葛量洪致开幕词曾幽默地说，“我才知道日本也在东南亚境内。”第四届更名为亚洲影展，后来又改叫“亚太影展”（取亚洲太平洋之意）。
关于亚洲影展的地位，多次获奖的邵氏名导演李翰祥颇有发言权：“我到日本拍《杨贵妃》外景时，翻译向影界人士介绍我是亚洲影展的最佳导演，他们都面懵懵不知所云，好像连这个影展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原来日本的报章杂志上，很少刊登此一影展的消息。其实前三届的东南亚影展，大家都用体育精神认真而诚恳的参加竞赛。其中虽然也有些‘人情’似的小奖（譬如童星奖）发给港台两地，差不多所有大奖全部由日本包了的。而日本提名参展的影片，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次一流的货色，好一点的他们还保留参加戛纳或威尼斯影展呢。尽管如此，也依然在东南亚影展中一面倒的大获全胜。到后来为了要把日本影片推销到东南亚地区，所以对影片得奖与否，更看得无所谓。每一年只不过随便捡几部三四流的影片和小有名气的影星到大会上应应景，点缀点缀而已，只要新加坡的国泰和邵氏肯买片子就行了。”
别看亚洲影展不被日本影界放在眼中，邵逸夫却相当重视，从林黛四度获奖蝉联影后，到邵氏影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届都斩获大奖，亚洲影展几乎成了“邵氏影人佳作”的展览会。亦因如此，邵氏操纵亚洲影展之说不胫而走，楚原对自己执导的《孔雀王朝》获动作片最佳导演奖就毫不在乎，因为“事前邵老板已问我要不要奖”。对于这种现象，李翰祥认为正常：“全世界的大小影展，无论严肃的程度如何，认真的情况怎样，总不免或多或少的有些商业宣传和竞争的目的，于是也就难免有些不可告人的内幕，但是也有些无可否认的成绩，各国各地区的同业欢聚一堂的讨论些问题，交换些意见，同时奖励些后劲的从业人员，总是好的。”
除了继续在亚洲影展称霸，邵逸夫亦积极谋求东南亚之外的荣誉，譬如参展欧洲三大电影节。李翰祥的《倩女幽魂》、《杨贵妃》、《武则天》就曾三次参赛戛纳，并最终以《杨贵妃》荣获最佳室内彩色摄影特别奖，这也是华语电影首次在国际影展获奖。让人遗憾的是，《杨贵妃》的摄影其实是日本名家西本正（当时化名贺兰山），“邵氏兄弟”初期的彩色宽银幕电影也大多在日本摄影师的指导下拍摄完成。再者，即便邵氏参加国际影展的影片皆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古装片，欧美影人观众却认为日本电影更具东方色彩，更愿意把影展大奖颁给黑泽明、小津安二郎之流，相比之下，当年的邵氏或香港电影真的很难出头，若说影展扬威，真的仅限东南亚！
合拍取巧：成美日附庸
1954年，日本大映总裁永田雅一（亚洲影展创办人之一）公开宣称：“中国电影起码落后日本20年。”此言是否狂妄暂且不论，日本影人的优越感却显而易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极少数港片有机会在日本上映，反观邵氏和国泰则大量购买日本影片在香港公映。与此同时，邵氏大制作在美国也无法冲出唐人街……如何敲开美国日本两大电影市场，将“邵氏佳作”发行到全世界？发动影展攻势失利之后，邵逸夫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