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之铁鸡斗蜈蚣》、《武侠七公主》中的所谓“后现代解构”除了拼凑故事、恶搞人物，再无其他。
另外，王晶和周星驰的电影还都惯用“屎尿”噱头。1993年，王晶的《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中有梁家辉替方便完的小孩擦屎，周星驰的《破坏之王》中则有郑祖用星爷沾满粪便的双手擦脸，两相比较，都是拿恶心当有趣，本来没有高下之分。但到得1999年的《喜剧之王》中，电影剧务（吴孟达）辱骂临时演员（周星驰）唱“你是一摊屎、命比蚁便宜”；伴随着这首歌出现的则是上面写着“屎，我是一坨屎”的广告牌，而这些似乎正是片中那位空怀抱负却被人看作废物的临时演员的心情写照。周星驰如此借“屎”抒怀，观众不仅不会觉得低俗恶心，反而可能产生深刻的感触共鸣。也就在这一年，王晶重新找回周星驰主演了《千王之王2000》，片中依旧有他玩了多年的用吃屎来整蛊他人的滥俗桥段，对此我们除了感慨王晶先生的“一贯坚持”外，无话可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星驰VS王晶：浅说无厘头喜剧（2）
或许深层次的内涵表达对于习惯创作肤浅笑片的王晶来说，或许是不愿为之。王晶未必拍不出《大话西游》那种可以上升到文化范畴的“后现代经典”，拼贴式的搞笑桥段、颠覆性的人物关系当然难不住王晶，庞杂错乱的时空叙事结构、对经典文本的解构戏谑也不过让他费尽心思而已，真正令这胖子为难的可能是周星驰、刘镇伟能以“后现代”的游戏姿态搞出深刻黑色的多元主题，毕竟这是与他商业批发的生产原则相悖的。同样，用喜剧方式演绎英雄与爱情的浪漫正剧，仍能产生刻骨铭心的大悲大喜，亦是拍惯了恶俗应景的泡沫喜剧的王大导演计算之后可能放弃的。
二、少个“真”字
严格来讲，与周星驰后来自立门户的喜剧相较，王晶笑片已愈见批量生产的快餐化。原因无他，只是缺乏周星驰拍电影所坚持的“认真”与 “真诚”而已。
对于自己参与创作的作品，周星驰向来精益求精，每个笑位、每个桥段都反复揣摩设计；具体到影片制作的每个细小环节，他同样尽可能事必躬亲。如此下来，《国产零零漆》、《食神》、《喜剧之王》中便经典笑料不断，处处可见星爷不厌其烦的千锤百炼和匠心独具。不过，创作太过认真也有麻烦，其近作《少林足球》和《功夫》超支延时，甚至不惜补拍，难免令投资公司怨声载道。相比之下，王晶拍片则追求高效率，很多时候不惜以创作上的妥协保证影片按时完成，加之王氏喜剧惯会投机取巧，多是拼凑抄袭的大杂烩，笑料虽然密集丰富，却不加认真锤炼，尤其近来的桥段笑料往往恶俗无聊，令观众无关痛痒，有时连一笑而过的感觉都难再有。
比如周星驰和王晶先后拍摄的同是用丑女为噱头的《食神》和《猪扒大联盟》。前者虽然只有一个莫文蔚扮演的“双刀火鸡”，却远比后者出现的四个怪型丑女（其中也有莫文蔚）来得神采飞扬，令我辈印象深刻。细究起来，《猪扒大联盟》的问题不是出自演员及造型身上，而是身为编导的王晶和劳剑华只将“丑女”作噱头，并不认真刻画角色、铺排故事，以至人物形象苍白浅薄。与之对照的是《食神》中的“火鸡”被施以浓墨重彩，外表内心皆是戏，角色性格丰富立体，尽显“丑女”真性情。
无可否认，王晶的多数喜剧确实好笑，娱乐性亦十足，但若从中找出些如《喜剧之王》那种包含爱情与励志的共鸣感动，则肯定会徒劳无功。他最擅长的是大洒狗血的整蛊恶搞，逢有至情至性的情节人物却多是点到即止，不作重点渲染。……王晶似乎始终以游戏态度对待喜剧电影，只想不负责任的疯狂戏谑一切，不肯投入半点真诚令自己的喜剧有血性、有灵魂、有情调。因此，浪漫爱情到他手中会搞成花样百出的“追女仔”，底层小人物的励志奋斗喜剧他只能选择回避。这大概是王晶与周星驰两人在喜剧创作上一项不可忽视的差距。
三、正剧太过火
周星驰的过人之处在于喜剧领域，王晶虽然涉猎广泛，但大多是搞笑、枪战、打斗、赌博等类型的什锦拼凑，真正的剧情片却非常少见。他以赌片成名，1989年的《至尊无上》和《赌神》尽管开创了90年代赌片潮流的滥觞，却并非日后周星驰主演《赌侠》、《上海滩赌圣》那样的拼凑喜剧，反而是极重剧情铺排的正剧。不过，《赌神》依然有太多的搞笑成分，倒是《至尊无上》堪称王晶最早亦是最标准的正剧。除了赌桌上悬念迭起的对决令人屏息外，该片亦受到吴宇森《英雄本色》的影响，重视对兄弟情义的渲染，其惨烈感人程度在王晶电影只此一家，可惜仍嫌过火。
纵然王晶收起笑脸拍摄严肃的剧情片，我们从中也不难发现许多诙谐因素，只是已相当收敛。不过，王晶拍煽情戏却从不懂得克制，总是用力过度，多数时候甚至和他的搞笑片一样，为煽情而煽情，令观众极不舒服。好像《新英雄本色》和《龙在江湖》都借虐待儿童来残忍煽情，前者刘青云的“女儿”先受到非人的虐待，不久又惨遭毒手；后者刘德华的“儿子”则被恶徒硬生生挖去双眼；王晶将这些残忍细节逐一展现，还用尽篇幅渲染身为父亲的痛心疾首，或许很容易激起观者的同情心，但如此刻薄冷漠的不择手段却实在不够高明。可惜王晶从不这么想，反而自以为得计，2000年执导的《笨小孩》更加变本加厉，以痴呆弱智者的生活为题材，大搞亲情、爱情及社会认知的煽情调调儿，但因渲染手法过度，为煽情而煽情的人工痕迹明显，效果自然差强人意。
其实对于拍惯商业片的王晶而言，过度的商业计算难免会影响真情实感的细腻表达，这种创作上的缺憾在王晶的早期作品中或许并不明显，越到后期才越发严重。最突出的例子是《黑白森林》，节奏明快、剧情紧张，精妙设局与枪战场面各擅胜场，尽显王晶拍警匪枪战片的举重若轻。不过，若涉及到刻画男主角身陷“黑白界限与杀父之仇”的内心煎熬戏份，便交代得草率单薄，很难给观众以悬念及共鸣。比如王晶近作《性感都市》，虽然宣称展现都市女性的情感故事，实际却偏偏见不到动人的感情演绎，一切都如蜻蜓点水，不作深入刻画，只求让观众看得轻松娱乐，不必共鸣感动。其实将情感戏做成快餐品才是王晶制作电影真正秉承的营销策略……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1）
邵逸夫已过百岁高龄，大名广播四海，“90后”应该熟悉校中的“邵逸夫教学楼”，“70后”和“80后”则是看着TVB剧集长大，怀旧一族更对邵氏电影青睐有加。
邵逸夫的成就当然不仅限于电影，但邵氏家族却是中国经营电影产业最久的私有企业。邵氏兄弟四人，自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开创“天一”，后经“六合围剿”，转战东南亚及香港，分别经营戏院和电影制作，最终成就一个邵氏影视帝国，期间种种经历波折，着实难以一一尽数。
往事若堪回首，笑骂当然由人。不过，对于硕果仅存的邵逸夫而言，或在性喜索隐的当代影迷看来，邵翁当年的一系列决策手段运作管理，个中得失，于公于私，究竟有无重新审视的必要？抑或今观昔时，是否看得更明白？ 不妨管中窥豹，聊做笑谈。
上篇：家族恩怨
得：手足同心
“逸夫”，只是邵爵士的字，他真名“仁楞”。邵氏兄弟都喜欢以字行，譬如大哥“醉翁”，二哥“邨人”。唯有与邵逸夫最亲厚的三哥，虽字“山客”，常用的却是本名“仁枚”。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还在上学的“小六”邵逸夫则一边读书一边搞外埠发行。
不久，“天一”遭上海同行联合压制，为分散公司风险，邵仁枚独闯南洋寻找商机，19岁的邵逸夫随后会合。两兄弟可谓艰苦创业，初时不辞劳苦奔走乡镇做流动放映的小生意，在南洋华人聚集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终于由露天放映到经营戏院、发行，再至设立制片厂专拍马来西亚电影，后来又拓展到做游乐场和舞厅的生意。期间虽经日军侵袭战乱，总算熬过难关，终于在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达到鼎盛。
较之新加坡邵氏兄弟越做越火的戏院、发行，主营制作、提供片源的香港“邵氏父子”（初为“天一”香港分厂，后来扩充为“南洋”影业，1950年改组为“邵氏父子”，邵邨人任董事长，儿子邵维瑛任总经理）却因观念保守，发展缓慢。面对强劲对手国泰的全面围攻，邵氏兄弟决定分兵两路，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在后方与国泰竞争戏院、发行生意；邵逸夫则返回香港，督阵电影制作，与国泰的香港制片公司“电懋”前线交锋。
邵氏电影早在上海“天一”时期，就奠定了“俗众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影片多取材中国民间故事、经典名著、通俗小说，尤其满足南洋华人观众念旧之情。对此，邵逸夫不仅坚决执行，而且变本加厉，他回港主持电影制作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斥巨资买下清水湾一块6万多平方米的地皮，开山填海，兴建邵氏影城。同时又从美国重金购买先进电影器材，全面提升邵氏影片的画面音响。
50年代末邵逸夫初到香港便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大刀阔斧的豪爽做派足以让人咋舌。据张彻回忆，邵逸夫曾对他言道，当时他怀里揣着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是以花钱毫无顾忌。此话真假不论，邵氏兄弟的创业气魄却是毫无疑问。不过，后人回忆这段历史，焦点都集中到邵逸夫身上。其实邵仁枚起到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他不仅坐镇新加坡，为六弟提供雄厚资金支持，还亲自到香港了解邵氏影城进展状况。邵氏电影由“父子公司”改为“兄弟公司”后，邵仁枚更与邵逸夫共同掌管电影制作，《独臂刀》、《金燕子》、《大军阀》等邵氏佳片便皆由“三老板”亲自监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2）
邵仁枚为人老成持重，与雷厉风行的六弟互为补充。据说70年代初“叛将”李翰祥请求重返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若非三哥劝说“咱们争财不争气”，李大导演恐怕就很难“风云再起”了。邵仁枚口才亦出众，当年邵氏常请日本导演来港拍片，名为引进外援，实则偷师学艺。有次新闻发布会，记者据此发问，三老板毫不为难，张口一句“好莱坞也用欧洲导演”就给打发，令一起出席的张彻导演大为佩服。
与邵逸夫60岁之后犹能日理万机的勤奋相比，邵仁枚则乐意放权给兄弟子侄，自己乐得享受奢华生活。当然，富贵不忘善举，邵仁枚还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常年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邵仁枚的善长作风对邵逸夫影响颇大，80年代后，邵逸夫将“善举”由新马港台扩大到内地，数十亿元的慈善捐赠，不知有多少人受惠。可惜，如今诸般善名荣耀只归邵逸夫一人独享，“最佳拍档”三哥邵仁枚已于1985年逝世，寿85岁。
失：兄弟反目
直至今日，邵氏旗下的TVB每年的重头剧集都少不了“大家族”题材，其实邵氏家族本身的恩怨情仇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否则王晶也不会拍影射邵逸夫的电视剧《影城大亨》。譬如邵邨人被两位弟弟“杯酒释兵权”，“邵氏父子”与“邵氏兄弟”分道扬镳的跌宕故事就颇具通俗剧的传奇性。
话说邵氏新加坡最强大对手国泰在香港创办的“电懋”短短几年内拍出不少叫好叫座的佳作，打得邵仁枚邵逸夫兄弟焦头烂额，只好苦思良策，多次督促邵氏在香港负责制片的二哥奋起直追，可惜效果一直甚微。被逼无奈，新加坡的邵氏兄弟决定用“釜底抽薪”之计，夺下二哥的制片权。只是，尽管大家都是兄弟，但涉及权力交替，还是怕伤了和气。商量再三，老六和老三决定出钱给老二办一个“六十大寿”，在这个隆重豪华亲切和谐的场合下，提出：“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最好。”
本来二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但问题是这两位弟弟控制着制片资金和发行地区，若然翻脸，自己空有制片权又有何用？想到此处，也只有半推半就，让出制片大权。之后，邵逸夫来港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邵邨人却将旧邵氏片场卖掉，在弥敦道投资兴建邵氏商业大厦，同时收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