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伙眼巴巴盼着他回来，严宏昌在心里对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再苦，再难，也要为小岗人办成一两件事，至少不能再让大家沿街乞讨，一定得想办法让大伙吃饱肚子！
严宏昌回来的消息，确实让小岗人为之一振。所以，改选生产队领导班子的那天，会场上十分热闹。公社书记张明楼听说严宏昌回村了，也很高兴，特地派了党委副书记钱进喜来村“督阵”。会场选在严学昌家，当时他家的地方大，三间茅草房，中间没留墙，一通连地坐满了人。
据严立学介绍，当天大家选出的是四个人，按得票多少分别是：严立学、严宏昌、严金昌、严俊昌。但是公社只批下来三个人，仍然认为严金昌有过“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问题，被除名；而得票最多的严立学，从一九六三年到这次选举，断断续续地干过十多年的队长，不愿再干了，认为自己干会计最合适，这样，队长自然就落在了严宏昌的头上。
严立学是个“三岁娃也不欺”的老实人，大伙投他票，是因为他人缘好，但谁心里都清楚，论干事，能打开局面，还数严宏昌。严宏昌当队长，是众望所归。
严宏昌这天还不满二十九岁，严立学和严俊昌都比他大上*岁。不过，在小岗，比严宏昌大和比严宏昌小的，差不多都轮流干过队长了，但这回严宏昌被选上，关庭珠老人居然当众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给他作了个揖，满怀热望地说道：“这下就看你宏昌可能给咱们弄碗稀饭喝喝了！”
关庭珠这意料不到的举动，这掏心窝子的话，让严宏昌顿感肩头的担子沉了许多。
有人问严宏昌：“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烧哪三把？”严宏昌想都没有想，就说：“其实只需烧好一把火就够了：打破‘大锅饭’！”
此前，公社已经按小岗人住家的情况将分别住在村东和村西的社员划成了东西两个作业组，严宏昌依然认为这是在吃“大锅饭”，因为一个作业组，仍有十户，五六十口人，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这哪叫干活？这是糊弄地呢。一半的劲也使不上，哪能收个好庄稼？在他承包的那些建筑工地上，他搞的那才是真正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人都有明确的包工包量，虽一个工地干活，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技术水平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薪水就会差上个两三倍，这才能调动起大家想多干活，想法子去钻研技术的积极性。
秘密会议（2）
这天，严宏昌找到严立学，要他给公社写份报告，请求把作业组进一步划小，将小岗生产队剖成四个作业组。
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看了报告，不猜也知道，这是严宏昌的主意。考虑到这样划小可能会对生产有好处，还是破例同意了。
可是，分成了四个作业组之后，没出几天，各组内部就闹起了矛盾。
按说，总共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岗村，谁家的鸡狗叫，一村人都可以听到，彼此间不是沾亲，也会带故，有什么好闹的？
严宏昌调查后发现，这账还得要算到十年*上。那年头，走马灯似的工作组，常挂在嘴巴上的，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社员严立坤，锄地时不小心锄掉了两三棵玉米，就认为他在搞破坏，组织社员大会挂牌子批斗；社员严付昌，逮鱼时泼了点塘里的水，也被认为是“破坏水利”，挂牌子游斗。今天来的一个工作组，支持这一派斗那一派；明天来的一个工作组，又支持那一派斗这一派。社员跟队里干部斗，社员跟社员斗，队里干部跟队里干部斗，有的一家也分出几派来。其实，与天斗，与地斗，就没有不吃苦头的；人与人斗的结果，只能是老死不相往来，坐不到一块。更何况现在的作业组划得更小了，每个社员在出勤、记工上谁吃了亏，谁占到便宜，就看得更清楚，各家各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更直接、更激烈了。
“再划小！”严宏昌想了想，果断地说，“问题不是出在一家两家，这就非解决不可了！”
但是这次严宏昌没再要严立学向公社写报告，明摆着的事，写上去也不会有人敢批的。可现实的具体问题又必须由他来解决，于是他瞒着公社，偷偷地把全队由四个组划成了八个组。
划成了八个组，大家才发现，这些“作业组”就成了“父子组”、“兄弟组”或是“邻居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两家）；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父子、女婿三家）；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两家）；
六组：*、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两家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两家邻居）。
这样一分，就都很满意。认为这是“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谁都以为这样就不可能再生发出什么问题了。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
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这事，严宏昌本来是应该想得到的。在外承包工程，为确保工程的工期和质量，他也是六亲不认，不会去照顾亲朋好友的。现在弟弟提出要求和他分开干，感情上虽然受不了，但他知道弟弟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 想看书来
秘密会议（3）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严俊昌和严美昌兄弟俩也闹了起来，并且闹得不可开交。
严美昌是个直性子，又是个勤快人，每天天刚亮，他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干完一茬活，才回来吃早饭。哥哥严俊昌，夫妻俩带着八个孩子，孩子一多，事情就多，每天就不能和严美昌一家人一齐下地。一天两天，还没什么，日子一长，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见地里总是自己一家人在忙，就埋怨：“爸，我们都干了半块地了，大爷他们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地又不是咱一家的，不干了！”严美昌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这天冲着严俊昌嚷起来，坚决要分开，不愿再捆在一起了。严俊昌也很生气，但想想却又不占理。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亲叔伯兄弟，平日无话不谈，于是严俊昌就把自己的苦恼跟严宏昌说了。严宏昌一听，心里咯噔一跳。
他寻思道：生产队的三人领导班子，两人“后院失火”了，这问题就不小；队干部自己家里的问题都处理不了，还能去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吗？
不过，他也发现，组划小了，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这样划分，依然存在平均主义问题，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这天晚上，摸着黑，严宏昌登门去请教关庭珠。他说：“大爷，我年轻，对庄稼活不在行，你看这队里的生产怎么日弄才好呢？”
关庭珠沉吟了一会，望着他，不说话。
“大爷，你尽管说。”严宏昌看出老人似有什么顾虑。
关庭珠说：“我说出来很容易。这事，不在你会不会干，而是敢不敢干。”
严宏昌越听，越发急，就说：“大爷，只要大家不饿肚子，杀头我也认！”
关庭珠说：“办法有一个，我只给你三个字：‘责任田’！”
严宏昌眼睛一亮，他知道关庭珠说的是六十年代包产到户的事。
闹饥荒那年，他已十二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父亲带着全家逃到外地。重新回到小岗时，已是一九六二年了，也就是那一年，小岗人才开始搞起“责任田”，刚搞不久，上面便下文要求纠正了。就是说，“才摸到被头儿天就亮了”。小岗搞“责任田”之所以会比其他的地方迟了大半年，实在因为小岗太偏僻，消息太闭塞，当时小岗死亡逃亡的人也太多，那场灾难几乎将小岗人整个吞没了。后来上面强行收回“责任田”了，没等小麦完全成熟，小岗人就连夜开镰收割；种的豆子还没结角呢，也只好摘回家当蔬菜吃。虽然那一年的损失很大，但小岗人看得出，“责任田”里长出的庄稼就是不一样，一亩胜过以往十亩的产量！
严宏昌想到这，禁不住脱口问道：“大爷，你是说包产到户的‘救命田’吧？”
关庭珠说：“正是。要想让大家不吵不闹，把田当田种，把庄稼当庄稼侍弄，只有一家一户地干。它是‘救命田’，也能要你的命，上边不支持弄不好班房有你蹲的。”
严宏昌在外闯荡多年，对国家大政方针上的一些变化，平日他还是十分留意的，他知道，现在不兴“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了，上上下下都在拨乱反正，强调实践的重要，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责任田”就是好，那就应该允许干。当然，他知道这事不会很简单，但只要对小岗人有好处，他是不怕有风险的。
于是他找到严俊昌，谈了自己的想法。严俊昌一听，忙劝：“这事要慎重。美昌闹着要跟我家分开干，再闹也是兄弟俩的事；一个生产队把田全分了，这事就大了。”
秘密会议（4）
“既是好办法，为什么不可以试试？”严宏昌极力说服严俊昌。
严俊昌仗着是兄长，反而要说服他：“你听我的不会错。一个人的生命就几十年光阴，大家都能搞上一碗饭吃就不错，再说权还在我们兄弟俩手里。”
严宏昌想不到，这事，在堂兄这儿就碰了个软钉子。他很懊丧。
严学昌与严宏昌当时还是门挨门的近邻，严宏昌就把他的这种想法，也说给了严学昌听，严学昌倒是十分支持，只是说：“真干，查到了不得了。”
严宏昌说：“咱先瞒着，暂不泄露出去，干出成绩了，再向公社汇报。”
“怎么进行呢？”严学昌见严宏昌下了决心，也来了劲。
严宏昌说：“一个串联一个，单线联系，把工作做在前头。”
“这就像搞地下党似的。”说得严学昌忍不住笑了起来。
严宏昌却笑不起来，他叹了口气，说：“但是俊昌哥首先就不同意，你看怎么办？”
严学昌是精明人，他提醒道：“俊昌是个胆小人，但人还并不固执，你再找找他，看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严宏昌于是又去找严俊昌。隔天，严俊昌的父亲*出面了，他主动找到严宏昌，表示同意分开，但提出要分队里的那口大草塘。全队就数那口大草塘的塘大，水多，这在严重缺水的小岗人眼里，是个稀有物啊！现在*要求独占，未免有点儿“狮子大开口”了。
“三大爷，你说。”严宏昌虽感意外，却还沉得住气。因为严俊昌的父亲*，就是自己的亲伯父；父亲弟兄五个，父亲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排行老三，所以严宏昌就一直喊他三大爷，现在只能认真地听。
“还有，”*也不客气，接着说道，“队里的那头好牛也要给我们。”
严宏昌真的感到为难了。队里虽然现有十头牲口，可全是小牛犊子，就那一头能下田犁地的他也要。
“还有吗？”严宏昌瞅了瞅三大爷，继续问。
“地么，我已选好了。”*说，“到时要分给我们的，我都在地里挖了几锹，堆了个土堆，作了记号。”
送走*后，严宏昌慌忙出门跑到地里去看。他真的看到，在离村子最近也是最好的几块大田里，分别都堆有几个不大的土包。
严宏昌简直看傻了。
他把这事告诉严学昌，严学昌也很惊讶，但严学昌却很痛快地说：“可以，都给他！”
“怎么可以这样呢？”严宏昌觉得*爷俩做得太过分了。
严学昌却说：“便宜尽他们拣，他一天三顿吃干饭，我们没菜喝稀饭也要分，不能再捆在一块了！”
严宏昌就又去找严立学。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只有三个人，现在严立学的态度便显得至关重要了。不曾想，严立学竟是非常地坚决，他对严宏昌说：“这事你操办，指望俊昌，他没那个水平，又缺文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