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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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故事-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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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之后的小岗人(5)
严宏昌这天跑到县委,想找陈庭元书记诉诉苦,寻求他的支持。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时陈庭元已经离开凤阳,调到滁县地委,担任了地委副书记。
  他沮丧地回到家。但是越想越憋闷,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准备到滁县地委去找陈庭元评评理。他相信只要陈庭元了解了这件事的原委,就一定会支持他,还会鼓励他把厂子办大,办出来影响;他甚至下了狠心,到地委万一找不到陈庭元,他干脆就从滁县上火车,去合肥找已出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因为王郁昭也是最了解小岗、最支持小岗的领导。
  严宏昌正这么打算呢,陈庭元却突然来到小岗,主动找他来了。
  陈庭元一进门,严宏昌惊喜得差点叫出来,说:“陈书记,我正要去找你,要向你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呢!”
  陈庭元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办的这个加工厂,我看还是先停掉吧。”
  陈庭元劈头一句话,说得严宏昌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了。
  陈庭元接着说道:“有人告你在搞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集体利益,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他们找到县里,也找到了我那里。这段时间我没来了,小岗有了不少故事,安徽电视台《社会之窗》也把你们几个建厂不建厂的争论曝了光,闹得沸沸扬扬。”
  严宏昌这才知道,省台汪清把他那天和严俊昌的争论偷偷录了像,并公开放了出来。
  陈庭元忽然严肃地望着他,说:“宏昌,我今天不谈你该不该办这个厂,听我一句话,算啦——你暂时回避一下。”
  严宏昌越听越吃惊。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直由衷敬佩的陈书记,也一下变得陌生。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他依然搬出中央的“一号文件”,说明自己并没有做错;“发展商品经济”,这应该是各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陈庭元在屋里沉重地踱了几步,才扭过头,再次认真地望着严宏昌,语重心长地劝诫道:“你讲的,文件上是这样,这一点不错。不过,你恐怕就没注意到,它有个前提,就是要求各地在继续抓好稳定、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安徽是带头的,小岗是有贡献的,全国都已经在实行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稳定’它呢?你想过吗?这说明,对这种承包责任制持怀疑、反对的,大有人在。有人至今还在怀疑、否认大包干真的那么好,你们作为包干到户的带头人,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至少,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严宏昌终于明白,陈庭元书记就是为了“小岗村”这个大局,专程来做他的工作的。他当然感到极大的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可为什么要他做出让步,做出这个牺牲?
  最后,陈庭元准确无误地,不容严宏昌讨价还价地道出了此行的目的:“你必须暂时把厂停下来!”
  严宏昌听出了陈书记在强调“暂时”二字,但他仍感到了一种悲哀。他本不想答应,却又念及对方过去对自己的多次支持,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闹心的事不仅是要把厂停下来,就在这同时,他最小的儿子严德锦突然犯病,鼻血流个不止。其实,这是儿子的老毛病了,生下来不久,就常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为这,严宏昌和段永霞伤透了脑筋。这一次,段永霞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发现儿子的鼻血又在一个劲地流,忙赶回家和严宏昌一道把他送到了凤阳县医院。谁知,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治不了”,夫妻二人一下慌了神,连夜抱着孩子又赶往蚌埠市。蚌埠的医生说孩子是“血小板减少”,需要大量输血,而且最好是输新鲜的血。严宏昌只得去找长年给医院供血的卖血人,干脆把五六个卖血人包了下来,供他们吃喝和住宿,以保证能够及时地把血供给儿子。
  仅包养卖血人这一项,就花去一万多元。之前,严宏昌已把准备盖新房的建材买回了家,原本打算拆掉茅屋盖上九间大瓦房,三个儿子每人三间,严德锦这一病,他只得托人把建材又退了回去。退回建材的那天,段永霞哭了,埋怨自己命苦:上次准备盖房子的积蓄,因为严宏昌父亲的去世花了个精光;这次严德锦的病,又使盖新房的计划落了空。
  严德锦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一直要盖大瓦房的心思,哭着喊着不愿再治。每输上一袋血,严德锦就嚷着:“一拖拉机的稻子又没了!”儿子的聪明与懂事,使得严宏昌就愈发地难过,他要治好儿子的病的决心也就越强烈,赶到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辛辛苦苦办塑料加工厂攒的钱,也就花得差不多了。
  就这样,严宏昌和段永霞寸步不离地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二人才顾得上回一趟小岗。
  严宏昌回到小岗,到工厂一看,他吃惊地发现,再生机上的动力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破坏了,好端端的两台设备残缺不全。本来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时机一到还能继续生产呢,这样一来,这个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万般无奈,他只得把机器从租用严立华的草房中搬出,闲置在家。
  严宏昌咽不下这口气啊!省电视台《社会之窗》把他办厂的事宣传得没人不知道,轰动大了,陈庭元书记让他“暂时把厂停下来”,这已让他很委屈,现在竟有人趁他不在,把机器破坏了,把他花了不少钱从小溪河变电所引过来的动力线也都剪了,钱的损失事小,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这事做得太恶劣!
  他找到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要求查清这事究竟是谁干的。
  崔志祥为难地苦笑道:“宏昌,这事你找到大队没有用。”
  “为什么?”
  “这话我不好给你讲,我不讲你心里也应该有数。”
  严宏昌听崔志祥这样一说,就不再往下问了。
  他心里当然有数。但心里有数又能怎么样呢?大家显然都很在意小岗村的“声誉”,即便你比窦娥还冤,找到县里,找到地区,他们也会像陈庭元书记那样,不跟你谈具体的事情,最后提醒一句:“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大家都在回避。为了小岗,严宏昌也只有当自己是哑巴吃了黄连。
  

祸不单行(1)
工厂办不成了,村里的事又一点问不上,庄稼活一完,人就闲了下来。严宏昌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又动起了脑筋,要为自己找点儿事做。这时候,他注意到,由于各地农村都实行了大包干,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大幅度地增产,很快,就出现了他过去曾对陈庭元说过的情景:“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粮食增长得太快了,“卖粮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当然,严宏昌不知道,仅一九八四年,为缓解农民的“卖粮难”,国家就多收购了六百亿斤,即使这样,农民手中仍有四百亿斤粮食卖不出。他调查后发现,不光是小岗,也不光是凤阳,江淮一带很多农民打下的粮食囤积在家里卖不掉,愁得心急上火。
  粮站不收购,严宏昌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想,在去浙江瑞安联系塑料制品加工厂的业务时,就注意到,那边的社队企业、家庭工厂,遍地都是;正经种庄稼的已不多,为何不把这边的粮食,卖到那边去呢?
  为此,他专门又跑了一趟温州地区。一深入调查,信心倍增,那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得很。既然“商品生产”做不成了,那就改做“商品流通”吧。
  他准备要做的其实是“长途贩运”。当时 ,“长途贩运”还像当年他搞“包干到户”一样,属于禁区。但他想,既然中央提出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就放在那儿,而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农民的“卖粮难”,农民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呢?况且,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要求各级干部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严宏昌决心试一试。
  既然政策还不允许公开地干,那咱就像当初分田到户那样,不声不响,偷偷地干。他把收购来的粮食装上车后,在上面盖上几层塑料布,把粮食盖得严严实实,这样一伪装,还真灵,十分安全,一路绿灯,没人查,没人问,于是他一门心思地跑起了温州的粮食长途贩运。
  然而,随着粮食的生意越做越大,县里又来了人。来人最初还是和颜悦色的,给严宏昌讲道理,说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直是由国家统购,农民除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留下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严宏昌说:“农民是想把粮食都卖给国家,可国家的粮站不收购了呀。”
  来人一听,很不高兴,就说:“收购不了,那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乱来的!”
  严宏昌一听,也有些不高兴,于是说:“这边‘卖粮难’,那边正缺粮,我这不是为国家分忧吗?”
  来人正色道:“不说你这是在投机倒把,但有人已反映你‘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
  严宏昌不服,反问道:“想发家致富,错在哪儿?中央不是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小岗的其他人不是还不像你这么富吗?”来人严肃地告诫道,“你毕竟曾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小岗村的形象,你自己的形象!”
  来人走了以后,他老是在想对方丢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真的有些搞不懂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就这不许干,那不许干,一干就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声誉?他做梦都想让小岗人富起来,可他什么也不是,有劲使不上呀!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只愿种田,安于现状,他也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难道大家都共同贫困,才是小岗的形象?

祸不单行(2)
严宏昌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想,县里干预他做长途贩运,只是认为这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形象,可并没说这事犯法,干了该抓;他认为,自己做这事并没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自己赚的仅仅是智慧钱、辛苦钱,名正言顺,用不着怕别人议论。这样一想开,严宏昌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停下来,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严宏昌告诉我们,直到了一九八五年,他背的这个“黑锅”才落地。那时,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了,为活跃中国农村经济,颁布了十大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取消粮食、棉花的国家统购,同时宣布:“生猪、水产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严宏昌从这新颁布的政策中,强烈地感受到党的这些政策,越来越贴近农民的心,真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使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还有让他的心为之一动的,就是梨园公社党委书记换了人:张明楼走了,徐学友接替了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这消息使他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冲动。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他看得出,自从张明楼将他“削职为民”,即便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年他带头搞的包干到户是正确的,但直到张卸任,可以把严俊昌委以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也不愿恢复他当初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更不会帮助他实现这个多年的梦想。
  现在,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甚至相信,他的一个多年的夙愿,即将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珍重其事地递给了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不久,公社党委分管组织的周善忠就找他谈了一次话,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等啊等,等着批准他入党的消息快点下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入党的消息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强调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
  读着这些为农民松绑,替农民说话的新的政策规定,严宏昌打心里往外地感到提神,长劲,顺心,痛快。他知道是万里在主管农业,这些好政策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想到万里来小岗时,他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党在他的心目中就一下变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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