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放了一炮，他说：“既然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应该包括一部分农民。不是农民能不能购买拖拉机，这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农民迫切的要求，不光应该允许，我看还要积极鼓励。”会上分歧最大的，就是雇工问题，严格规定私人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雇主就有成为资本家之嫌，划入被打击的对象。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是：*在《资本论》里论述“转化为资本所需要最低货币额”这个命题时，曾举例谈到当雇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时，他就有可能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当时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本本主义”气氛之令人窒息，由此可见一斑！
县里来人教训了严宏昌一顿，这件事，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更叫严宏昌感到恼火的还是，他从来人的话里听出，万里不仅看了信，还给他回了信，只是被公社扣压了，县里通知不能交给他。他当即去找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不在，他找到了副书记马德全。
马德全证实有这个事，严宏昌说：“信不给，可以告诉我万里在信里讲了些什么吗？”
马德全的回答十分明确：“县里有交代，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严宏昌大惑不解。
马德全说：“这是纪律！”
那以后不久，*肯定“凤阳经验”的讲话逐渐被公开，再加上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及一些媒体对小岗的广泛宣传，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的人，便随之络绎不绝，以至连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寨大队、大庆油田也派员前来，先睹为快。
这天，南京军区一两千名官兵，在县委副书记周文德的带领下，来到小岗。周文德还像以前一样，派人去找严宏昌，请他出面接待。可是这次，严宏昌不干了，他要周书记另去找人。并说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岗生产队队长，又不拿一分钱工资，没有这个义务；而且表明，今后县里来人找小岗联系公务，他将一概不接待。
周文德看出严宏昌有情绪，询问他怎么回事，了解到严宏昌是因为给万里写信，只是想向中央领导报个喜，顺便表达一下自己想买台拖拉机的愿望，就遭到县有关部门的粗暴处理。周文德听后，也觉得县有关部门这样做确实不应该，便劝了严宏昌几句，并答应这事他将设法帮助解决。果然，周文德没有食言，不到一个月，就帮严宏昌购买了两台四轮拖拉机。其中的一台，严宏昌让给了承包田同样分得很远，也需要拖拉机运输的严学昌。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3）
这件事又让严宏昌在小岗人面前赚足了面子。
但是，也有让严宏昌感到难堪的事情，这就是：既然*都肯定了大包干的“凤阳经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官复原职”，再当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呢？那段时间，他有些失落。
队里的事问不上，严宏昌还是想为大家做点事的。当然，到了这一步，他不可能再出去搞建筑，重操旧业当包工头，因为这时“小岗”已是声名鹊起，他更不可能就这样离开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地方。不仅不离开，还想“锦上添花”。
当村民们沉浸在吃饱穿暖已很满足的喜悦之中，严宏昌却又动起了脑筋，寻思着如何利用“小岗”的这种社会资源，兴办企业。他很清楚，小岗的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但一家一户就种这么点地，只能管温饱，要让大伙真正富裕起来，让小岗变个样，就必须办工厂。
“办工厂”这一想法，就这样开始扎根在了严宏昌的脑子里，以至成了他后来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改变的梦想。
办个什么厂好呢？他想到了烧砖，先建一个轮窑厂。这么多年，他在外搞工程，成天就是跟砖瓦打交道，凤阳这么大，也只是临淮关有座土窑，用砖还得跑到蚌埠去解决。他想如果县里能够在资金上给予一点扶持，他愿牵这个头，为小岗兴办这样一个集体企业。何况小岗也有着兴办轮窑厂的条件，村西头的土岭上就有100多亩地，“*”期间县林业局曾在那里搞过板栗园，没搞成，后来就成了荒岗，如果在那儿办窑厂，既烧了砖，又平了地；再说住上大瓦房也是他多年的愿望，有了轮窑厂，小岗人家家都能住进大瓦房，岂不是一举三得？
他越想，越激动，提笔又给县委书记陈庭元写了一封信。
谁知这边信刚邮出，陈庭元就把他找去了。
陈庭元觉得严宏昌的这个想法很现实，也很好，小岗本来就是人少地多，还有许多荒坡野岭闲在那里，再说严宏昌又搞过多年的工程承包，经验也有。轮窑办好了，小岗的集体经济自然会有长足的发展。他让严宏昌先做个调查，匡算一下大约需要多少资金，小岗的土质适合不适合烧砖，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又怎么解决。
严宏昌一见陈书记这样支持，立马跑到江苏武进县请来专家。化验的结果不久就出来了：小岗的土质非常好，很适合烧砖！工程预算也很快出来：建一座二十二门的轮窑厂造价为八十五万元左右。
严宏昌拿着一整套工程计划报告，去找陈书记。陈书记看了，很满意，当场拍板道：“我先给你们解决八十万元货款，干起来再说。”
忙活了几个月，陈书记十多分钟就拍板解决问题，办事这么爽快，这使严宏昌信心倍增。出了县委，他没在县城耽搁，就直接赶回了小岗。
到这时，他要把办窑厂的计划详细告诉严俊昌、严立学二位队干部了。他甚至想象得出，二人一定会是又惊又喜，因为，不声不响，办厂需要的八十万元，已经解决。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啊！
生产队长严俊昌一听，是这么大个事，不敢做主，于是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喊到严立坤家门口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严宏昌没想到，大家坐下后，分析来，分析去，七嘴八舌，一连开了三个晚上的会，也没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
有的说：“宏昌，你这是好心，替大伙着想，可咱小岗人才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一不愁吃，二不愁穿，折腾那个干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4）
有的说：“盘古到今，农民都是土里刨食，种田过日子，办啥厂呀？火烧烟熏的，不说这是糟蹋土地，再讲也危险不是？”
有的说：“我们人老几辈都是老实的庄户人，决不能干那种眼只望着钱的事。”
更多的，还是担心：“乖乖，要花这么多钱？八十万？贷款只是借给你用，到时要归还的，有个闪失，砸了，怎么办？”
最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干，庄稼人不能趟这浑水！”
严宏昌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耐心地听了三个晚上，可是，他越听越失望。自己掏腰包，辛辛苦苦把办厂的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县委书记也满意，还亲自帮助解决了贷款，这对小岗人来说，等于是“打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却不接受。他给他们耐心解释，说建窑厂又不是造导弹，需要啥高科技，而且啥原材料也不用备，小岗有的是荒地，不愁办不好，可大家就是不信。
他直感到一腔热血泼到了凉水上，难过极了。
其实，会场上出现这种场面，严宏昌本应该有心理准备。现在的小岗人已不同于几年前了，那时他们是走投无路，为大旱之年不被饿死，所以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团结一心跟着他把田分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有吃有穿了，办企业肯定会有风险，谁还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再说八十万，这数字也太吓人了！当时一个万元户就很稀罕了，就算是富得流油了；八十万，那岂不是天文数字？小岗人何曾见过那么多钱？正像一个村民讲的，万一办砸了，还不了，怎么办？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也还都是纯朴本分之人。
最后，严宏昌退而求其次，他说：“大家担心窑厂由生产队办，怕土地会像过去在集体里一样谁都不爱惜，干起活来不出力，结果将熟地整成了生地，把肥地种成了瘦地，干到最后大家没饭吃，我理解。这样吧，窑厂由我个人来承包，我每年向队里上缴二十万元纯利润。”
严宏昌觉得工作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可以说，万事俱备，其实就只欠大家言一声“同意”。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操一点心，所有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凭他多年承包工程的经验，办这样的窑厂，等于三个指头拣田螺——十拿九稳；窑厂建起后，不但能够解决队里一些富余劳动力的工作，每年保证队上有二十万元的收入，这些钱也能让小岗村每年办成一两件集体事业上的大事。
严宏昌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严俊昌身上，因为他是队长，大家在大事上还是听队长的。但是，严俊昌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办窑厂是以生产队的名义贷的款，就算他严宏昌个人承包了，但如果出了问题人家还得找生产队，他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大家不认可，严俊昌也不支持，讨论办不办窑厂的事，就这样不欢而散。
严宏昌沮丧极了。多好的项目！多好的机会！改革出了大名的小岗人，有了几天饱饭吃，就不敢大胆想，大胆地闯，不敢冒点风险，干点大事，这还配当年的名声吗？
虽然不少村民有顾虑，但在严宏昌看来，办窑厂是个稳赚不赔、毫无风险、可以说有百分之一百把握的事情。何况，会上还有严立学、严立付、韩国云、关友章这些人在支持。如果今天队长还是他严宏昌，只要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赞成，他就敢拍这个板。小岗人既然包干到户敢为天下先，他相信，窑厂办起来，不往大处说，他和小岗人至少会成为全省最早住进砖瓦房的农民。到那时，多风光，前来参观的人走进村，眼睛也会为之一亮。
严宏昌越想越痛苦，他待在家里几天没有出门。
他没有勇气再到陈庭元书记那里去，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向陈书记去解释。他确实是以小岗生产队的名义向县里申报项目的，队里不愿意干，他就干不成。
这天他正待在家里纳闷，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这才慢慢地抬起头，竟发现是陈庭元主动找上了门。
那两天，陈庭元一直在为小岗忙着轮窑的贷款，贷款的事落实下来了，却不见严宏昌的影子，他很奇怪，就亲自下来看个究竟。
“窑厂的筹备工作怎样了？我已把你们需要的贷款办妥了。”陈庭元乐呵呵地说。
严宏昌闷哧了半晌，不得不据实相告，把生产队开了三晚上群众会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介绍。
陈庭元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直叹气，说：“宏昌啊，算了。群众的事，群众不同意，你也不能勉强。”
温饱之后的小岗人（1）
一九八四年，中央下发了第三个“一号文件”，严宏昌发现，这次中央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并要求各级政府逐步把精力转向领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
为了这个“历史性任务”，严宏昌想了很久。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上年准备办轮窑厂的想法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伙不同意，他也拿不出多少理由去说服大家。外地的农村都在怎样“发展商品生产”，富裕起来的农民又是个啥样子？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也就在那一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被宣传开来。这话，正对严宏昌的心思。他认为，后一句话就是说给农民听的。农民当然要种地，要种还得种好，因为一个国家农业不搞好，国民经济基础就成了问题；但农民只知道种地，仅靠种地，你把自己脑袋栽进地里去，也不可能富到哪儿去！
他坐不住了，就决定到外边去跑一跑，看一看。小岗人包干到户搞改革，领先全国，带了头；新的“历史性任务”来了，也不能落伍。
出去跑就要花钱。当时，妻子段永霞最大的心思也就是建房子。最小的孩子已有四岁，五个孩子都同他们挤在一间茅草屋里，早就转不开身，夫妻俩没办法只能在墙上打出两个洞，搭了个小阁楼，每天爬上去睡。严宏昌要动用盖房子的钱，只得谎称去买收割机，他向段永霞要了三千元。
他首先去了河南郑州。原以为那里是中原重镇，又是农业大省的省城，肯定有看头，但在郑州郊区跑了两天，觉得同安徽差不多，这才猛然想起一句老话：“宁向南走一千，不向北走一天，”于是又掉头南下。
到了上海郊县，竟也看不出什么头绪，乘车便去了福建。结果发现福建农村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山区还很苦。
这天晚上，他住进一家私人小旅社，住的是十多人一间的房，大通铺，电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