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日本兵撞进了牛头山村。结果她被日本人掳走了，村子里的房子也全部被烧光。整个村子近百号人，除了他一人逃了出来外，其他人全部日本人杀死了。在仇恨的趋使下，他连夜逃奔了盘踞在鲁湖一带的土匪周小山。当时他刚满十六岁，他的思想也和他的年龄一样单纯，在他的脑子里，国仇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但是家恨却是铭心刻骨的。他说，他杀死过日本人，并且不止一个，同样，日本人也不甘心像鸡子一样被他杀死，他耳朵上缺失的一大块就是在一次与日本人的肉搏中，被一个与他同样年轻的日本鬼子硬生生用牙齿撕咬下来的，当然，这一脸稚气的日本鬼子没有得到好下场，他用一把一尺多长的枪刺将对手刺了个透心凉。自那个晚上离开牛头山村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甚至在抗美援朝时期到过朝鲜。五四年年初，他作为伤残军人被安置在范湖农场，自此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回国以后，他曾托人打听过她的消息，知道她不仅没有死，并且还生了一个男孩。他知道，这男孩肯定是日本人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几十年来他没有去过牛头山村，更没有找过她。
“但你现在为什么不去找她呢？”我想起他刚才轻轻抚平她头上一丝乱发的动作。
“找她？我为什么要找她呢？”他突然睁大了眼睛，脖子上的青筋也一根一根暴突出来，“我虽然也不是一个好人，但我再贱也不可能与这样的女人生活一辈子呀！”
他的话明显没有讲完，但我知道他深藏在心里的那半截话。在他的意识里，真正的女人应该用生命维护自己的贞操，这是中国人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深深地根植于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个善良人的意识里。但是，她不仅没有用生命维护自己的贞操，而且在贞操被日本人毫无人性地蹂躏后活了下来。同时，她不仅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并且将日本人的孽种生了下来。更甚者，她耗尽毕生心血将这个日本人的孽种抚养成人。
“她早就应该死的。如果那时她死了，我会一辈子记住她的，每年还会去她的坟上烧上几扎纸钱，燃上几柱香烛。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并且用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活了下来。我至今都不明白，她怎么会这样呢？她为什么会这样呢？”甘光忠一字一句地说，到后来几乎是梦呓似地将话讲出来的。
“这几十年，隔得这样近，你就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从来没有。”
“那这次你为什么将她从牛头山接到赤矶山呢？”
他苦笑一下，说：“有些事情原本就是命中注定的，你没办法解释清楚。我真的没有料到她还记得我。是在那杂种死的头一天，也不知她从哪儿打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她托人带信我，说是临死前想见上我一面。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最后的一个愿望你不能满足她吗？这样我就赶到马鞍山去了。当时她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说过什么吗？”
“当然说过。也就是那句话将我固守了几十年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当时她已经不能下床了，思维模糊，神志不清，但从她的表情判断，我知道她已经认出了我。她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好象要把我的形象死死地刻进脑子里一样。但是，最后她竟说：‘你不是光忠，你不是光忠。’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任我怎样解释她都没有睁开。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我也于心不忍呀，所以当天晚上我就租了辆车子赶到魔芋厂，想告诉那个杂种她病危的消息，但那杂种不在，我只得匆匆赶回来。谁知第二天一早，县城有人开车过来送信，说那杂种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她不仅睁开了眼睛，并且死活要去县城。她当时连床都下不了，怎能去县城呢？我只得租了一辆农用车，将她带到县城。到那个厂子里时，说那杂种已经被送到火葬场了，我们又匆匆忙忙赶到火葬场。谁知到火葬场时，你们公安局什么人也不让进，任凭我们怎样解释都没有用。结果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烟囱里的那缕青烟缓缓飘向天空，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向我伸过手：“有香烟吗？”
我掏出香烟，递给他，并给他点上火。他贪婪地吸了一大口，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吸了几十年的烟，前几天竟莫名其妙地想将它戒掉。看来，这几十年的习惯要在一两三内将它改变过来是不可能的了。”
“你是说不戒了？”
“对。自今天开始，重新抽烟。”他说话时语气坚定，并且夸张地挥了一下手臂。
甘光忠重新点着了一支香烟后，接着往下讲：“我们到火葬场后，听说那杂种已经被送进炉子里，她当时就休克了。从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真的，你说说，那杂种虽然是日本人的孽种，但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呀。想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他抚养成人，到最后连看他一眼都没能看上。作母亲的在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住吗？若说能够承受得住，那除非她不是人。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将她重新用农用车拖回牛头山。但看着她那个样子，我最后下了决心，决定将她拖回赤矶山。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是一个可怜的人，是个可怜得连猪狗都不如的人。第二，她如果死在牛头山，肯定连一个替她收快尸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活着遭了如此大的罪，死了若再遭这样大的罪，天理不容呀！”
“那她知道你将她带到赤矶山来吗？”
“不知道。自那天她在火葬场休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一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时，坐在甘光忠家院子里喝茶的严一行跑过来，说那台湾人已经到金水闸了，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甘光忠有点奇怪：“还有人要来？”
“是呀。有个台湾人要找你。马俊，马所长没有告诉你吗？”我说。
甘光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马所长只说这两天有人要找我，我以为是你们公安局为小男一雄这件案子找我哩。台湾人？这一辈子我可从没有与台湾人打过交道呀。是不是搞错了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
吴书记陪台湾人一道来的。他们带了两辆车，一辆崭新的丰田面包车，坐着吴书记和那台湾人，另一辆是蓝鸟，坐着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定三和报社记者赖群力。全县人都知道，吴书记的专车是那辆原装进口的公爵王，但今天他没坐这辆车。这是官员们的习惯，在领导面前或者在那些不追求奢华的外地客人面前，尽量做到轻装简从，不显山露出水，以求给人以清正廉洁的印象。至于在下级面前，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台湾人是一个七十出头的老人。腰板硬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满头银发一丝不乱，举手投足间显出一副学者的儒雅风度。一下车，他的眼光就四下里寻找，透出抑制不住的急切和激动。当看见站在台阶上的甘光忠时，这老人怔了一下，不仅仅是眼神，也包括思想。时间在那一刻好象凝固了四、五秒钟，那老人深沉地喊一声：“小甘。”就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甘光忠奔去。与台湾老人相反的是，甘光忠却更像一尊泥塑，他嘴巴微张，呆呆地看着向他扑过来的台湾老人，竟一动不动。
在台湾老人将呆若木鸡的甘光忠紧紧搂在怀里时，我才听见甘光忠喃喃的声音：“是你吗？营长！真是你吗？营长！”
“是我呀，小甘。”台湾老人边说，边用手使劲拍打甘光忠的后背。
“这不是做梦吧？”
“不是！不是！”
两位老人就这样像年轻人一样紧紧地搂抱着，边轻轻地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边在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至于说的是什么，站在一旁的我们，谁也没有听清楚。我不知道吴书记他们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我自己感觉一股热潮从心里直往上涌，眼泪禁不住要夺眶而出。
足足两分钟后，他们分开了，但相互之间仍将双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都溢满了混浊的老泪。
“没想到你还活着？”台湾老人说。
“我不是说过吗？如果见不着你，我是不会死的。”甘光忠说。
“近五十年了，你活得好吗？”
“好！你呢？”
“也好！”
……
两位老人旁若无人地尽情地舒发着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情感，那样深沉，那样专注。世界仿佛不存在了，时间也仿佛不存在了，我们这些旁观者同样不存在了。
吴书记仍是刚下车时的姿势，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双眼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确实，像吴书记这样在风雨漂摇的官场上呆久的人，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呢？无休无止的斗争，大大小小的琐碎事，以及永远平息不了的种种矛盾，已经让他们原本敏感的情感变得迟钝，变得麻木。在他的记忆里，所谓的情感应该只是孩提时代才有的事情。陈强、马俊和严一行远远地站在一边，从他们的眉眼里同样看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他们的感觉应该与我一样，对社会和人生虽有感悟，但更多留于表层，会为一滴清泪，一声叹息，在内心里生出许多的感慨和遐想。只有赖群力像只猴子一样，拿着照相机前后左右不停地跳跃着，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搞新闻的人都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敏感，他应该从眼前的一幕里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故事，但是我敢肯定，他与我们一样，他的感觉同样仅限于表面，像他摄下的每一张照片一样，虽然可以永恒地记录下那个动作、那滴泪水，但是却无法揭示产生那个动作，那滴泪水的真正原因，更无法揭示那个动作、那滴泪水下面掩藏的一个个憾人心灵的故事！
活了四十多岁，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让我唏嘘不已的场面。改革开放以前，这样的场面你是无法看见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经常看见，但也仅限于年轻人之间。年轻人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的是爱恋和倾慕，而两位老人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的是什么一种情愫呢？确实，单从表象，我们这些旁观者是无法猜测也无法体验得到的。但是，仅凭眼前的表象就足够了，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心灵不可抗拒地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并且这一震撼不因麻木、冷漠或者迷茫而有丝毫的减弱。那种感觉就像一粒火种可以燃遍整个草原一样。在炽热的火焰之中，你没法抗拒，没法逃避！
最后，还是吴书记最先清醒过来，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走上前，右手搭在台湾老人的肩头，左手搭在甘光忠的肩头，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吴书记这句话虽然有点言不达意，但还确实将两位老人从激动中唤醒了。他们爽朗地笑着，连连向吴书记和我们赔不是：“看我们两个老糊涂，失态了，失态了。”
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是由两位老人掌控的，我们所有这些陪同的人，当然也包括吴书记都成了无关紧要的看客，或者说是在这一天中发生的许多感动故事的直接见证人。这些故事里的真正主角是甘光忠和那位台湾老人，我们这些陪同的人竟连配角都够不上。
中饭我们是在甘光忠家的院子里吃的，虽然吴书记建议找个好点儿的地方，但被台湾老人给一口回绝了。台湾老人说：“几十年了，我就等着吃这顿饭哩，小甘说过，若见面了，他请我吃家乡菜的。”
甘光忠在灶房里忙碌的时候，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听那台湾老人述旧。从老人简单的摆谈里，我们对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与甘光忠的关系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老人姓钱，名申豪，今年七十五岁，祖籍浙江宁波人，黄浦军校十四期毕业。抗日战争前期，曾参加过武汉保卫战，退守重庆后，又随孙立人的部队进入缅甸参加中国远征军抗击日本人。经历过翻越野人山的大败退，也曾参加过功克松山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随邱清泉到东北，在解放军功克锦州的战斗中被俘后变成了一名解放战士。后随第四野战军横扫大半个中国，一直打到海南岛才立住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先后进行的五次战役他都参加了。但在第五次战役中，他在汉江南岸因伤被美国人俘虏了，在巨济岛的战俘营里被关了两年。至于与甘光忠的关系，老人说这可不能用“救命恩人”这句话来形容。因为在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下，若用救命恩人这句话来形容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关系就显得过于苍白和肤浅了。他说，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