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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他是快四点钟那个时候发现躺在新世纪公园围墙下面的李锐的。在昏暗的路灯光下，隔着几十米，他就看见那围墙下躺着一个人，但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在他从事环卫工作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人他见得太多了，有流浪汉，有神经不正常的，有喝醉酒的，也有衣食无着的要饭的。也有那么几次，他发现有的人就这么躺着死去了。对这些人的收容不属他的工作范围，所以，他也就从没有将这当一回事，始终抱着熟视无睹的心态。但今天躺在围墙下面的李锐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主要是临近时，他发现躺着的这个人与以前见着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其他的就不谈了，光从衣着上看，这人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人可是穿着一身崭新笔挺的西服呀，并且左手手指上的一枚戒指在灯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好奇心让李得福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向躺着的这个人走过去。他小心翼翼地将李锐的身子翻转了过来，李锐竟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当李得福看见李锐满脸鲜血时，他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不能排除李得福在陈述时有卖弄和夸张的成份，他说，看见那鲜红的血时，他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刑事案件。他马上想到喊人，但是看着空荡荡的街道，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后来他跑到新世纪公园门防那儿，他认得守门的那位李老头。在敲了半天门后，他总算将睡得象头死猪的李老头喊醒。李老头以前当过兵，比李得福的胆子大。随着李得福走到围墙边上时，隔着五六米远，他就认出躺在地下的是李锐。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以前组织县城里各单位的门卫搞治安教育时，李锐曾向他们讲过话；其二，他记得这天早上李锐是三点半钟左右从新世纪公园里出来的，那大门还是李老头给开的，并且李锐在出门时还递了根烟给他。李老头对李锐检查了一下，发现李锐只是头上伤得厉害，但还不至于危及生命。两位老人同时想到得立即将李锐送到医院，但他们等了半天，没见一辆车子从这儿经过。情急之中，李得福想到了他那辆平日运送垃圾的板车。就这样，两位老人将李锐抬上车，一位在前面拉，一位在后面推，一路小跑将李锐送到了县医院。
“他妈的，现在的人确实胆子越来越大了，竟连派出所所长也敢打。”李得福从在吉普车的后排，边咳嗽边骂着。
其实李锐躺着的地方离新世纪公园的大门有近一百米的距离。我和杨新愚到那儿时，隔老远看见那个李老头站在路灯下，正比比划划地向一位穿白色衬衣的人讲着什么。李得福告诉我们，李老头与他一道将李锐送到医院后，惦着他的门防，怕早起的人出不了门，就先赶了回来。
出乎意料的是，那穿白衬衣的人竟是吴江书记的儿子吴鹏程。吴鹏程在我们江夏县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出名并非他的能力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而在于他是吴江，吴书记的公子。多少年以前，我们江夏县流传着一个*，吴鹏程就是其中的太子之一。此外还有陈兴旺的公子陈平，原公安局局长蔡济生的公子蔡正勇，原县法院院长唐冀中的公子唐俊等。这些人在我们江夏县可是了不得的人物，不说一跺脚整个江夏县的地面得抖上几抖，但可以说在江夏县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全民经商那阵子，整个江夏县都可以看见那些太子们伸展拳脚的影子，而*的称谓也就是那个时候在老百姓的嘴巴上流传开来的。这几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在老百姓的记忆中被淡化了。这主要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那些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们已经成熟了，知道内敛比张扬要好；其二，社会在发生变化，以前他们依靠的是他们父辈的权力，而现在他们自己手上已经掌握权力了，怎样长久地运用这些权力是他们必须慎重的问题。在我的记忆里，以前的吴鹏程蓄着披肩长发，不管白天黑夜都戴一副太阳镜，一副玩世不恭的懵懂少年模样。而眼前的吴鹏程与以前的那副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留着一丝不苟的小平头，戴一副黑边框的眼镜，圆润的脸上始终挂着矜持的微笑，不仅透出学者的风度，而且给人以平易近人的感觉。
吴鹏程看见我的杨新愚，伸出手与我们握了握，说：“辛苦了，辛苦了。”他的手冰凉冰凉的，但非常柔弱。他说话的语气也是柔柔的。
在我诧异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将我拉到一边，简单向我解释了原委。原来昨天晚上李锐在他家吃完饭后，与几位朋友在麻将桌上玩了一下。早上三点钟才离开的。
“十几分钟以前，他们打电话到我家里，我才得到消息，就匆匆忙忙赶了下来。李锐伤得重吗？” 吴鹏程说，表情沉重。
我告诉他正在抢救，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
“我们原计划是玩通宵的，但李锐说白天有事，得赶到范湖乡去，结果他就先走了。没想到竟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吴鹏程说。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局里已经作了工作安排，计划今天由李锐陪吴书记到范湖乡去。”我说。
吴鹏程叹了一口气，背着手踱了几步，将目光定在远处忙碌的杨新愚。不知杨新愚从哪儿搞来一支手电筒，弓着腰，四下里搜寻着。
我想了一下，问吴鹏程：“昨晚上你们在块打麻将的有哪几个人。”
吴鹏程迟疑了一下，说：“我一个，李锐一个，我们土地局的袁相全一个，另外一个是冯明海。我们四个人是固定班子，休息时间经常在一起搓上两把。你平时也打麻将吗？”
“有时间也喜欢玩上两把，作为消遣的一种方式。”我说。但仔细一想，上次是什么时间与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打麻将我还真记不得了。吴鹏程所说的这四个人，除了李锐的官稍小一点外，其他三个可都是有头脸的，吴鹏程就不说了，袁相全是土地局的第一把手，而冯明海则是县里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
“你们公安局抓打麻将的有标准吗？”吴鹏程突然问一句，眼睛却仍看着杨新愚。
吴鹏程所指的是用麻将赌博。什么叫赌博呢？法律规定得非常明确，是指以赢利为目的。但是，谁坐在麻将桌上不想赢上几个钱呢？大的输赢上万，象那些包工头、公司经理什么的，小的输赢也就是十来块钱，象街上开电动三轮车、贩小菜的。如果严格按法律办事，这些人都算得上是赌博，都得抓。若真这样，我们公安局光抓打麻将都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公安局私下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则，那就是只要没人向公安局告发，我们就权当没那么回事，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若有人告发，不管输赢大小，即使是一家人，如爹爹婆婆儿子媳妇在一起打麻将，我们也得管，但充其量是将麻将没收了了事，绝不会罚款，更不会抓人。
现在吴鹏程问起这档子事，我只得如实将我们公安局的这一原则简单向他解释了一下。我感觉自己在解释时，言语有点儿尴尬。
“也是的，遇着打麻将的你们公安局都去抓，那全国得被抓一大半了。”吴鹏程笑了起来，“现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种说法吗？什么十亿人民七亿赌，还有三亿在跳舞。也是的，那么多的人若不是有麻将将他们吸引到麻将桌上，而放任他们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哈哈，我想那社会治安会更差，你们公安局更会忙不过来。”
吴鹏程虽说的是笑话，但他这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前阵子县里炼锌厂倒闭后，二百多号工人由于生活没有着落，集体到县委上访，许多社会闲杂人员也围着起哄。我们公安局在驱散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回家打麻将去，跟着瞎起哄干什么。”
我们聊着时，杨新愚突然在围墙转角处招手要我过去。我与吴鹏程打了下招呼，准备忙自己的事。这时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最后与我拉了拉手，说：“你忙去吧，曾队。我就不打搅你了。若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了解的，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我。”离开时，他向杨新愚招了招手，向他道别，但杨新愚正埋着头在地上搜寻着什么，没有看见。
杨新愚在围墙的拐角处还真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是一根一米来长的钢钎。我走过去时，他侧着身子，一手撑地，几乎半趴在地下，用手电筒照着那根钢钎，仔仔细细地看。在证据收集和痕迹鉴定方面，杨新愚是我们公安局的绝对权威，谁也不敢向他挑战，谁也不会向他挑战。之所以不敢向他挑战，这主要缘于他的业务能力确实太扎实了，他从事公安工作近四十年，我们江夏县的每一桩有影响的案子，他都参与侦破过，不仅如此，他的观点以及鉴定结论肯定在破案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不会向他挑战，则缘于他的人品。许多人喜欢用与世无争这句话来标榜自己对仕途、对利益、对社会的淡漠，但在行动上或者具体事情上，他们往往与自己所标榜的大想径庭，关键时刻，与世无争都不知扔哪儿去了。在这一点上，杨新愚完全做到了言行一致，口心一致。近四十年的公安工作经历，到现在仍只是刑侦科的一个小小科长，并且只是个正股级待遇。过去的领导，以及现在在职的领导，许多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在他的栽培下一个个进步了，发展了，逐渐变成了他的领导，有当县政法委书记的，有当公安局局长，最不济的也在下面哪个乡镇派出所里当个所长，唯有他仍在他那片天地里研究他的指纹、痕迹什么的，好象其他的一概与他无关。他仍是他，四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仍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人你怎么会向他挑战呢？他不会妨害你的发展，也不会将你梦寐以求的位置强抢了去，更不会在你前进的路途上故意埋上一颗地雷或者扔上一块石头。县公安局里的一头真正的老黄牛，上级是这样评价他的，下面的平头百姓也是这样评价他的。
“如果没有猜差的话，这根钢钎就是作案的凶器。”杨新愚趴在地上，好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你看，上面还沾着毛发和血迹哩。”
我也学着杨新愚的姿势趴在地上，就着手电筒昏黄的光亮，仔细端详着那根钢钎。其实这是平日里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钢钎，是从十几米长的罗纹钢上裁下的那么一截，有乒乓球粗细，一米长短，一头锻打成尖形的，象小学生削好的铅笔一样，这是用来凿开坚硬的水泥地面或者其他坚硬的东西的。另外一头则锻打成扁平状，象一把厚实的铲子，毫无疑问，这样的形状是便于伸进某个缝隙，使整根钢钎起着撬杠的作用。平日里蹲在马路边等生意的那些农民工们，除了带着从事泥瓦匠工作所必须的一应工具以外，往往也带着一根这样的钢钎。但我注意到，眼前这根钢钎显然好久没有用过了，不仅整根钢钎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黄色铁锈，就是尖的那头和平的那头，也锈蚀了，看不见一星点光泽。
杨新愚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小心地将钢钎裹好，拿了起来。“回去仔细看看，不定上面留着指纹什么的。”他说。
这时，天已经几乎全亮了，东南方向的青龙山在晨曦里露出黛色的山脊，而近处的各式建筑在沉睡了一个晚上后，感觉它们也从城市的喧嚣中逐渐收醒过来。雾霭中，出现了早锻炼的男男女女的身影，洒水车那单调的铃声也非常熟悉地传进耳膜。这个平常的小县城确实醒了，但它对于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它的怀抱里发生的这起凶杀案，它知晓吗？
没想到李得福仍跟在我们的身后。我告诉他忙他自己的事情去吧。
他朝我们点着头，唯唯诺诺地说：“好的，好的。”但在他推着车子准备离开时，又对我们说：“你们到围墙上面看看，我感觉上面沾着血迹。”
李得福说得没错，在李锐躺着的那段围墙上，确实有不显眼的一抹血迹，并�